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下，有个关于城市大小之辩的帖子被狂转。
　　 一个叫王远成的男子回顾，他大学毕业时来到上海，月薪只有1500，9个人租一套房子，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狼狈。那时的他，像一个永动机一般充满活力。他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持续加薪，和能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恋，他也喜欢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便利。他说，那是一个神奇的城市。
　　 后来因为母亲得了肺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爱的城市和女孩，回到家乡乌鲁木齐。父母帮他弄了个事业编，他们家有几套房子，可是，待得越久，他就越憎恨那种固态的、混吃等死的日子。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暧昧复杂，待得并不舒服，他怀念上海，说，他一定要回去。
　　 有位上海作家转发这个长微博时加了一句“不敢来大城市拼命，就只能在小城市等死”，另一位作家写了条微博反对这一说法，她说她不喜欢大城市，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打拼”其实是内心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认同的表现。
　　 我没有看到上海作家那条，对后者的说法表示同意。后来上海作家解释说，她的那条不是评判别人，而是讲给自己听的。
　　 我不由扪心自问一下，单就我自己而言，小城市真的更可爱一点吗？
　　 显然不是。
　　 1998年，我在家鄉小城，找不到工作。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我初中时开始发表文章，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的要求也不高，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临时工”也可以。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当然，我也得承认，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
　　 这个“大院”，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相比，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我后来才明白，像他这种“主任科员”类的正科级，没有实权，其实没有优势可言。
　　 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叔叔伯伯都知道我写文章，热情地喊我“大才女”。这种虚假的繁荣，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可是，当我站到他们面前，那些叔叔伯伯，不管是文化局的，还是文联的，笑容依旧，只是“大才女”的称呼，变成了一串熟练的“哈哈哈”，然后，看看天，看看手表，找个理由，顺利地金蝉脱壳了。
　　 那些日子，每晚都不能入睡，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把心沁得冰凉。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是小城里的贫民窟，一排黑乎乎的小屋，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我想，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
　　 我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单位工作呢？世上有那么多条路。怎么说呢？电影《东邪西毒》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要是学了点武艺，会点刀法，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你就不愿意种地了，也做不好工了，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
　　 这话很有道理，以我为例，写了几篇文章，在《散文》《随笔》《萌芽》，还有《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也觉得有很多工作不适合我了。
　　 想过要离开，去别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许多人年轻时，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鲁迅写绍兴，也殊无好感，可能是因为，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与家乡零距离接触的那几年，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受伤在所难免，结怨就理所当然。
　　 但是我一时没有离开的机缘，倒是有一天，一家民企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找我，问，你愿意到XX公司上班吗？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是个资深文青。
　　 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有酒店也有商场，我说愿意去看看。于是他带我去见那家民企的董事长。董事长是个看上去就精明强干的男人，我忘了他问了我些什么，印象深的只有一点，他说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文章都复印了，他这几天一直放在床头看。
　　 我如遇知音，第二天就上了班。一个文友闻讯来阻止我，说，你到那里能干啥？小城不缺一个端茶倒水的小职员，但你肯定不是干这个的。这话听了很受用，却也只能一笑了之。事实上，虽然有所谓“知音”的铺垫，在那家公司，确实也只能干个端茶倒水的活，以及，每天早上和大伙儿一起打扫董事长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擦那张大大的老板桌，一定要一鼓作气，从这头擦到那头，不能停顿，否则会留下不显眼的污渍。
　　 我不觉得失落，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这儿干什么，甚至于我都不明白，这个不缺人的公司，为什么要招我这样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是对写作者的同情？还是想多“才女”这么一个品种？
　　 更多的时间里我无所事事，为了不显得太无聊，就趴在桌子上写文章，写完寄给本省的一家晚报。几天后，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号码打过去，副刊编辑欢乐地告诉我，已经发了：“好评如潮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发了两三篇，当我发了四篇文章时，那位编辑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和本省的另外两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点评，题目叫《解读小才女》。那年，我二十三岁。
　　 和我同时被点评的一个女孩对我发生了兴趣，她对一个男粉说，你要是能找到闫红，我就请你吃饭。那个男粉得令而去，用电话疯狂地骚扰了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单位，有一家单位提供了我家的电话。他打去许多个电话之后，我终于下班了，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欢快地说，来吧来吧，我们都想见到你。
