第一幕南国

　　厦门已经提前進入春天，枝头的洋紫荆兀自粉艳，高大茁壮的仙人掌也随处都能见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都被“小清新”定义。老一辈的本地人心知肚明，管它什么标签，日子终究是在“抽喇叭烟，听南音乐，泡功夫茶”的节奏中度过的。而面对舶来品制造的新鲜感与时髦气，他们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淡定，看那泛黄的骑楼、繁复的花砖，哪一样不是人们过去闯南洋带回的痕迹？偏安一隅，民物富庶，人们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云淡风轻。而年轻人各自有志，他们玩票似的浸入咖啡、电音与设计的美学庇护所，随时都能抽身而出回到生活。在莲岳路的 NOA Hotel，空间以工业感的设计回应本土文化，人们在这里喝咖啡、办公或入住，透着活力与自足，俨然已经成为青年社群文化的试验场。

　　我们从 NOA Hotel出发，抵达中山公园西门。从潮流文化聚集地切换到老派优雅生活区只消十来分钟。在逼仄的玄妙巷内，阮经天坐在台阶上和几个两三岁的小朋友玩起了游戏。他将一个溜溜球藏在手心，双手背在身后，歪头问道：“叔叔变魔术，你们猜在哪个手里？”孩子们从他两侧发起“袭击”，奶声奶气地抢着回应，却怎么也猜不中。一个眼尖的男孩识破了叔叔的把戏，他大声喊道：“你骗人！”孩子们的语音里透着一股嗲嗲的南国风味，与阮经天的台湾腔融在一起。他们扑向这个大男孩，大家笑作一团，拍摄就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
　　孩子们簇拥着他走出小巷，一位阿婆从窗口探头打量，他主动打招呼，“阿嬷，价就随欸（这里好美）”，毫不吝啬夸赞。在外来者耳中，闽南语迥于普通话的发音常让人困惑，实际上，其发音多能在汉字中找到对应，且保留了古时用法。穿过时间洪流，方言里保存了过往的记忆。

第二幕刺猬

　　在一整天的拍摄中，阮经天有礼貌且耐心，这并非逢场作戏。在真人秀里，他投入其中，而戏里的情绪也跟着延续到戏外。“发生的感情是真的，怎么能说收就收？”他反问道。还记得《念念桃花源》里那只小刺猬吗？节目杀青后，刺猬的命运也有了新的安排。“它跟着我了，我管它叫 Minime”，是电影《王牌大贱谍》里邪恶博士的小跟班。
　　大家都知他爱猫、爱狗，当年从路边捡回的流浪猫一直跟了他17年。然而初入剧组看到这个浑身是刺的小生物时，他也很疑惑，这真的可以养吗？导演用一个理由说服了他：“我们跟陌生人交往，肯定会有一个壳，跟刺猬一样。只要你每天喂它吃东西，慢慢地让它的毛顺下来，它就可以陪伴你。”
　　在一个月的拍摄中，他尝试与刺猬相处，喂它坚果和面包虫，将它的小窝放到床旁边一同入睡。他发现刺猬跟人一样，一开始会武装，但只要你给予它足够的安全感，它就会认得你。在节目最后几集时，刺猬已经习惯了他的手掌与臂弯，会慢悠悠地钻进去。
　　他观察刺猬的习性，小家伙儿会拆家，也会出其不意地炸毛，释放出敌意，刺痛对方。这让他照见自己，“我觉得自己蛮像刺猬的，我曾经对世界充满防备心，现在偶尔还是会把毛竖起来。”对他而言，身上的“刺”并非某种锐利的存在，而是他的友善、他的努力融入。“大家都以为板着脸是保护色，但我的刺就是我的笑。当我笑着且不停地说话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保护色。”在节目最初，他不断输出自己的礼貌与客气，随着时间推移才找到松弛的状态。如同那只刺猬，当毛顺下来后，真实的自己才慢慢浮现。
　　有些道理是他在30岁之后才明了的。回顾他的人生，其中写满转折，10岁之前，他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那是幸福的初始。之后，他回到父母身边，压抑的家庭氛围激发出他内心的叛逆。叛逆少年的出路往往意味着走极端，这需要一点儿运气。他偶然踏入娱乐圈，深知自己既没背景，也缺少科班的训练，凭着身体里的觉知与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走到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他26岁成名，28岁获得金马奖影帝。然而在30岁的分界线上，他有些踟蹰不前。在《念念桃花源》里，他对岳云鹏掏心挖肺，几年前一起录制另一档真人秀时是他最痛苦的阶段，晚上在房里哭，白天面对镜头则要笑出来。“人永远都是反着来的。”他想起小津安二郎书里写的，心里想什么，脸上挂什么，那是上野动物园的猴子。“作为成年人，你越痛苦，笑得越厉害，因为你觉得丢脸，不想被同情。而有时候当你快乐时，你笑着笑着就哭了。这就是生活。”
　　过去他在镜头前依照设定的框架尽力表演，而30岁之后，他发现现实生活的剧本显然比虚构世界更值得玩味，洞悉人性是另一种表演智慧。
　　“其实是要，不演。”他停顿了一会儿强调道。
　　“这很难吗？”
　　“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入行前几年你不可能知道，”台湾口音有时会消解叙述的严肃性，但他始终诚恳，直视你的眼睛说，“我经历蛮多的，我38岁了。”大家笑起来。

