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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外宣翻译是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时政新闻报道和政治文献资料的翻译，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并表明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为政治外宣翻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译者可以通过叙事建构策略建构译文，与西方叙事进行交流和竞争，维护国家利益，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政治外宣翻译是外宣翻译中的一大类，主要涉及时政新闻报道和政治文献资料的翻译，以此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张和政策，并表明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政治外宣翻译是让世界听到中国权威声音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也是外宣翻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中认为，叙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故事”，并将叙事和翻译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建构叙事，且与国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联复杂，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而外宣翻译也是一种叙事，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中建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外宣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部分，为国际社会建构中国官方和整体形象。因此，将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用于翻译的一部分——政治外宣翻译的研究是可行的。本文将从叙事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的叙事建构，探讨西方媒体霸权的背景下政治外宣译者采用哪些策略完成对原文的再叙事以及建构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话语权。
一、翻译叙事建构策略
蒙娜·贝克在其理论中提到，“很多手段可以用于翻译中建构和重新建构叙事”，但主要包括“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四种策略。时空建构是指将原文本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新的语境将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是对原文本材料的添加和省略，以强调、削弱或铺陈原文中的叙事。标示式建构是指使用一些标示性词汇或用语来引导和影响人们对叙事的解读，这些标示性词汇或用语往往用来识别叙事中的关键元素，如人物、事件、地点等，而翻译过程中标示式建构主要通过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和标题的改写两种手段来实现。人物事件再定位是指通过使用表示指称、语域、时间、空间等的语言手段改变和重新定位译者和译文受众之间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重点讨论后三种策略在政治外宣翻译建构过程中的应用。
二、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
1.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通常指发生在译文内部的具体选择性采用，但也不排除译者在更高层面有意选择性地翻译一些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政治外宣翻译往往是由政府宣传部门主导的对外传播活动，译者个人进行选材的自由度较小，但从宏观方面看，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选材需要服从以下原则：政治外宣翻译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张和政策并表明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并驳斥西方媒体因为意识形态隔膜而对中国的丑化和误读，与西方叙事话语进行交流与竞争。而在具体的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也会适当地对文本素材进行添加或省略等选择性采用，以强调、弱化或更好地铺陈原文中的叙事。
例如，在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外交部对日本NHK电视台揭露731部队真相和日本首相安倍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两个事件的态度的报道中，提到“華春莹表示，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用态度鲜明的话语传达我国政府对日方的谴责和敦促。在新华社的对应英文报道中，上文的画线部分翻译为：“This year mark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Lugouqiao Incident，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all-out invasion of China， includ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that killed 300，000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可以看到，英文中画横线的部分为添加的内容，对原文中的“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做进一步说明，用历史事实告诉国际受众日军在这两个事件中犯下的罪行，由此更加印证和突出我国对日方的谴责和敦促是正义合理的，以有理有据的态度与日方政府的叙事话语（即日方政府一直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进行竞争，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坚定守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叙事态度和处事有据的外交态度。
2. 标示式建构
在政治外宣翻译中，译者可以采用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和标题的翻译等标示手段以建构或重构叙事，传递我国的叙事话语和态度立场。
人物和地点的命名不仅是称呼问题，还代表立场观点，而在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中，选择使用某种命名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立场，并否定了与其相反的立场。在政治外宣翻译中，译者往往会遇到我国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的领土命名及翻译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外宣译者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坚持我国已有的命名或翻译，传递我国的叙事话语，增强话语权，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比如关于钓鱼岛争端，日本竟把我国的“钓鱼岛”命名为所谓的“尖阁列岛”，英译为“Senkaku Islands”，并声称是其固有领土。一些西方媒体甚至也采用“Senkaku Islands”这种说法，罔顾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面对日本的强盗逻辑和西方的媒体霸权，我国外宣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政治意识，采用“Diaoyu Islands”这种英译传递我国的“保钓”立场，同日本和西方媒体展开叙事竞争，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标题是标示式建构中的另一种有效手段，译者在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有时也会对原文标题进行重构，或是为了强化、突出原文的叙事，或是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接受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传递我国叙事话语。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目录是按照专题分类，共18个专题，每个专题的题目都是动宾结构，如 “全面深化改革”“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积极参与多边事务”等。这些专题名称本身也是我国的国家方针政策，促使国内读者学习、实践这些理念，起着对内宣传的作用。然而对于国际受众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本届政府政策和执政理念的重要途径，其中的专题名称能够让国际受众对这个方面有快速而全面的了解。因此在英译本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中，专题名称均翻译为名词结构，如上述专题名称分别翻译为“All-round and Deeper-level Refor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ultilateral Relations”。这些专题名称的翻译看似未能完整传递原文信息，但实际上让英译本的目录更加简洁凝练，让国际受众能够快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符合国际受众的阅读需求；而且如果在英译本中保留原文的动宾结构，还会给国际受众带来一种“被迫”实践这些理念的感受，容易引起国际受众的反感。因此，上述对原文标题稍微加以改动的做法巧妙地突出了原文叙事，体现了外宣翻译中的“内外有别”，达到了更好的宣传目的。 3. 人物事件再定位
人物事件再定位是指通过使用表示指称、语域、时间、空间等的语言手段改变和重新定位译者和译文受众之间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而由于政治外宣翻译的特殊性，译者很少对原有参与者之间的定位关系重新定位，而是维持或强化原有的定位关系。
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dream shared by all Chinese.