　　 我跟公司请了假，施施然前往合肥。那年头人心简单，丝毫没有考虑到骗局什么的。和女作者与她的男粉见了一面，女作者现在是我的朋友，男粉却从此后消失在茫茫人海里，问那女孩，她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怎么冒出来又怎么消失的，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现的。 　　 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旅行，我顺便去拜访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却告诉我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消息：省城的某报在招聘。他说，你一定要去试试。
　　 我去了那家报社，除了一张身份证，没有带任何证件，我嗫嚅着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情况，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吴老师，你看能给报名吗？”年长者没有转身，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我知趣地退出。
　　 并没有转身走开，我想了想，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那位总编没有表情，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报个名。
　　 就那样报上了名，笔试，面试，不敢报太多希望。那是1998年，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三万，应聘者挤破门槛。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的电话，通知我后天去报到。后来我听说，面试之后的会议上，是那个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说：“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又有人告诉我，会议结束后，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眯着眼，微微笑着，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他说：“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我完全想不出哪句话打动了他，当时我因为太过紧张几乎语无伦次。
　　 我来到合肥，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却写着“上上大吉”。虽然一年之后，我就因在“敵报”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但当我来到“敌报”，跟总编自荐之后，总编也是没什么表情地听完，对我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这个“敌报”，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个报纸，《解读小才女》的作者，成了我的同事。
　　 之后生活顺风顺水，我在这里结婚，买房，生子，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它不繁华也不喧嚣，更不排外。它房价适中，气候温和，街道干净，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
　　 它更大的好处是小，以我自己的生活为例，学校、单位、超市、电影院、书店、大剧院、体育场，皆可步行抵达，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哦，对了，有一次，我还在路边邂逅一只小蛇，可见生态环境之好。
　　 有时也不免想，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会怎么样？会在那个公司干下去吗？我直觉不会，最好的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临时工”，拿着比别人少上一大截的工资，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眼巴巴地等着转正，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七八年——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在那里是这样过的。
　　 结婚，生孩子，过年时和亲朋好友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旁敲侧击对方的收入，在被对方描述得完美的生活里暗自寻找破绽，很多人在网上这样描述。如果留在那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辈子，不如意，不顺心，但也渐渐习惯了，就像张爱玲说的，像是在长凳上睡觉，抱怨着抱怨着也就睡着了。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说，小城市就不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爱的小城市，甚至于家乡小城，也不见得就不好，也许是我运气不好，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应该会有很多人，在那里拥有着真实的幸福，但是，若我在那里，确实只是等死。
　　 这些年，也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在被那家报纸辞退的那一年，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纸投去过简历，没有收到回复。
　　 那时我二十四岁，很年轻，如果能去成，可能也就去了。现在的我和北京，都明显不再相宜。房价且不说，交通也让我头疼，起码，在那里，我无法想象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有一天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的生活。还有各种限购，抽签上牌，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
　　 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网络这么发达，长途话费一分钟一毛五，包月套餐都用不完，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在这里，并不缺少什么。
　　 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在微博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的确，那么高成本地生活着，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的心吧，不妥协，也不轻易放弃自己。
　　 那个从合肥去北京的林特特就对我说，她回到合肥，见到很多女人，不过三十多岁，口口声声把小孩弄好就行了。她总可惜她们放弃自己太早。
　　 她这话让我警醒。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锦州人，退休后来到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子，学画画，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很精神，很有斗志的样子。
　　 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等我老了，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趁着胳膊腿还能动，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想想这样的夕阳红，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
　　（ 张亚春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的心贵于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