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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悦阳（记者）
嘉 宾：徐景新（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作曲家）
余 震（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蓝 凡（上海大学教授、理论家）
赵 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余 宵（青年舞蹈家）
艺术之春，春满申城。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广大爱乐者的期盼中拉开了帷幕。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洋音乐的国际化大都市，全国第一所独立高等音乐学府的所在地，上海在培育音乐人才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由上海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不仅在全国各地专业院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各大国际音乐比赛中也屡屡获奖。
数十年来，“上海之春”始终在“出新人”、“推新作”上下功夫，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并逐渐成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一大品牌与特色。如何在这一国际化的舞台上推出具有世界影响力，又不乏中华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向国内外爱乐者推荐优秀的实力派新人，成了本届“上海之春”热议的话题。为此，《新民周刊》与上海市文联共同推出了“独家艺见”专栏，广邀专家，共同做一番深入、独到的解读。
广阔舞台推新人
主持人：近年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下，对于音乐作品、人才与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力度，都在不断加强，这里面 “上海之春”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对此，徐景新老师有何体会？
徐景新：仔细算来，至今为止我们“新人新作展”已经办了七届了。“海上新梦”这个栏目就是做新人新作的，而且已有几十个作品在这个栏目上演了。当初办这样一个项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新人新作能够与观众见面提供一个平台，避免一些新作品做出来以后却没有机会演出，因为这要牵涉到乐团经费、宣传等等方面，做起来很困难。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办音乐会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必须要筹集大量资金，必须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把作品选出来。目前筹集作品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委约，二是征集。征集主要是面向上海，但也不局限于上海，也面向全国甚至海外。另外在音协有一个创作委员会，通过创作委员会的民主投票来选定节目。这次我们上演的是艺术歌曲和管弦乐两档新节目。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层次比较丰富，有很多80后90后的，也有60后40后的，还有海外的。
对于每年办的新作品，我的体会是上座率、影响力也是比较高的。观众有基本的审美定式，如果观众不是特意关注这个新作品，或者不是作曲者的发烧友，一般的观众去听一场音乐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新作品恰恰不具备这方面条件，因为它没有和观众见过面，所以我们在作品的推广上花很大力气。我们这次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会关注向观众发的调查表，“你觉得哪些作品好/差”，另外我们给上海的作曲家、评论家都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对这台音乐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通过这些方式来总结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我们考虑到音乐是作品，我们绝不是群众歌曲大家唱，我们音协主要在艺术含金量方面做工作。据我了解，观众对这次艺术歌曲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既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也要可行性，曲高和寡也不行。
现在来反观这次新人新作音乐会，如何把它做下去，问题就是我们以后怎么使新人新作更多地和观众见面，更多地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我们通过这次的总结能够在下一届更好地运用，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又是登广告，又是筹集资金，又是请了音乐台。但是我觉得还没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益。我们既然花了这么多的精力物力，怎么使新人新作能够起到更多的社会效应，这点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主持人：您觉得本次“海上新梦”艺术质量总体如何？
