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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媒体时代的有声语言的传播格局、叙事方式与反馈机制等要素发生深刻改变。为了回答广播电视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新的传播语境下如何应对变化、准确定位，赢得在全媒体语境中的主导地位，该研究在梳理全媒体环境下有声语言传播主要变化的基础上，从角色、功能与操作等层面分析了传播主体的发展对策。文章对现实传播样态变化的梳理性描述与对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应对策略的分析对当今一线传媒工作者在思路、理念和行动等层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有声语言传播;新格局;发展对策
Stick to，adjust and dominate——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the audibl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ubject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in the omnimedia age
Abstract：The transmission， narrative method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audible language have been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 in the omnimedia ag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audible language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changes in the new transmission context， precisely pinpoints and wins over the leading role among public voice in the age of omnimedia，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in change of the audible language transmissio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the aspect of role， function and practice.
The summary of the current typical transmission situation， in combin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ponsive strategy of the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audible language， provides positive enlightment of the media professionals in the aspect of thought， concept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udible language communication;new situation;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基于互聯网和便携式、集成式互联终端的网络传播与信息互动正全面覆盖我们生活的几乎各个领域。在以互联网为技术平台的媒体中，传播者、传播内容形态、传受互动、信息流走向和受众接受方式等都有别于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其中有声语言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一.有声语言传播新格局
站在传播学角度，学者张政法将“呈现在接受主体视听端、产生持续稳定影响、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经常出镜发声的视听形象”界定为“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包括“播音员与主持人、主持人、出镜记者、连线记者、配音员等”[1]。实践的现实环境改变与主体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全媒体环境下，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变化：
第一.传播主体与平台多元并存
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身份始终处于相对一直状态。他们有相类似的受教育背景、官方媒体正式从业人员身份、稳定且相对趋同的收入、绝大多数接受了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方面相关培训。互联网直播开始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进入2017年“Live.me、虎牙直播、Nonolive、Stager Live相继完成了A轮融资，云犀直播也于日前宣布完成2000万元Pre—A轮融资”。[2]与此同时，“2017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红人数较2016年增长了57.3%。粉丝总人数量达到了4.7亿人，环比增长20.6%”[3]大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兴起，传播主体的从业经历、职业属性、受教育背景、经济收入与职业技能等差异非常大。
与传播主体多元化相对应的是传播平台的多元化。从传播介质的客观角度看，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各类智能手机直播app与pc端口直播软件等突破了千余个。一部分传统媒体如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陕西广播电视台、福建电视台等，也在积极融合互联网直播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这使得以往仅依靠传统电子媒体传播的主体，获得了互联网多元化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与平台的多元并存既反映出平权时代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主导地位的冲击。
第二.“软性传播”凸显
