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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作为“众声翻译”中的主要译者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在对异域文本的具体选择、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对译本受众身份的设定，以及译本的传播方式等方面，译者的主体性操控意识与话语的权力欲望都隐含其中。这一切不仅直接左右译者、受众的个人文化身份和文化选择，还对于最终围绕着这些现代思想或现代知识所结成的知识群体的出现，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