该例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中国梦”专题中最后一篇讲话的标题，旨在号召全世界的华人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原文中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这一受众群体中包含了“国内”和“海外”两个群体概念，但译成英文时表述为“all Chinese”，而没有译为“Chines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也没有译为“domestic and overseas Chinese”，把原文中“国内”和“海外”两个群体概念融为译文中“all Chinese”一个群体概念，强调了原文的叙事“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是中华儿女就要有中国梦”，拉近了海外华人受众和国内民众的距离，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政论外宣材料的文体通常比较正式，但我国领导人有时也会用一些口语化表达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翻译时是保留原有的语域特征还是选择别的语域特征，这也为外宣译者带来了一定挑战。
例：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We must be tough in cracking down on corruption， and ensure that all cases of corruption are investigated and that all corrupt officials are punished， catching “tigers” as well as “flies”-senior officials as well as junior ones guilty of corruption.
“‘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其中，“老虎”指涉嫌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高层领导干部，“苍蝇”是指这一類的基层领导干部甚至没有官衔的人员。习主席在高规格的会议上却用这样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而不是艰涩难懂的政治术语来向人民群众传递国家和政府打击一切贪腐案件和人员的决心。译者保留了原文的口语化特征及“老虎”“苍蝇”两个意象，翻译为“catching ‘tigers’ as well as ‘flies’”并加以解释“senior officials as well as junior ones guilty of corruption”，既拉近了与国际受众的距离，不会让其感到困惑，又传递了原文的叙事话语和中国政府打击贪腐的决心，建构了国家领导层政治清明、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形象。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一些时政新闻报道和政治文献材料中的翻译实例，探讨了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策略，译者可以采用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人物事件再定位等策略以强调或更好地铺陈原文的叙事，而重构的叙事可以与西方叙事进行叙事交流和竞争，传递我国在国际上的态度立场，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建构和维护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英）蒙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政治外宣翻译是外宣翻译中的一大类，主要涉及时政新闻报道和政治文献资料的翻译，以此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张和政策，并表明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政治外宣翻译是让世界听到中国权威声音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也是外宣翻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书中认为，叙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故事”，并将叙事和翻译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建构叙事，且与国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联复杂，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而外宣翻译也是一种叙事，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故事，在国际社会中建构中国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外宣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部分，为国际社会建构中国官方和整体形象。因此，将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用于翻译的一部分——政治外宣翻译的研究是可行的。本文将从叙事理论视角分析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的叙事建构，探讨西方媒体霸权的背景下政治外宣译者采用哪些策略完成对原文的再叙事以及建构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话语权。
一、翻译叙事建构策略
蒙娜·贝克在其理论中提到，“很多手段可以用于翻译中建构和重新建构叙事”，但主要包括“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四种策略。时空建构是指将原文本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新的语境将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是对原文本材料的添加和省略，以强调、削弱或铺陈原文中的叙事。标示式建构是指使用一些标示性词汇或用语来引导和影响人们对叙事的解读，这些标示性词汇或用语往往用来识别叙事中的关键元素，如人物、事件、地点等，而翻译过程中标示式建构主要通过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和标题的改写两种手段来实现。人物事件再定位是指通过使用表示指称、语域、时间、空间等的语言手段改变和重新定位译者和译文受众之间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重点讨论后三种策略在政治外宣翻译建构过程中的应用。
二、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
1.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通常指发生在译文内部的具体选择性采用，但也不排除译者在更高层面有意选择性地翻译一些文本、作家、语种和文化。政治外宣翻译往往是由政府宣传部门主导的对外传播活动，译者个人进行选材的自由度较小，但从宏观方面看，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选材需要服从以下原则：政治外宣翻译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主张和政策并表明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观点，并驳斥西方媒体因为意识形态隔膜而对中国的丑化和误读，与西方叙事话语进行交流与竞争。而在具体的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实现以上目标，也会适当地对文本素材进行添加或省略等选择性采用，以强调、弱化或更好地铺陈原文中的叙事。