有声语言传播的“刚性”与“软性”差异，涉及到语言要素、语言外部形式、语言信息密度、话语语态等多层面。在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中，信息传播、监视环境等“刚性信息”传播功能是“立台之本”，其次的文化艺术、综合服务、游戏娱乐等是媒体功能的拓展。而互联网平台的主播、网红等传播主体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首先在内容上呈现出“软性化”：休闲、娱乐、消遣等内容占主体。（如图1所示）。 “软性传播”的第二层面是相对广播电视中对语言活动多维度的“刚性要求”，网络平台对其传播主体在语言规范性与信息规整度上要求的“软性化”。在互联网直播的秀场、泛娱乐、游戏、体育等各类直播中，传播主体的语言普遍缺乏规格感，常常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5]。绝大部分主播语言呈现出口语化程度高、单位时间信息密度低、语句结构松散度高与信息量冗余度高等特征。这种传播语态广泛存在于面向大众的平台，在“大众模仿心理与趋同心理”的影响下，受众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作出相类似的反应”[6]产生示范效应，影响到接受者对大众有声语言传播中语言规格、尺度、标准的传统认知，不利于构建良好的大众有声语言传播生态。
“软性传播”的第三个层面是在互联网传播中，传受之间有声语言传播的“仪式感”缺乏。传统媒体格局下的传播仪式是“经由大众传播这一集中控制的系统，最终抵达受者的传输过程。”可以把这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普及范围最为广泛的媒介看做一个论坛，亦即古典意义上对于共同关注事情发表意见与展开讨论的场所。”[7]广播电视这种带有社会仪式感的传播方式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信息接受的和社会互动方式。在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从其诞生开始便承担了表达国家意志、传播权威信息与反映主导舆论的功能。身处仪式中的受众个体在潜意识中会受这种权威性、公共性与公开性仪式影响，产生聚合、共鸣和参与效应进而影响社会心理、社会行动。而在互联网中，传统的仪式性论坛的点面传播模式被传受间、受者间互动、传者间的多层、多元、交错式传播所替代。受众的“仪式感”体验微弱，私密化、散漫化体验强烈。这种传播，更像是临时集群的闲聊和娱乐。这种传播带来的更多是离散性、自我化的社会心理。
第三.新的互动格局催生新的传媒话语形态
据艾媒网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底直播平台用户已达到近2亿，预计2018年，网络直播用户将突破4亿人。[8]如此庞大的人数在进行以有声语言为主、其他符号为辅的广泛互动，这在以往是不可能有的。传播主客体间、传播受众间、传播主体间的互动日益频繁，跨时空、异时空的社会互动增加，新的主播话语模式、传受双方语言互动形式等也呈现出来。这种互动格局也影响着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从2014年1月1日的《新闻联播》结尾的“卖萌”到2017年6月21日新华社网络推文以“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九个字为标题，报道了中东的重大事件。这种语言方式所传递的情感、语态正与当下流行的网络互动用语比较一致。这可以看成在时代大背景下社会符号互动的变革信号。诚如果麦克卢汉所言，今天多媒体出现、媒体融合的演进，恰恰就是对以往分割了人体延伸的媒体的重新聚合。在媒体还很不发达的社会，信息传播基本限于人体可触及范围，一切传播基本是“在场性”的。今天，承担了我们耳朵、眼睛的视听媒介开始融合，VR技术以及对触觉、嗅觉等虚拟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使知觉器官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实现延伸与融合。今天有声语言传受互动中的呈现出的新的语形态、方式等，恰恰是传播过程中互动、反馈的“在场性”回归的体现。
第四.传播叙事“弱结构化原生态真实”突起与“强结构化规范性真实”并存
不少学者在讨论电子媒体传播时，都注意到了“重组”、“整合”等概念，尤其是关注口语传播理论的学者更是对有组织、职业化的电子传媒在传播中叙事的重组性、隐喻性做了专门的研究[9]。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化妆、服装、姿态、表情，主体所处环境中的灯光、布景、器具和传播介质的摄像角度、景别、镜头组合等众多因素都是在一定传播目的、意图与操作规范下高度“结构化”的。这些要素作为符号出现，承担着不同的意义表达和象征功能。这种叙事所传递的真实感与真实度，可以被称作“结构化规范性真实”。这种被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的真实与生活本真是有区别的。学者杨刚元在《具象传播论》中将其归为“组合编码”。“组合编码是传播者为传播其观念与想象而自由组合影像的编码方式。”“其自身的源于客观事物的变化轨迹已经构不成对传播的编码过程的控制。”[10]。而处于网络直播状态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其大量的传播活动呈现出“弱结构化”的特征。直播的传播方式使其结构化空间变得很有限，诸要素更多处在“原生态”——生活的本真状态。杨刚元称之为“开放性过程现场直播”。这种具象传播是“意义生成过程，它遵循的是受客体引导的观察的逻辑而非传播的逻辑。”[11]最典型的是网络直播中“真人秀”、“生活秀”方式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此外，广播电视媒体的职业化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传播也呈现出“弱结构化”与近乎“原生态”的传播。以陕西广播电视台、福建电视台为例，2017年2月24日陕西台在全台推广app直播平台“青春直播”，鼓励本台播音员主持人、记者等开通个人直播频道，近百位电台、电视台主播将自己原生态的生活，品牌栏目的背后情况呈现于直播平台上。福建电视台于2016年6月正式开通“海博TV”，直播频道中，无论是《厦门走透透 记者带你游》《律师在现场》等相对固定节目还是各类专题性直播，主持人、记者在其中的传播都遵循着“受客体引导的观察的逻辑”，保留了“原生态” 的有声语言形态。这其中，虽然整体的报道也存在结构化、组织化，但在很多具体的环节，“原汁原味”的內容真实保留下来，让叙事本身更加贴近于生活的真实。
正如学者重金建所说，“大众传播既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又反映和推动着这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和发展。”[12]今天的大众有声语言传播在传播主体与平台、语体与语态、叙事形态与传受互动等方面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全媒体时代有声语言传播的整体文化形态与阵营布局。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作为要素之一的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对整个传播系统的变化做出回应、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这个传播系统良性发展，使其为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继续起到正向作用。
二.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对策