徐景新：艺术作品的反响还是可以的，而且有些作品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但是要说非常好还是有点差距。而且一个新作品出来，不能指望一场音乐会就能让大家接受。我们的观点就是，音乐节给你这样一个平台，让你的作品能够跟观众见面，而且我们正准备出版这些作品，出版也是推广作品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能指望一个作品今天出来，明天就家喻户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作品，像一些古典作品出来的时候是寂寂无名的，通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实践才成功。我们的想法只是给这些作品提供一个平台，以后怎样要看它自己的造化了，我们不能左右这个市场。因为一个作品的问世，要看作曲家天时地利人和、业界支持、社会各方面效应才能成功的。
主持人：刚刚徐老师说了很多关于推进新人新作的新的做法，总结一下有如下几点：一，征求观众意见；二，评论力度加强；三，专业性与可听性兼具；四，加强宣传力度；五，集结成册加以推广；六，多打磨多演出；七，相应的评奖鼓励配套。七管齐下推进新人新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在新人新作方面新人容易出，新作比较难出，特别是有演唱的新人比较好出，因为他可以借着经典名作以及观众的审美期待来乘势而上。但是新作是凭空出来的，更难一些。
徐景新：是的，一般除了粉丝，第一次听新作品的观众都比较难接受。而且有些作品第一次演出也不一定能成功。作品出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注重舞蹈文学性
主持人：除了音乐作品，舞蹈方面的新人新作，也是“上海之春”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余宵老师今年有一些新作，也培养了一些新人参加演出，不知您对于本届舞蹈作品的评价如何？
余宵：今年我们舞蹈学院的作品整整占了这次比赛的一半，有12件作品。整体上说风格是很丰富的，民间舞、国标舞、现代舞、芭蕾都有。但是我们这些作品都是些小作品，应该说我们在选材上都比较正规，我觉得唯一的缺憾就是现当代的一些题材比较少。应该说编舞技术相对过去来讲已经越来越成熟，但在题材选择上面，我觉得应该再拓宽一点。可能再接一点地气，比如表现上海当代都市生活的一些题材。
另一点，我们最困惑的是在做作品的时候，音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没钱请作曲。而可用的资源又很有限，因为中国古典的一些音乐我们都编过，甚至是编了又编。现在像我做这个作品是选的莫扎特的音乐，用一些西方的音乐来做。所以在选音乐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其实真正工作的时间倒没有这个多。 主持人：余老师提出的题材问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无论是舞蹈还是戏曲，现实题材往往会令编导犯怵，原因无外乎缺少生活经验，接地气不够，另外一点，艺术质量不敢保证，演出票房也不敢保证。
余宵：是的，现在好的小说好的本子确实不多，但是一般来讲，舞蹈的剧本还是应该舞蹈编导自己来写。正如您所说的，现在确实是少了一些体验，少了一些思考，可能现在心不够静。
蓝凡：舞蹈是近几年才加入“上海之春”的，它的动因就是推动上海音乐舞蹈的发展。舞蹈界实质上是真实地反映了上海这一两年的自然创作状态。而且它有两大特征，一个就是它的艺术形态在往底层走，第二个就是不管是表演或是创作都是比较靠市场来提劲。这个特点就指导了舞蹈新人新作的方向。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从2010年以来舞蹈界提出，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呼唤这种口号——“舞蹈界要注重它的文学性”。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过一阵，后来又把它淡化了。我们说的文学性就是它包括了对舞蹈题材的选择，对舞蹈电影的开发，和它的本身应用的在程度上的提升。
“上海之春”是检验上海舞蹈界的实力，假如我们实力真的更高一点，那在国际上我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我们请的也是国际导演，但它主要翻排的是经典的文学题材，所以它在文学性上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怎样解释这些文学经典，有什么当代的意识，这是一个问题。
好的舞蹈作品它能够留下来一定是它的文学性很强。光是纯粹的跳跳舞，看完若干年以后怎么留下来？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对新人新作来说如何强化它的文学性。一般来说，现在新的编导也好新的演员也好，不太容易深思，现在的社会很复杂，外面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很精彩。还有就是要提高文学性修养，舞蹈尤其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本届的一部舞蹈作品——《双城》，它是来自北京的参加“上海之春”的展演，也是最有光彩最有亮点的一个作品。它是现代舞，但它不是后现代舞，是现代舞里面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世界上流行的舞蹈形式。而我们很多作者并不清楚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在舞蹈界尤其是这样。
我个人建议，上海除了舞剧是个重镇，还要大力发展小舞蹈的创作。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把所有的小舞蹈集中起来，我们思想意识要走在前面，技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通过“上海之春”给现在的青年人造成这种氛围，有意地尝试一些，之后在现代舞上加大它的力度，只有现代舞、后现代舞才能和上海这座大城市相配合。但是我们一些编导，眼界还不宽，文学性不强，还比较传统。现代舞已经快100年了，流派发展得非常厉害，而我们一些作者还停留在60年代以前的东西，这是已经过时了的。
