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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的投票模式似乎都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的投票方式与他们的长辈明显不同。一条巨大的鸿沟似乎已经出现，与其说是基于收入、教育或性别，不如说是基于投票者的世代。
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充分的理由作为支撑。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正如他们现在所过的，是不同的。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愿景也不同。
例如，在一些人出生之前或有些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冷战就已结束。“社会主义”这类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社会问题而不是给予冷遇的社会——人们互相关心，并且也关心自身生存的环境——也许其概念就是这样。没错，在十五年前或半个世纪以前，“社会主义”实验可能曾经失败过；但今天的实验与过去的实验完全不同。所以，过去实验的失败并不代表新的实验也会失败。
老一辈的欧美中上层阶级已经拥有较好的生活。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有大量薪酬较高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他们想做什么，而非在获得一份使他们能够搬出去的工作之前，还需要与父母在一起住多久。
那一代人期望的是有工作保障、早早结婚、买一所房子——也许再买一套避暑别墅——最后领着合理的社保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过得比父母更富裕。
对今天的老一辈来说，虽然他们一路走来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但他们大部分的期望都实现了。与工作相比，他们可能从房屋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收益。他们自己肯定也觉得这很奇怪，但亦欣然接受了这份来自我们投机市场的礼物，并且，通常自我肯定自己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购买房产的能力。
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处于收入分配的哪个层级，他们的期望都与老一辈相反。他们的一生都面临工作没有保障的问题。通常来说，许多大学毕业生都要花费数月——普遍要在从事一到两份没有薪水的实习之后——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还都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知道，还有许多比他们更穷困的年轻人（虽然其中有一些在学校里比他们表现得更好）无法负担起一两年没有收入的实习经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一开始就可以顺利获得一份实习。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有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们越穷，欠的债就越多。因此，他们不关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只关心什么样的工作能使他们还得起大学贷款（通常这些贷款要压迫他们20年以上）。同样，购买房屋也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这些挣扎困苦意味着年轻人不太会考虑退休问题。如果他们考虑的话，鉴于最低利率持续的可能性（基于现在利率是多少，未来利率还是多少的考虑），他们也只会被为能过上体面生活（除仅有的社会保障以外）所需要积累的财富量吓到。
简而言之，今天的年轻人通过代际公平的镜头来看世界。中上层阶级的孩子可能最终过得不错，因为他们将从父母那里继承到财富。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依赖，但肯定也更不喜欢另一种生活：白手起家、努力奋斗去达到最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解释这些不平等，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这些困境和痛苦也影响到那些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在学校表现优异且做任何事都“正确”的人。当他们看到引起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不景气的银行家们拿着丰厚的奖金大摇大摆地走开，却几乎无人因其错误行为而被追责时，经济游戏所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就会愈发强烈。经济上出现了大量问题，然而却不是由单独某个人的过错铸成。政治精英们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受益人只有那顶层的1%。其他所有人，包括年轻人在内，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这三个现实——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不公正、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对精英阶层的失信——定义了我们当前的政治情况，而且事实确实如此。
很多类似的事情都没有答案。也因此，欧洲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正在走向失败。美国目前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一方面，各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相煽动群众，提出一些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提议；另一方面，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在提议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变革——如果国会批准这些变革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改革被采纳，将抑制金融系统剥削那些生活不稳定人群的能力。而且，二人都有进行教育体系深刻变革的提议，以改变美国资助高等教育的方式。
鉴于当前变幻莫测的股票市场和我们已进入利率近乎为零的世界，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使除了那些有父母可以帮衬付首付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实现退休保障。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情况好转，否则，年轻人很难找到通往就业市场的平坦道路。美国“官方”给出的失业率仅仅为4.9%，这掩盖了背后更高的实际失业率，最终抑制了工资水平的上涨。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做了。他们察觉到代际公平的缺失，他们有理由去愤怒。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王艺璇译）