在全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台有可能从形式上消失，但是内容的制造、生产会更加活跃。有着官方的背景、不可替代的资源、不可复制的权威度的广播电视台，将以新平台+新渠道的“媒体航母”形式出现。面对新的平台，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依据自身属性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构筑广播电视有聲语言传播主体的全媒体语境主导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舆论宣传工作时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3]大众传媒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是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显著地位的角色，以主持人为例，他既是“媒体综合形象主要体现者”和“人际化大众传播者”，又是“受众意见领袖”和“受众反馈目标个体”[14]。在今天迫切需要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媒体信息激增、传播主体和平台多元并存，我们需要坚守并提升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主导性，并将此延伸至互联网媒体领域，构筑其在全媒体语境下的有声语言传播主导地位。虽然异军突起的“网红”等互联网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对社会交往与大众话语影响力增长明显，甚至一度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语态、方式产生了影响，但其“软性化”的传播形态、话语方式承担不起环境监视与舆情引导、传播国家与人民意志、形成国家软实力等“刚性化”责任与使命。互联网上非职业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性还是权威性，公信力还是使命感上看都无法与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比肩。因而今天无论是广播电视平台还是其融合的新媒体平台，都需要有占据主导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近两年来，“各级广播电视媒体发展新媒体、推动媒体融合的补发大大提速。”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全国共有345家广电播出机构开展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15]网络传播平台的建立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从选拔评价、孕育成长与运营宣传等各个层面，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互联网这个新的平台上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号召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使其占据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语境下的主导地位。
第二.优化与强化有声语言传播专家的能力和素养
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点播的随意性让以往的线性编辑、播出的“餐桌模式”改变为按需索取的“自助餐模式”。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会丢失部分媒体光环与话语权主导的优势。而需要在新的传播平台上获得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出路并非一些人认为的通过放弃专业化、消解专业性去追随暂时的时髦。相反，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统核心竞争力需要坚守，同时也要提升适应新平台的能力和素养。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统核心竞争力包括三方面：事实性信息传播力、规范性语言的示范力和艺术性语言熏染力。
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是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对新闻、资讯等事实性类信息的快速、精准、高效的传播是媒体赖以生存的重要根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深水区”，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新闻在整个社会传播中唱主角的中心地位会越来越得到强化。”[16]而“广播电视新闻播音”这种有声语体正是被实践检验的最佳传播手段，其在极短时间内对信息内容中重点、层次与结构等的有效传播是其他有声语言语体不可比拟的。只要语言体系和人的视听神经结构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事实性信息传播能力仍旧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坚守和巩固的。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语音、词汇与语法三要素方面的规范性一直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学习的范本。“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既是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愿望，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7]广播电视中播音员、主持人等的传播主体的有声语言语音面貌、语法规范等有严格的行业标准。且这些要素的意义不至于语言本身，语音并不是与其所指意义的随意组合，“语言要素中的语音与所表示的对象之间有可以解释的象征关。”可以说，“语音透射民族文化”。而“词汇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晴雨表。”[18]在我国政府提出“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今天，规范性语言的传播、推广和普及对于国家凝聚力、创造力和软实力的增强意义重大。
语言作为一门艺术形式，本身具有音韵美、音色美、节奏美等形式美感。已故的中国播音学奠基人张颂在谈到有声语言的美学价值时说道“她那高屋建瓴的气势、高深莫测的沉淀、高雅澄明的品格、通达心灵的威力，使她既有居住象牙之塔的灿烂，又有融入平民百姓的善良。”[19]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对文稿在语调、语气、语速、节奏等各种有声语言表达技巧与要素的准确使用、艺术化处理，带给人的审美体验，反映、引领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语言艺术的审美诉求。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为全民族贡献了符合每一个时代审美特点与精神气质的语言艺术精品，以有声语言艺术之美濡养了全民，彰显了民族气质、中国气派。这一种艺术化语言的熏染力，在新的传播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强化。
