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圣贤有云：“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为官者为人不正，不仅会害己害家，而且会误国误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因此，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和品行修养绝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重人格、重品行、重修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奉为人生信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岗位上成就一番事业，做到青史留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这句话的认同和坚守。
　　怎么做人才称得上堂堂正正呢？我国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孔子提出的做人主张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这里讲的“礼”，是周礼，是封建礼教。如果把这个“礼”换成共产党人约束党员干部的纪律和准则，那就有现实指导意义了。对于不符合党的纪律和准则的东西，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不要看，二不要听，三不要说，四不要做，否则就会在做人上出问题、摔跟头。特别是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孟子提出的做人准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党员干部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有的党员干部有了权力、地位和金钱以后，就耐不住寂寞了，热衷于包“二奶”、養小姘，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能说是“富贵不淫”吗？有的耐不住清贫，一味地与“大款”“大腕”们比富有、比阔气、比潇洒，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发不义之财，能说是“贫贱不移”吗？有的趋炎附势，媚权阿贵，热衷于傍“大款”、傍大官、傍大腕，能说是“威武不屈”吗？
　　范仲淹提出的做人准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比什么都亲，疯狂地聚敛钱财，能说是“不以物喜”吗？有的官迷心窍，干点工作就向组织上要官、要权、要待遇，得不到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能说是“不以己悲”吗？有的在高楼大厦里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对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能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吗？有的对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有不同意见，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和提出，而是在私下里评头品足、说三道四，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对，能说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当前，全国仍有7000多万人尚未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很艰难的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而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不是夙夜在公、艰苦奋斗，而是吃喝玩乐、歌舞升平，能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鲁迅提出的做人准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对错误的东西、丑恶的东西、逆历史潮流的东西，不抵制，不斗争，甚至随波逐流、沆瀣一气，能说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吗？有的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颠倒主仆关系，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能说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吗？鲁迅曾说过，“我就是人民大众的牛，每天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我们有些党员干部真应该对照鲁迅的思想境界扪心自问和深刻反省。
　　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的许多关于如何修身做人的重要思想和行为准则，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对共产党人应如何修身做人，讲得最全面、最深刻、最系统、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同志。他在《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做人主张和原则，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做人主张和原则，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修养的一般规律和科学内涵，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阐明了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点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