坚持自由创作
主持人：赵光老师本次有一部大型音乐剧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在创作过程中，您有怎样的体会？
赵光：说实话，这几年来我感觉最舒服的就是没有人来强加一个你要来做什么，没有领导干涉你创作，都是自己玩的。也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按照艺术规律来做。我觉得对于音乐剧创作来说，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音乐剧是大众化的，不像歌剧在殿堂里很高雅。而音乐剧需要市场、商业运作。
有人就说过，音乐剧前期选题材需要非常谨慎，第二个市场要尽量保证。有时候一个题材不一定马上能做成音乐剧，还有合不合适怎么做法的问题，所以要非常谨慎。因为音乐剧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观众的检验。虽然我们这次初演获得一定认可，但我也发现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音乐剧导演，而且我们缺少很多专业的人才比如音乐剧的舞台监督、演出运营商等等。音乐剧不能一味靠官方推动。
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之春”是新人新作的摇篮。综合近年来所开展的工作，余震老师对此有何评价？
余震：本届“上海之春”五十几台演出里有十几台是新人新作，在新人的体现上，包括我们的开幕式，包括我们各场音乐会新作品里的演奏演唱，以及音乐学院“未来音乐家”演出，还有今年一个比较明显的举措，就是全国专业院校的优秀的青年音乐家们上台呈现等等。在新作品的体现上面，“海上新梦”做到了第七年，办了十几届了，除此之外，每年都有来自音乐学院的管弦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包括民乐系也是有新人新作品出来的。应该说，新作品创作的题材挺广泛的，有主题创作，比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等，历史题材和人文题材的也不少。形式也很丰富，有艺术歌曲，有民族舞蹈、民族音乐，也有管弦乐作品、音乐剧，还有歌剧……这几年都有涉及，很广泛。
但是也并非没有问题，总的来看，好像起点不高。很多新作品这么演了以后就没声音了。也就是说，新作品题材形式都很丰富的，但是新作品能够反复加工、能够建立有效的机制、起到社会反响的，还是不多。创作上面，众口难调，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能真正引起大家共鸣的，真是非常少。
赵光：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东北读音乐附中，上海产生了什么作品我们都知道，全国都知道，现在一定是比当时差了吗？也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题材的选择上、观念上是不是和时代的节奏有点错位？在这方面，我觉得“上海之春音乐节”还是大有可为的，定位准了，方向就好了，也就会越办越好。
嘉 宾：徐景新（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作曲家）
余 震（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蓝 凡（上海大学教授、理论家）
赵 光（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余 宵（青年舞蹈家）
艺术之春，春满申城。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广大爱乐者的期盼中拉开了帷幕。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洋音乐的国际化大都市，全国第一所独立高等音乐学府的所在地，上海在培育音乐人才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由上海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不仅在全国各地专业院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各大国际音乐比赛中也屡屡获奖。
数十年来，“上海之春”始终在“出新人”、“推新作”上下功夫，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优良传统延续至今，并逐渐成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一大品牌与特色。如何在这一国际化的舞台上推出具有世界影响力，又不乏中华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向国内外爱乐者推荐优秀的实力派新人，成了本届“上海之春”热议的话题。为此，《新民周刊》与上海市文联共同推出了“独家艺见”专栏，广邀专家，共同做一番深入、独到的解读。
广阔舞台推新人
主持人：近年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下，对于音乐作品、人才与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力度，都在不断加强，这里面 “上海之春”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项举措。对此，徐景新老师有何体会？