坚守和巩固传统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要注意到，新平台的出现对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内部思维同步语言化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网络平台直播为例，这种有声语言直播形态与传统广播电视平台的直播节目存在很大差异。网络直播报道、直播板块的人际性、开放性、生成性、机动性等编码特性使受众获得了直观化、原生态和即时多元互动的视听体验。同时其在叙事模式上与受众保持了潜在的“编码——解码”约定，叙事更加符合受众“观察逻辑”的特点使受众有了更大的冗余信息容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对信息传播专业度要求的降低。网络直播的时间跨度大、团队精小、观察逻辑强与不可控环节多等特点，要求传播主体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将现场多元信息进行快速甄别、搜集，作出合传播目的筛选，然后进行内部语言编码与外部语言表达。很多情况下传播主体对其五官接受的现场信息没有丝毫准备时间，对其传播过程中的突发性情况没有丝毫迟疑的余地和修改的空间。这样的传播状态下，内部思维同步语言化能力与语言精粹化的程度的高下，信息甄别力与语言流畅度的高下，决定了网络直播中有声语言传播的规格与质量。
第三.调适与优化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媒体人文形象
广播电视的传播行为，会在受众心目中留下一种特定的形象认知并吸引喜爱此类形象的受众群，例如“权威公正”、“客观审慎”、“时尚前卫”等。这与传播中文本、画面、声音等众多因素有关，但其中传播机构被赋予的人文特质则是形象形成与吸引受众的核心因素。媒体的人文特质主要是知名的播音员、主持人、出镜（声）记者等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传递出的。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人文形象早期是由沈力、赵忠祥、倪萍、宋世雄等人所塑造，现在则是由康辉、李梓萌、董卿、撒贝宁等名主播塑造。相对于媒体的人文特质，其他属性如经济实力、运作模式等，在传播学视阈下，对受众的影响都显得微弱。 在以虚拟现实、体验式阅讀、沉浸观看、大视频传播等为特征全息信息传播时代，受众接触媒体，除了纯粹信息刚需外，人文化的情感体验与人际性的交流互动体验需求激增。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继续成为有较大响力、有较高识别度和较强号召力的媒体人文形象。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我们所从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涉及最复杂的社会认知和人生感悟。......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平台、介质或许会式微，但新闻没有消亡，媒体还有责任，理想还有价值，职业还有担当。我们相信，不管媒体形态怎么变、舆论格局怎样变，原创仍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思想仍是媒体最重要的品质，理性仍是时代最需要的力量。......我想这也是中央提出媒体融合的初衷，即鼓励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在全媒体舆论场，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做大做强主流价值。”[20]广播电视有声传播主体在传统的传播方式过程中所塑造的媒体人文形象，相对于全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主体在形象的饱满度、真实度、人际性与显性度还有差距，相当一部分的传播主体还停留在纯职业的“单面形象”塑造上。这就需要全媒体时代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要站在社会的高点去审视和评价社会，贴近社会去了解社会和研究社会，深入生活去发现生活和诠释生活。全媒体语境下的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要以“草根化的精英”“街坊式的明星”“多面手型的专家”“时髦的学者”等饱满、真实、活跃的人文形象来赢得受众，要在潜意识中从电台电视台走出来，走到真实的火热的生活中，走到复杂而活跃的社会里，把握和引领社会主流认知、传播主流价值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传媒精英”，塑造全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人文形象。
第四.变职业化“单面传播”为适度的“全人传播”
“强结构化规范性真实”的传播叙事方式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与接受者之间产生传受阻隔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距离感的出路却并非完全采用“弱结构化原生态真实”的叙事方式，而是变职业化的“单面传播”为适度的“全人传播”。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是“职业化”的。受众接触到的是通过规范性与结构化切割后的“单面”主体。而在网络时代拟态的面对面传播中，受众希望更加丰富与多样化的交互传播，以期对传播主体有立体和多元的认知，在知晓广度、深度和频度上都有所增加。面对这样的诉求，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适度地“全人传播”——选取自己工作之外的时空与内容进行传播。所谓“全人”，指的是为受众呈现出生活、工作、娱乐、学习等多种状态下鲜活生动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而“适度”则是在尺度、角度与曝光度等方面把握分寸。之所以要适度，是因为过高的曝光度会让传播主体本身失去神秘感和吸引力。这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原本为了满足受众知晓欲、沟通欲进而提升受众忠实度的传播行为过多后，过度的曝光部分会使受众满足感增速放缓、沟通欲降低，反而削减了传播主体的吸引力。适度“全人传播”目的则在深度打造和塑造这一主体，将其播出之余的信息和节目的营销推广，媒体整体形象的塑造融合起来。
全媒体时代其实刚刚开启，“传播混战”的杂乱无章仅仅是暂时的。社会的良性发展是不容许有着意识形态塑造与社会舆论影响等重要功能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出现主体主次不分、传播理念混乱的。全媒体时代有声传播主体既不能被“去专业化论”、“播音过时论”、“主持人消亡论”等表象性、片面性论断所干扰，丢失角色和使命的自信力，又要充分认清新平台、新渠道给予有声语言传播活动的挑战和机遇，积极进行自我调适，在全媒体的传播生态系统中重新获得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好有声语言传播的各种功能。
参考文献：
[1]张政法：《主体的影响力——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p12-13.
[2]搜狐科技：你以为直播大战告一段落了？其实很多直播App“春风吹又生”了http：//www.sohu.com/a/166136426_114778.
