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穆特的粉丝，因为太喜欢听歌剧了。在最初的“发烧”阶段，微薄有限的收入要求你必须作出选择。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穆特、基辛这样12、3岁便扬名立万的音乐神童毕竟第一次听说，神奇和惊诧自然是那个时候的第一反应。我总是能够想起来那个神气十足、稚嫩的小丫头穆特站在乐队前面与卡拉扬合作的黑胶木唱片封面，但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第一张穆特唱片是90年代一次《高保真音响》杂志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一次试听讲座会上，我抽签中了一张穆特的萨拉萨蒂专辑，里面有《卡门幻想曲》，一时间惊为天人。
　　很少会有人把穆特和美女挂钩，她的琴音听上去冷、硬、很理性，那时看不到视频，除了一两张照片，全凭耳朵和想象了。1997年，穆特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我还在博物馆工作，依然买不起票。从那时起，我的愿望就是去做一个文化新闻记者，可以理所当然借工作之便欣赏所有名家演出。还真的梦想成真了！
　　2006年6月28日穆特世纪剧院独奏音乐会。一个年届四旬的演奏家，一套莫扎特奏鸣曲，没有什么值得宣传的兴奋点，正在一筹莫展，上海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小提琴女皇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降B大调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中突然收弓，表情严肃向观众席第6排一位男士说：“你的相机闪光灯一直对着我的脸，我无法演奏，你必须离开，现在出去”，男士被工作人员快速带离现场，全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支持穆特率真且绝不妥协的行为。第二天上午，北京主办方接到穆特经纪人电话，要求严格遵守演出合同规定，严格控制剧场内秩序，如果出现上海的情况，穆特也会随时中止演出。这个消息一经发布，立刻成为京城媒体的热门话题。我发现自己虽然是个古典音乐“发烧友”，但卷在媒体新闻浪潮中，也不再有多少心思专注和欣赏音乐了，这多少有些无奈。
　　那晚音乐会很有意思，世纪剧院大堂正面背板墙上有京城多名乐迷的6条文明倡议书，我也在上面签了名，但事后发现真正签名的不足到场的十分之一。那场音乐会还是有零星的手机铃声，穆特显然不希望在中国总出现不愉快，她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演奏，最终赢得观众的欣喜若狂。
　　2008年的5月27日、28日，穆特再次来到北京。两年过去了，“拍照门”事件仍然是媒体追问的焦点，当穆特听到会有很多小孩子到场时，出人意料地兴奋回答：“真是太棒了！孩子是最好的观众。他们的反应最诚实、最自然，孩子在小时候接受这种教育很有必要，这会让艺术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注意到很多中国的年轻家长都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听音乐会，我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这对古典音乐发展有益，音乐也使孩子们更快乐”。穆特的严苛相当有针对性，而她的宽容更来自于她的母性。
　　那两场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正处于开张不久的“看房”热潮中，观众绝大多数都不是为穆特而来。最有趣和最难忘的一件事，演出结束后，我听到的一位大爷问老伴“谁是穆特儿？那个一直站着的女人吗？”大妈说“那个就是模特儿（有点儿口音）！”“那她为什么不唱个歌儿？”……
　　穆特后两次来中国都有些特殊状况，前一次遇上了“闪光客”，后一次遇上了“看房团”。而我也从当年的“发烧友”变成了“传媒人”。虽然有了欣赏的便利，但却心情不再，每次听穆特，心里都在想着“闪光客”、手机声或是“看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