第三幕市井

　　車子驶过钟鼓山隧道，黑黢黢的隧道两侧装饰着假的山石花树，带着一点儿质朴的幽默。朝着光亮驶出，你会被大片的天空和皂角树的叶片吞没。这座城市极大地发挥了自然的效力，人们也安于其中做自己的梦。在南华路上的昔物所，茶已备好。推开生锈的铁门，穿过鸡蛋花树阔大的枝叶，站在院落里仰头看，三楼的使君子藤蔓垂落，应和着地板上的花砖，这幢20世纪70年代的别墅不发一言，只有光影在镶嵌着贝壳的墙壁上跳动。
　　阮经天坐在泛旧的木椅上，举起茶杯，好像这就是他平常的一天。在厦门喝茶，既可以庄重、有仪式感，也可以漫不经心在街头进行。无论在巷子里、骑楼下，还是在八市的大排档，一套信手摊开的茶具都必不可少，它为人们谈天说地提供了一个微小的场景，也用一杯热茶带给人安慰。“厦门好 chill（悠闲）。”他忍不住感慨。厦门将市井气演绎得精微、有层次，其中有一种老派的体面。
　　旅行时，他也偏爱深入市井。他从不做攻略，都是即兴发挥，可能是在路边或是菜市场找一个本地人聊上几句，就知道该去哪儿觅食、逛街。“就像你去台北，我一定不会带你去网红打卡点，但是我会带你去一些保留传统文化和生活氛围的地方。”去日本京都时，他误入一间接地气的酒场，在一群日本大叔的环绕下大口喝啤酒。他还在东京的二手家具店里淘旧物，看匠人现场帮你修补。
　　这让他在厦门的行程展开得合情合理，吃沙茶面，逛八市，在吉治百货的五楼俯瞰夜景。在开了37年的月华沙茶面档，身高1.84米的他蹲坐在小板凳上，手捧着盛满沙茶面的一次性碗，呼哧呼哧地将面条送入口中。还不忘回头告诉经纪人，这很像台湾的油面，让他们等下记得点一份“经典”。他只花几分钟就吃了个见底儿，连汤也不剩。店内的阿姨前额顶着舒芙蕾一般的卷发，眼睛放光地盯着面前这位明星，用一口闽南普通话夸赞：“真是偶像欸，本人好帅。”而他伸出拇指回应：“阿姨，好呷。”在镜头下，城市并非一张生硬的背景板，他将步子嵌入其中，调动语言、姿势与人群互动，成为庞杂市井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幕歸宿

　　傍晚的演武大桥最接近恢宏，背后是高耸的双子塔，海上则是盛大的落日。演武大桥上人群流动，健身的阿姨、看晚霞的情侣，还有成排坐的老人像端正的小学生，他们并不怎么说话，只是眼看着夕阳消逝。这一幕恰好被阮经天捕捉到，演员的直觉让他观察周遭的人和环境，他向导演提议加一个场景。接着他便小跑向老人们，在他们身边坐下，侧头轻声聊天。
　　在老人和孩子面前，他恢复为一个大男孩的角色。在他眼里，老人和孩子最没有成见，让人足以卸下背上的“刺”。十岁以前他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是浙江人，讲一口口音浓郁的吴语，从小就会给他做炒鳝糊。近几年他在上海生活时，听到熟悉的口音，尝到熟悉的味道，会生出一些亲近感。
　　所以乡愁是什么呢？祖父辈从浙江出走，落脚在海对岸，他则从台中眷村启程，安身于台北，此后又往返于上海。两代人的乡愁，是在厦门的排挡里认出了台北的夜市，也是在上海、浙江摸索拼凑出爷爷奶奶的来时路。
　　去年夏天，他回到台北，每天都在医院陪伴奶奶，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尽管心电图上仍有波动，但他感应到最爱他的那个人已经离去。“人走之前，你是知道的。”他提起衣袖，小臂上露出一个文身，那是根据奶奶生前的一张照片刺下的，照片里，奶奶鼓鼓的脸上，挂着顽皮的笑，头发上全是香波泡泡。“我奶奶是超级搞怪的。”他笑着，眼角却泛了泪。
　　第二天，他即将从厦门飞回台北，回归到原本的生活中。在那里，他有一群骑摩托的死党。“他们一个是在夜市上卖袜子的，一个是卖菜的，一个是富二代，还有我的摩托车师傅。”38岁的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个。每周这五人都会沿固定线路从台北骑往宜兰，那是一条险峻的山路，他们几乎都有过从摩托车上跌倒负伤的经历。他笑嘻嘻地亮出手机相册，在收藏页面里有这群男人的负伤照，他们不是拄拐，就是手缠绷带。经历过风浪，你才能举重若轻。
　　一次次往返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在台北，他被兄弟们的默契与友谊围绕着，而在上海他也能找到家的痕迹。比他小12岁的弟弟阮经民定居上海两年，显然他已经适应了此处的生活。哥哥曾试探地问弟弟会不会回台北，而年轻人笃定地摇头。这次，他将小刺猬 Minime留在弟弟身边，等待着下次见面。上海也成了家一般的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