徐景新：仔细算来，至今为止我们“新人新作展”已经办了七届了。“海上新梦”这个栏目就是做新人新作的，而且已有几十个作品在这个栏目上演了。当初办这样一个项目主要的目的就是为新人新作能够与观众见面提供一个平台，避免一些新作品做出来以后却没有机会演出，因为这要牵涉到乐团经费、宣传等等方面，做起来很困难。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办音乐会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必须要筹集大量资金，必须要通过恰当的方式把作品选出来。目前筹集作品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委约，二是征集。征集主要是面向上海，但也不局限于上海，也面向全国甚至海外。另外在音协有一个创作委员会，通过创作委员会的民主投票来选定节目。这次我们上演的是艺术歌曲和管弦乐两档新节目。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层次比较丰富，有很多80后90后的，也有60后40后的，还有海外的。
对于每年办的新作品，我的体会是上座率、影响力也是比较高的。观众有基本的审美定式，如果观众不是特意关注这个新作品，或者不是作曲者的发烧友，一般的观众去听一场音乐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新作品恰恰不具备这方面条件，因为它没有和观众见过面，所以我们在作品的推广上花很大力气。我们这次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会关注向观众发的调查表，“你觉得哪些作品好/差”，另外我们给上海的作曲家、评论家都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对这台音乐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通过这些方式来总结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我们考虑到音乐是作品，我们绝不是群众歌曲大家唱，我们音协主要在艺术含金量方面做工作。据我了解，观众对这次艺术歌曲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既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也要可行性，曲高和寡也不行。
现在来反观这次新人新作音乐会，如何把它做下去，问题就是我们以后怎么使新人新作更多地和观众见面，更多地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我们通过这次的总结能够在下一届更好地运用，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又是登广告，又是筹集资金，又是请了音乐台。但是我觉得还没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益。我们既然花了这么多的精力物力，怎么使新人新作能够起到更多的社会效应，这点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主持人：您觉得本次“海上新梦”艺术质量总体如何？
徐景新：艺术作品的反响还是可以的，而且有些作品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但是要说非常好还是有点差距。而且一个新作品出来，不能指望一场音乐会就能让大家接受。我们的观点就是，音乐节给你这样一个平台，让你的作品能够跟观众见面，而且我们正准备出版这些作品，出版也是推广作品的一种方式。但是也不能指望一个作品今天出来，明天就家喻户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作品，像一些古典作品出来的时候是寂寂无名的，通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实践才成功。我们的想法只是给这些作品提供一个平台，以后怎样要看它自己的造化了，我们不能左右这个市场。因为一个作品的问世，要看作曲家天时地利人和、业界支持、社会各方面效应才能成功的。
主持人：刚刚徐老师说了很多关于推进新人新作的新的做法，总结一下有如下几点：一，征求观众意见；二，评论力度加强；三，专业性与可听性兼具；四，加强宣传力度；五，集结成册加以推广；六，多打磨多演出；七，相应的评奖鼓励配套。七管齐下推进新人新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在新人新作方面新人容易出，新作比较难出，特别是有演唱的新人比较好出，因为他可以借着经典名作以及观众的审美期待来乘势而上。但是新作是凭空出来的，更难一些。
徐景新：是的，一般除了粉丝，第一次听新作品的观众都比较难接受。而且有些作品第一次演出也不一定能成功。作品出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注重舞蹈文学性
主持人：除了音乐作品，舞蹈方面的新人新作，也是“上海之春”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余宵老师今年有一些新作，也培养了一些新人参加演出，不知您对于本届舞蹈作品的评价如何？
余宵：今年我们舞蹈学院的作品整整占了这次比赛的一半，有12件作品。整体上说风格是很丰富的，民间舞、国标舞、现代舞、芭蕾都有。但是我们这些作品都是些小作品，应该说我们在选材上都比较正规，我觉得唯一的缺憾就是现当代的一些题材比较少。应该说编舞技术相对过去来讲已经越来越成熟，但在题材选择上面，我觉得应该再拓宽一点。可能再接一点地气，比如表现上海当代都市生活的一些题材。
另一点，我们最困惑的是在做作品的时候，音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没钱请作曲。而可用的资源又很有限，因为中国古典的一些音乐我们都编过，甚至是编了又编。现在像我做这个作品是选的莫扎特的音乐，用一些西方的音乐来做。所以在选音乐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其实真正工作的时间倒没有这个多。 主持人：余老师提出的题材问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无论是舞蹈还是戏曲，现实题材往往会令编导犯怵，原因无外乎缺少生活经验，接地气不够，另外一点，艺术质量不敢保证，演出票房也不敢保证。
余宵：是的，现在好的小说好的本子确实不多，但是一般来讲，舞蹈的剧本还是应该舞蹈编导自己来写。正如您所说的，现在确实是少了一些体验，少了一些思考，可能现在心不够静。
