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不同行的业界大佬的联手，本来就十分罕见，更别说接连合作两次了。可这却真切地发生在了摇滚传奇鲍勃·迪伦和电影大师马丁·斯科塞斯的身上。14年前，斯科塞斯曾经用一部《没有方向的家：鲍勃·迪伦》，透视这位性格乖僻的摇滚诗人的心路历程，让他的传奇经历终于能得到大众的理解，甚至共情。
　　正是出于信任，迪伦把用纪录片还原他的1975年“滚雷巡演”（Rolling Thunder Revue）的任务交给了斯科塞斯，期望后者能为这段著名却令人费解的旅程理出些头绪。然而斯科塞斯虽然在面对1960年代迪伦的上百小时影像素材时，能将线头捋清，却很难为时长只有一个多月的“滚雷巡演”梳理出脉络。因为“滚雷巡演”的意义就是制造混沌。

制造混沌

　　该如何定义“滚雷巡演”？不论是表演者还是看客，都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当迪伦招募乐手加入巡演时，他的推销词仅仅是——“我想搞点不一样的东西……像马戏团演出的那种。”甚至連巡演为何叫“滚雷”，都没有标准答案：有人猜测这是对美国首次轰炸越南的任务“滚雷行动”的反讽;有人觉得这是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致敬，因为有个印第安酋长叫“滚雷”。至于迪伦本人对“滚雷”的解释，则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他正坐在家里琢磨巡演该叫什么名字，突然之间听到雷声从远方滚滚而来，BOOM！所以就这么着吧。
　　虽然意图混乱，但迪伦对这次巡演的构想，其实胃口很大：他想通过这次大型巡演，拓宽摇滚演出的界限。他既不想让演出止步于向年轻人贩卖荷尔蒙，也不想让演出变得像是在礼堂和爱乐厅里那样一本正经。他希望巡演能够打破一切壁垒，成为市井文化的一部分，为此，他从各个地方吸收灵感：马戏演出、狂欢节、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文化、早期美国的“江湖卖药秀”（medicine show）、日本歌舞伎表演、垮掉派诗人的即兴朗诵，以及诞生于1945年的法国电影《天堂的孩子》……
　　上述这些内容繁杂多样，却有着共通之处：充满了放浪不羁的波西米亚气息。身为当代吟游诗人的迪伦，正是被这种特质深深吸引。马戏演出充斥着滑稽与混乱，迪伦制造的则是最高级的混乱：加入其流浪剧团的，是像民谣诗人琼·贝兹、乔尼·米切尔，桂冠诗人艾伦·金斯堡和戏剧奇才萨姆·谢帕德这样才华横溢的艺人。他们如同滚雷一般，所经之处，大地也为之颤抖。

“我是另一个”

　　但迪伦的生命旅程，从来都既向外扩张，又向内自省，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密不可分。“滚雷巡演”最具标志性的外在元素，是迪伦本人的装扮——点缀着花朵的帽子之下，是他涂着厚厚白色油彩、如同小丑一般的妆容。再一次地，迪伦的解释言简意赅：“当一个人戴上面具时，他就会和你说真话;当他不戴面具的时候，则不太可能。”
　　但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呢？或许这是迪伦和我们玩的又一个身份游戏。他用这个“面具”，将自己的舞台人格和原本身份做了显著区分。而在他于巡演期间拍摄的半纪录半虚构电影《雷纳多与克拉拉》中，这种身份游戏更是登峰造极：在其中，他和当时的妻子莎拉分别饰演名为雷纳多和克拉拉的主人公，而他的两位巡演同伴罗尼·霍金斯和罗尼·布莱克利，则分别饰演迪伦和迪伦夫人……

　　对迪伦来说，身份从来都是个变动不居的东西。他最爱的诗人之一是阿尔蒂尔·兰波，而他最爱的兰波诗句，则是“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I is another）——在诗句前进的中途，人称已经悄然转变。在迪伦看来，人生不该用单一视点来审视，否则你只会得到陈腐固定的结论。唯有冲出自己的躯壳，才能获得自由。
　　于是，迪伦在“滚雷巡演”中，不断突破着自我的边界：演出中大部分歌曲都来自《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和《欲望》（Desire）这两张专辑，却在编曲和演唱方式上和录音室版本完全不同。一个简单的和弦变化，就能让原本忧郁的歌曲变得俏皮而愤怒;一个细微的人称变化和歌词改动，就能让先前深情的歌曲变得或疏离，或尖酸，或华丽，或沉静。
　　迪伦在巡演中演唱的歌曲，都已被世人视为传世经典，但他对它们却毫不“爱惜”，因为每次演唱都不可重复，而艺人演唱时的心境与当初创作时比起来，也已经物是人非。就像他在斯科塞斯的纪录片里说的那样：“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到自我，或是找到任何东西。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自我。”

艺术的乌托邦

　　不过，话说回来，“滚雷巡演”的意义其实远大于迪伦的自我创造。这次巡演的时间，刚好临近美国建国200周年，但整个国家正笼罩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带来的颓丧情绪中，滚雷乐团途经的新英格兰地区，更是经济凋敝，气氛灰暗。彼时已成名多年的迪伦，没有忘记自己的民谣根源，他坚信，通过动人热闹的音乐表演，他的“剧团”能为苦闷的大众重新注入活力。
　　确实，“滚雷巡演”没有向观众摆出一副高姿态。迪伦明明可以选择超过万人的体育场作为演出场馆，却最终选择了一系列像小剧院、退伍军人纪念体育馆、麻将馆和印第安原住民社区中心这样的日常场所。在一些偏远城市，工作人员甚至在校园里发放传单，招徕观众。如此亲民的举措，让“滚雷巡演”有了些许市集狂欢的气质。
　　而迪伦和同伴们的音乐也确实直击人心。斯科塞斯的纪录片中最令人难忘的镜头，就是一位观众在演出结束后怅然若失，痛哭流涕。斯科塞斯本人对此极为震惊：音乐居然能给人带来如此大的情感冲击。不过，彼时的斯科塞斯，也即将震撼一代人的心灵了：1975年的他，正在忙着拍摄那部即将成为经典的《出租车司机》。

　　四十多年后，艺术和艺术家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巨变。迪伦依然在巡演，但比起认真听歌，观众更想用手机拍他，惹得他在近十多年里首次在台上怼了人。斯科塞斯则面对着另一种窘境：在影院里泡了一辈子的他，无奈地发现自己的电影很可能没法在院线大规模公映，因为愿意为他的新片《爱尔兰人》砸大钱的，只有Netflix。艺术正在从一种身心在场的体验，变成一种消费行为和一种将世人隔离的手段。此时的斯科塞斯，无疑会怀念那个逝去的年代，在那时，音乐与电影依然是一种如周日弥撒般净化人心的社群体验。
　　不论迪伦和斯科塞斯心中的乌托邦是否会再来，至少在《滚雷巡演：鲍勃·迪伦传奇》中，我们有机会管窥那个美好时代的一角：在巡演的间歇时间，迪伦和好友罗杰·麦奎恩在友人家中甘做配角，为乔尼·米切尔温柔坚定的歌声伴奏和弦。“滚雷巡演”是属于艺人的乌托邦，它虽然让金主赔了钱，却让参与其中的每个艺人都“创造”出了最极致的自我;这样的巡演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