例如，在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外交部对日本NHK电视台揭露731部队真相和日本首相安倍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两个事件的态度的报道中，提到“華春莹表示，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二战甲级战犯，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法。今年是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用态度鲜明的话语传达我国政府对日方的谴责和敦促。在新华社的对应英文报道中，上文的画线部分翻译为：“This year mark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Lugouqiao Incident，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all-out invasion of China， includ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that killed 300，000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可以看到，英文中画横线的部分为添加的内容，对原文中的“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做进一步说明，用历史事实告诉国际受众日军在这两个事件中犯下的罪行，由此更加印证和突出我国对日方的谴责和敦促是正义合理的，以有理有据的态度与日方政府的叙事话语（即日方政府一直否认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进行竞争，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坚定守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叙事态度和处事有据的外交态度。
2. 标示式建构
在政治外宣翻译中，译者可以采用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和标题的翻译等标示手段以建构或重构叙事，传递我国的叙事话语和态度立场。
人物和地点的命名不仅是称呼问题，还代表立场观点，而在相互对立的命名体系中，选择使用某种命名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立场，并否定了与其相反的立场。在政治外宣翻译中，译者往往会遇到我国与其他国家有争议的领土命名及翻译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外宣译者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坚持我国已有的命名或翻译，传递我国的叙事话语，增强话语权，维护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比如关于钓鱼岛争端，日本竟把我国的“钓鱼岛”命名为所谓的“尖阁列岛”，英译为“Senkaku Islands”，并声称是其固有领土。一些西方媒体甚至也采用“Senkaku Islands”这种说法，罔顾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面对日本的强盗逻辑和西方的媒体霸权，我国外宣译者要保持清晰的政治意识，采用“Diaoyu Islands”这种英译传递我国的“保钓”立场，同日本和西方媒体展开叙事竞争，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标题是标示式建构中的另一种有效手段，译者在政治外宣翻译过程中有时也会对原文标题进行重构，或是为了强化、突出原文的叙事，或是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接受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传递我国叙事话语。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目录是按照专题分类，共18个专题，每个专题的题目都是动宾结构，如 “全面深化改革”“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积极参与多边事务”等。这些专题名称本身也是我国的国家方针政策，促使国内读者学习、实践这些理念，起着对内宣传的作用。然而对于国际受众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本届政府政策和执政理念的重要途径，其中的专题名称能够让国际受众对这个方面有快速而全面的了解。因此在英译本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中，专题名称均翻译为名词结构，如上述专题名称分别翻译为“All-round and Deeper-level Refor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ultilateral Relations”。这些专题名称的翻译看似未能完整传递原文信息，但实际上让英译本的目录更加简洁凝练，让国际受众能够快速找到感兴趣的内容，符合国际受众的阅读需求；而且如果在英译本中保留原文的动宾结构，还会给国际受众带来一种“被迫”实践这些理念的感受，容易引起国际受众的反感。因此，上述对原文标题稍微加以改动的做法巧妙地突出了原文叙事，体现了外宣翻译中的“内外有别”，达到了更好的宣传目的。 3. 人物事件再定位
人物事件再定位是指通过使用表示指称、语域、时间、空间等的语言手段改变和重新定位译者和译文受众之间及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而由于政治外宣翻译的特殊性，译者很少对原有参与者之间的定位关系重新定位，而是维持或强化原有的定位关系。
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dream shared by all Chinese.
该例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中国梦”专题中最后一篇讲话的标题，旨在号召全世界的华人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原文中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这一受众群体中包含了“国内”和“海外”两个群体概念，但译成英文时表述为“all Chinese”，而没有译为“Chines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也没有译为“domestic and overseas Chinese”，把原文中“国内”和“海外”两个群体概念融为译文中“all Chinese”一个群体概念，强调了原文的叙事“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是中华儿女就要有中国梦”，拉近了海外华人受众和国内民众的距离，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政论外宣材料的文体通常比较正式，但我国领导人有时也会用一些口语化表达拉近与受众的距离，翻译时是保留原有的语域特征还是选择别的语域特征，这也为外宣译者带来了一定挑战。
例：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We must be tough in cracking down on corruption， and ensure that all cases of corruption are investigated and that all corrupt officials are punished， catching “tigers” as well as “flies”-senior officials as well as junior ones guilty of corruption.
“‘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其中，“老虎”指涉嫌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高层领导干部，“苍蝇”是指这一類的基层领导干部甚至没有官衔的人员。习主席在高规格的会议上却用这样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而不是艰涩难懂的政治术语来向人民群众传递国家和政府打击一切贪腐案件和人员的决心。译者保留了原文的口语化特征及“老虎”“苍蝇”两个意象，翻译为“catching ‘tigers’ as well as ‘flies’”并加以解释“senior officials as well as junior ones guilty of corruption”，既拉近了与国际受众的距离，不会让其感到困惑，又传递了原文的叙事话语和中国政府打击贪腐的决心，建构了国家领导层政治清明、刚正不阿、一心为民的形象。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一些时政新闻报道和政治文献材料中的翻译实例，探讨了政治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策略，译者可以采用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人物事件再定位等策略以强调或更好地铺陈原文的叙事，而重构的叙事可以与西方叙事进行叙事交流和竞争，传递我国在国际上的态度立场，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建构和维护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1]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英）蒙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