[3][4]艾瑞咨询：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5]吴郁：《主持人语言表达技巧》[M].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p34.
[6]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p256.
[7]延森（Jensen，K.B.）.刘君译：《网络传媒、大众传媒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p54.
[8]艾媒网：艾媒报告丨2016上半年中国在线直播市场研究报告http：//www.iresearch.com.cn/report/3009.html.
[9]参见保罗·霍芬：《数字时代的公共演讲语艺修辞学》;沈锦惠：《隐喻即行动：网络时代的隐喻使用》[A]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第一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10]杨刚元：《具象传播论——形名学之形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p172.
[11]杨刚元：《具象传播论——形名学之形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p164.
[12]重金建：《播音创作主体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p3.
[13]人民网：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14]王彪：《主持人思维与表达》[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p3-5.
[15]李园园：《广播电视新媒体发展综述》[J].2016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2016.p178-179.
[16]央视网：喻国明：“互联网+”时代关于“新闻立台”的思考http：//news.cntv.cn/2015/10/29/ARTI1446118354573835.shtml.
[17]徐功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知识200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p13.
[18]赵杰 田晓黎：《语言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p81～103.
[19]张颂：《朗读美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p17.
[20]卢新宁：《在全媒体舆论场构筑我们的“主流叙述”》[J].新闻战线，2017.01（上），p2.
基金项目：
该文为西藏民族大学科研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西藏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发展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有声语言传播;新格局;发展对策
Stick to，adjust and dominate——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the audibl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ubject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in the omnimedia age
Abstract：The transmission， narrative method and feedback mechanism of audible language have been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 in the omnimedia age.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audible language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changes in the new transmission context， precisely pinpoints and wins over the leading role among public voice in the age of omnimedia，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in change of the audible language transmissio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the aspect of role， function and practice.
The summary of the current typical transmission situation， in combin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ponsive strategy of the transmission subject in audible language， provides positive enlightment of the media professionals in the aspect of thought， concept and practice.
Key Words： audible language communication;new situation;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基于互聯网和便携式、集成式互联终端的网络传播与信息互动正全面覆盖我们生活的几乎各个领域。在以互联网为技术平台的媒体中，传播者、传播内容形态、传受互动、信息流走向和受众接受方式等都有别于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其中有声语言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也发生着深刻变化。
一.有声语言传播新格局
站在传播学角度，学者张政法将“呈现在接受主体视听端、产生持续稳定影响、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经常出镜发声的视听形象”界定为“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包括“播音员与主持人、主持人、出镜记者、连线记者、配音员等”[1]。实践的现实环境改变与主体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全媒体环境下，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变化：
第一.传播主体与平台多元并存