这种分歧的产生有充分的理由作为支撑。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生活，正如他们现在所过的，是不同的。他们的过去不同，他们的愿景也不同。
例如，在一些人出生之前或有些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冷战就已结束。“社会主义”这类词语所表达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社会问题而不是给予冷遇的社会——人们互相关心，并且也关心自身生存的环境——也许其概念就是这样。没错，在十五年前或半个世纪以前，“社会主义”实验可能曾经失败过；但今天的实验与过去的实验完全不同。所以，过去实验的失败并不代表新的实验也会失败。
老一辈的欧美中上层阶级已经拥有较好的生活。当他们参加工作时，有大量薪酬较高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他们想做什么，而非在获得一份使他们能够搬出去的工作之前，还需要与父母在一起住多久。
那一代人期望的是有工作保障、早早结婚、买一所房子——也许再买一套避暑别墅——最后领着合理的社保退休。总体而言，他们希望过得比父母更富裕。
对今天的老一辈来说，虽然他们一路走来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但他们大部分的期望都实现了。与工作相比，他们可能从房屋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收益。他们自己肯定也觉得这很奇怪，但亦欣然接受了这份来自我们投机市场的礼物，并且，通常自我肯定自己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购买房产的能力。
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处于收入分配的哪个层级，他们的期望都与老一辈相反。他们的一生都面临工作没有保障的问题。通常来说，许多大学毕业生都要花费数月——普遍要在从事一到两份没有薪水的实习之后——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还都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知道，还有许多比他们更穷困的年轻人（虽然其中有一些在学校里比他们表现得更好）无法负担起一两年没有收入的实习经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一开始就可以顺利获得一份实习。
今天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有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们越穷，欠的债就越多。因此，他们不关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只关心什么样的工作能使他们还得起大学贷款（通常这些贷款要压迫他们20年以上）。同样，购买房屋也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这些挣扎困苦意味着年轻人不太会考虑退休问题。如果他们考虑的话，鉴于最低利率持续的可能性（基于现在利率是多少，未来利率还是多少的考虑），他们也只会被为能过上体面生活（除仅有的社会保障以外）所需要积累的财富量吓到。
简而言之，今天的年轻人通过代际公平的镜头来看世界。中上层阶级的孩子可能最终过得不错，因为他们将从父母那里继承到财富。虽然他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依赖，但肯定也更不喜欢另一种生活：白手起家、努力奋斗去达到最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解释这些不平等，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工作不努力。这些困境和痛苦也影响到那些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在学校表现优异且做任何事都“正确”的人。当他们看到引起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不景气的银行家们拿着丰厚的奖金大摇大摆地走开，却几乎无人因其错误行为而被追责时，经济游戏所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感就会愈发强烈。经济上出现了大量问题，然而却不是由单独某个人的过错铸成。政治精英们承诺“改革”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受益人只有那顶层的1%。其他所有人，包括年轻人在内，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不安全。
这三个现实——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不公正、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对精英阶层的失信——定义了我们当前的政治情况，而且事实确实如此。
很多类似的事情都没有答案。也因此，欧洲的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正在走向失败。美国目前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一方面，各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争相煽动群众，提出一些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提议；另一方面，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在提议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变革——如果国会批准这些变革的话。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改革被采纳，将抑制金融系统剥削那些生活不稳定人群的能力。而且，二人都有进行教育体系深刻变革的提议，以改变美国资助高等教育的方式。
鉴于当前变幻莫测的股票市场和我们已进入利率近乎为零的世界，我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使除了那些有父母可以帮衬付首付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实现退休保障。最重要的是，除非经济情况好转，否则，年轻人很难找到通往就业市场的平坦道路。美国“官方”给出的失业率仅仅为4.9%，这掩盖了背后更高的实际失业率，最终抑制了工资水平的上涨。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的年轻人这样做了。他们察觉到代际公平的缺失，他们有理由去愤怒。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