蓝凡：舞蹈是近几年才加入“上海之春”的，它的动因就是推动上海音乐舞蹈的发展。舞蹈界实质上是真实地反映了上海这一两年的自然创作状态。而且它有两大特征，一个就是它的艺术形态在往底层走，第二个就是不管是表演或是创作都是比较靠市场来提劲。这个特点就指导了舞蹈新人新作的方向。但是这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从2010年以来舞蹈界提出，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呼唤这种口号——“舞蹈界要注重它的文学性”。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提过一阵，后来又把它淡化了。我们说的文学性就是它包括了对舞蹈题材的选择，对舞蹈电影的开发，和它的本身应用的在程度上的提升。
“上海之春”是检验上海舞蹈界的实力，假如我们实力真的更高一点，那在国际上我们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我们请的也是国际导演，但它主要翻排的是经典的文学题材，所以它在文学性上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怎样解释这些文学经典，有什么当代的意识，这是一个问题。
好的舞蹈作品它能够留下来一定是它的文学性很强。光是纯粹的跳跳舞，看完若干年以后怎么留下来？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对新人新作来说如何强化它的文学性。一般来说，现在新的编导也好新的演员也好，不太容易深思，现在的社会很复杂，外面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很精彩。还有就是要提高文学性修养，舞蹈尤其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本届的一部舞蹈作品——《双城》，它是来自北京的参加“上海之春”的展演，也是最有光彩最有亮点的一个作品。它是现代舞，但它不是后现代舞，是现代舞里面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世界上流行的舞蹈形式。而我们很多作者并不清楚现代和后现代的差异，在舞蹈界尤其是这样。
我个人建议，上海除了舞剧是个重镇，还要大力发展小舞蹈的创作。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把所有的小舞蹈集中起来，我们思想意识要走在前面，技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通过“上海之春”给现在的青年人造成这种氛围，有意地尝试一些，之后在现代舞上加大它的力度，只有现代舞、后现代舞才能和上海这座大城市相配合。但是我们一些编导，眼界还不宽，文学性不强，还比较传统。现代舞已经快100年了，流派发展得非常厉害，而我们一些作者还停留在60年代以前的东西，这是已经过时了的。
坚持自由创作
主持人：赵光老师本次有一部大型音乐剧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在创作过程中，您有怎样的体会？
赵光：说实话，这几年来我感觉最舒服的就是没有人来强加一个你要来做什么，没有领导干涉你创作，都是自己玩的。也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按照艺术规律来做。我觉得对于音乐剧创作来说，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音乐剧是大众化的，不像歌剧在殿堂里很高雅。而音乐剧需要市场、商业运作。
有人就说过，音乐剧前期选题材需要非常谨慎，第二个市场要尽量保证。有时候一个题材不一定马上能做成音乐剧，还有合不合适怎么做法的问题，所以要非常谨慎。因为音乐剧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检验，观众的检验。虽然我们这次初演获得一定认可，但我也发现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音乐剧导演，而且我们缺少很多专业的人才比如音乐剧的舞台监督、演出运营商等等。音乐剧不能一味靠官方推动。
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之春”是新人新作的摇篮。综合近年来所开展的工作，余震老师对此有何评价？
余震：本届“上海之春”五十几台演出里有十几台是新人新作，在新人的体现上，包括我们的开幕式，包括我们各场音乐会新作品里的演奏演唱，以及音乐学院“未来音乐家”演出，还有今年一个比较明显的举措，就是全国专业院校的优秀的青年音乐家们上台呈现等等。在新作品的体现上面，“海上新梦”做到了第七年，办了十几届了，除此之外，每年都有来自音乐学院的管弦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包括民乐系也是有新人新作品出来的。应该说，新作品创作的题材挺广泛的，有主题创作，比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共产党建党90周年等等，历史题材和人文题材的也不少。形式也很丰富，有艺术歌曲，有民族舞蹈、民族音乐，也有管弦乐作品、音乐剧，还有歌剧……这几年都有涉及，很广泛。
但是也并非没有问题，总的来看，好像起点不高。很多新作品这么演了以后就没声音了。也就是说，新作品题材形式都很丰富的，但是新作品能够反复加工、能够建立有效的机制、起到社会反响的，还是不多。创作上面，众口难调，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能真正引起大家共鸣的，真是非常少。
赵光：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东北读音乐附中，上海产生了什么作品我们都知道，全国都知道，现在一定是比当时差了吗？也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题材的选择上、观念上是不是和时代的节奏有点错位？在这方面，我觉得“上海之春音乐节”还是大有可为的，定位准了，方向就好了，也就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