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身份始终处于相对一直状态。他们有相类似的受教育背景、官方媒体正式从业人员身份、稳定且相对趋同的收入、绝大多数接受了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方面相关培训。互联网直播开始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进入2017年“Live.me、虎牙直播、Nonolive、Stager Live相继完成了A轮融资，云犀直播也于日前宣布完成2000万元Pre—A轮融资”。[2]与此同时，“2017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红人数较2016年增长了57.3%。粉丝总人数量达到了4.7亿人，环比增长20.6%”[3]大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兴起，传播主体的从业经历、职业属性、受教育背景、经济收入与职业技能等差异非常大。
与传播主体多元化相对应的是传播平台的多元化。从传播介质的客观角度看，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各类智能手机直播app与pc端口直播软件等突破了千余个。一部分传统媒体如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陕西广播电视台、福建电视台等，也在积极融合互联网直播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这使得以往仅依靠传统电子媒体传播的主体，获得了互联网多元化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与平台的多元并存既反映出平权时代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主导地位的冲击。
第二.“软性传播”凸显
有声语言传播的“刚性”与“软性”差异，涉及到语言要素、语言外部形式、语言信息密度、话语语态等多层面。在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活动中，信息传播、监视环境等“刚性信息”传播功能是“立台之本”，其次的文化艺术、综合服务、游戏娱乐等是媒体功能的拓展。而互联网平台的主播、网红等传播主体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首先在内容上呈现出“软性化”：休闲、娱乐、消遣等内容占主体。（如图1所示）。 “软性传播”的第二层面是相对广播电视中对语言活动多维度的“刚性要求”，网络平台对其传播主体在语言规范性与信息规整度上要求的“软性化”。在互联网直播的秀场、泛娱乐、游戏、体育等各类直播中，传播主体的语言普遍缺乏规格感，常常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甚至不完整、有重复、有脱节”[5]。绝大部分主播语言呈现出口语化程度高、单位时间信息密度低、语句结构松散度高与信息量冗余度高等特征。这种传播语态广泛存在于面向大众的平台，在“大众模仿心理与趋同心理”的影响下，受众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某种刺激作出相类似的反应”[6]产生示范效应，影响到接受者对大众有声语言传播中语言规格、尺度、标准的传统认知，不利于构建良好的大众有声语言传播生态。
“软性传播”的第三个层面是在互联网传播中，传受之间有声语言传播的“仪式感”缺乏。传统媒体格局下的传播仪式是“经由大众传播这一集中控制的系统，最终抵达受者的传输过程。”可以把这种“文化中最受欢迎的、普及范围最为广泛的媒介看做一个论坛，亦即古典意义上对于共同关注事情发表意见与展开讨论的场所。”[7]广播电视这种带有社会仪式感的传播方式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信息接受的和社会互动方式。在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从其诞生开始便承担了表达国家意志、传播权威信息与反映主导舆论的功能。身处仪式中的受众个体在潜意识中会受这种权威性、公共性与公开性仪式影响，产生聚合、共鸣和参与效应进而影响社会心理、社会行动。而在互联网中，传统的仪式性论坛的点面传播模式被传受间、受者间互动、传者间的多层、多元、交错式传播所替代。受众的“仪式感”体验微弱，私密化、散漫化体验强烈。这种传播，更像是临时集群的闲聊和娱乐。这种传播带来的更多是离散性、自我化的社会心理。
第三.新的互动格局催生新的传媒话语形态
据艾媒网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底直播平台用户已达到近2亿，预计2018年，网络直播用户将突破4亿人。[8]如此庞大的人数在进行以有声语言为主、其他符号为辅的广泛互动，这在以往是不可能有的。传播主客体间、传播受众间、传播主体间的互动日益频繁，跨时空、异时空的社会互动增加，新的主播话语模式、传受双方语言互动形式等也呈现出来。这种互动格局也影响着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模式，从2014年1月1日的《新闻联播》结尾的“卖萌”到2017年6月21日新华社网络推文以“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九个字为标题，报道了中东的重大事件。这种语言方式所传递的情感、语态正与当下流行的网络互动用语比较一致。这可以看成在时代大背景下社会符号互动的变革信号。诚如果麦克卢汉所言，今天多媒体出现、媒体融合的演进，恰恰就是对以往分割了人体延伸的媒体的重新聚合。在媒体还很不发达的社会，信息传播基本限于人体可触及范围，一切传播基本是“在场性”的。今天，承担了我们耳朵、眼睛的视听媒介开始融合，VR技术以及对触觉、嗅觉等虚拟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使知觉器官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实现延伸与融合。今天有声语言传受互动中的呈现出的新的语形态、方式等，恰恰是传播过程中互动、反馈的“在场性”回归的体现。
第四.传播叙事“弱结构化原生态真实”突起与“强结构化规范性真实”并存
不少学者在讨论电子媒体传播时，都注意到了“重组”、“整合”等概念，尤其是关注口语传播理论的学者更是对有组织、职业化的电子传媒在传播中叙事的重组性、隐喻性做了专门的研究[9]。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化妆、服装、姿态、表情，主体所处环境中的灯光、布景、器具和传播介质的摄像角度、景别、镜头组合等众多因素都是在一定传播目的、意图与操作规范下高度“结构化”的。这些要素作为符号出现，承担着不同的意义表达和象征功能。这种叙事所传递的真实感与真实度，可以被称作“结构化规范性真实”。这种被高度结构化、规范化的真实与生活本真是有区别的。学者杨刚元在《具象传播论》中将其归为“组合编码”。“组合编码是传播者为传播其观念与想象而自由组合影像的编码方式。”“其自身的源于客观事物的变化轨迹已经构不成对传播的编码过程的控制。”[10]。而处于网络直播状态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其大量的传播活动呈现出“弱结构化”的特征。直播的传播方式使其结构化空间变得很有限，诸要素更多处在“原生态”——生活的本真状态。杨刚元称之为“开放性过程现场直播”。这种具象传播是“意义生成过程，它遵循的是受客体引导的观察的逻辑而非传播的逻辑。”[11]最典型的是网络直播中“真人秀”、“生活秀”方式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此外，广播电视媒体的职业化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传播也呈现出“弱结构化”与近乎“原生态”的传播。以陕西广播电视台、福建电视台为例，2017年2月24日陕西台在全台推广app直播平台“青春直播”，鼓励本台播音员主持人、记者等开通个人直播频道，近百位电台、电视台主播将自己原生态的生活，品牌栏目的背后情况呈现于直播平台上。福建电视台于2016年6月正式开通“海博TV”，直播频道中，无论是《厦门走透透 记者带你游》《律师在现场》等相对固定节目还是各类专题性直播，主持人、记者在其中的传播都遵循着“受客体引导的观察的逻辑”，保留了“原生态” 的有声语言形态。这其中，虽然整体的报道也存在结构化、组织化，但在很多具体的环节，“原汁原味”的內容真实保留下来，让叙事本身更加贴近于生活的真实。
正如学者重金建所说，“大众传播既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又反映和推动着这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和发展。”[12]今天的大众有声语言传播在传播主体与平台、语体与语态、叙事形态与传受互动等方面的种种变化构成了全媒体时代有声语言传播的整体文化形态与阵营布局。在这个新的格局中，作为要素之一的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对整个传播系统的变化做出回应、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这个传播系统良性发展，使其为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继续起到正向作用。
二.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对策
在全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台有可能从形式上消失，但是内容的制造、生产会更加活跃。有着官方的背景、不可替代的资源、不可复制的权威度的广播电视台，将以新平台+新渠道的“媒体航母”形式出现。面对新的平台，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依据自身属性作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构筑广播电视有聲语言传播主体的全媒体语境主导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舆论宣传工作时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3]大众传媒中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是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显著地位的角色，以主持人为例，他既是“媒体综合形象主要体现者”和“人际化大众传播者”，又是“受众意见领袖”和“受众反馈目标个体”[14]。在今天迫切需要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媒体信息激增、传播主体和平台多元并存，我们需要坚守并提升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主导性，并将此延伸至互联网媒体领域，构筑其在全媒体语境下的有声语言传播主导地位。虽然异军突起的“网红”等互联网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对社会交往与大众话语影响力增长明显，甚至一度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语态、方式产生了影响，但其“软性化”的传播形态、话语方式承担不起环境监视与舆情引导、传播国家与人民意志、形成国家软实力等“刚性化”责任与使命。互联网上非职业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性还是权威性，公信力还是使命感上看都无法与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比肩。因而今天无论是广播电视平台还是其融合的新媒体平台，都需要有占据主导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近两年来，“各级广播电视媒体发展新媒体、推动媒体融合的补发大大提速。”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全国共有345家广电播出机构开展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15]网络传播平台的建立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从选拔评价、孕育成长与运营宣传等各个层面，对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互联网这个新的平台上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号召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使其占据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语境下的主导地位。
第二.优化与强化有声语言传播专家的能力和素养
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点播的随意性让以往的线性编辑、播出的“餐桌模式”改变为按需索取的“自助餐模式”。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会丢失部分媒体光环与话语权主导的优势。而需要在新的传播平台上获得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出路并非一些人认为的通过放弃专业化、消解专业性去追随暂时的时髦。相反，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统核心竞争力需要坚守，同时也要提升适应新平台的能力和素养。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统核心竞争力包括三方面：事实性信息传播力、规范性语言的示范力和艺术性语言熏染力。
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是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对新闻、资讯等事实性类信息的快速、精准、高效的传播是媒体赖以生存的重要根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深水区”，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新闻在整个社会传播中唱主角的中心地位会越来越得到强化。”[16]而“广播电视新闻播音”这种有声语体正是被实践检验的最佳传播手段，其在极短时间内对信息内容中重点、层次与结构等的有效传播是其他有声语言语体不可比拟的。只要语言体系和人的视听神经结构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事实性信息传播能力仍旧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坚守和巩固的。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在语音、词汇与语法三要素方面的规范性一直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学习的范本。“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既是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愿望，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17]广播电视中播音员、主持人等的传播主体的有声语言语音面貌、语法规范等有严格的行业标准。且这些要素的意义不至于语言本身，语音并不是与其所指意义的随意组合，“语言要素中的语音与所表示的对象之间有可以解释的象征关。”可以说，“语音透射民族文化”。而“词汇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晴雨表。”[18]在我国政府提出“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今天，规范性语言的传播、推广和普及对于国家凝聚力、创造力和软实力的增强意义重大。
语言作为一门艺术形式，本身具有音韵美、音色美、节奏美等形式美感。已故的中国播音学奠基人张颂在谈到有声语言的美学价值时说道“她那高屋建瓴的气势、高深莫测的沉淀、高雅澄明的品格、通达心灵的威力，使她既有居住象牙之塔的灿烂，又有融入平民百姓的善良。”[19]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对文稿在语调、语气、语速、节奏等各种有声语言表达技巧与要素的准确使用、艺术化处理，带给人的审美体验，反映、引领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对语言艺术的审美诉求。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现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为全民族贡献了符合每一个时代审美特点与精神气质的语言艺术精品，以有声语言艺术之美濡养了全民，彰显了民族气质、中国气派。这一种艺术化语言的熏染力，在新的传播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强化。
坚守和巩固传统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要注意到，新平台的出现对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内部思维同步语言化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网络平台直播为例，这种有声语言直播形态与传统广播电视平台的直播节目存在很大差异。网络直播报道、直播板块的人际性、开放性、生成性、机动性等编码特性使受众获得了直观化、原生态和即时多元互动的视听体验。同时其在叙事模式上与受众保持了潜在的“编码——解码”约定，叙事更加符合受众“观察逻辑”的特点使受众有了更大的冗余信息容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众对信息传播专业度要求的降低。网络直播的时间跨度大、团队精小、观察逻辑强与不可控环节多等特点，要求传播主体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将现场多元信息进行快速甄别、搜集，作出合传播目的筛选，然后进行内部语言编码与外部语言表达。很多情况下传播主体对其五官接受的现场信息没有丝毫准备时间，对其传播过程中的突发性情况没有丝毫迟疑的余地和修改的空间。这样的传播状态下，内部思维同步语言化能力与语言精粹化的程度的高下，信息甄别力与语言流畅度的高下，决定了网络直播中有声语言传播的规格与质量。
第三.调适与优化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媒体人文形象
广播电视的传播行为，会在受众心目中留下一种特定的形象认知并吸引喜爱此类形象的受众群，例如“权威公正”、“客观审慎”、“时尚前卫”等。这与传播中文本、画面、声音等众多因素有关，但其中传播机构被赋予的人文特质则是形象形成与吸引受众的核心因素。媒体的人文特质主要是知名的播音员、主持人、出镜（声）记者等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传递出的。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人文形象早期是由沈力、赵忠祥、倪萍、宋世雄等人所塑造，现在则是由康辉、李梓萌、董卿、撒贝宁等名主播塑造。相对于媒体的人文特质，其他属性如经济实力、运作模式等，在传播学视阈下，对受众的影响都显得微弱。 在以虚拟现实、体验式阅讀、沉浸观看、大视频传播等为特征全息信息传播时代，受众接触媒体，除了纯粹信息刚需外，人文化的情感体验与人际性的交流互动体验需求激增。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继续成为有较大响力、有较高识别度和较强号召力的媒体人文形象。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的一段话很有启发性：“我们所从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涉及最复杂的社会认知和人生感悟。......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平台、介质或许会式微，但新闻没有消亡，媒体还有责任，理想还有价值，职业还有担当。我们相信，不管媒体形态怎么变、舆论格局怎样变，原创仍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思想仍是媒体最重要的品质，理性仍是时代最需要的力量。......我想这也是中央提出媒体融合的初衷，即鼓励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在全媒体舆论场，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做大做强主流价值。”[20]广播电视有声传播主体在传统的传播方式过程中所塑造的媒体人文形象，相对于全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主体在形象的饱满度、真实度、人际性与显性度还有差距，相当一部分的传播主体还停留在纯职业的“单面形象”塑造上。这就需要全媒体时代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要站在社会的高点去审视和评价社会，贴近社会去了解社会和研究社会，深入生活去发现生活和诠释生活。全媒体语境下的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要以“草根化的精英”“街坊式的明星”“多面手型的专家”“时髦的学者”等饱满、真实、活跃的人文形象来赢得受众，要在潜意识中从电台电视台走出来，走到真实的火热的生活中，走到复杂而活跃的社会里，把握和引领社会主流认知、传播主流价值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传媒精英”，塑造全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人文形象。
第四.变职业化“单面传播”为适度的“全人传播”
“强结构化规范性真实”的传播叙事方式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与接受者之间产生传受阻隔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距离感的出路却并非完全采用“弱结构化原生态真实”的叙事方式，而是变职业化的“单面传播”为适度的“全人传播”。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是“职业化”的。受众接触到的是通过规范性与结构化切割后的“单面”主体。而在网络时代拟态的面对面传播中，受众希望更加丰富与多样化的交互传播，以期对传播主体有立体和多元的认知，在知晓广度、深度和频度上都有所增加。面对这样的诉求，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需要适度地“全人传播”——选取自己工作之外的时空与内容进行传播。所谓“全人”，指的是为受众呈现出生活、工作、娱乐、学习等多种状态下鲜活生动的有声语言传播主体。而“适度”则是在尺度、角度与曝光度等方面把握分寸。之所以要适度，是因为过高的曝光度会让传播主体本身失去神秘感和吸引力。这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原本为了满足受众知晓欲、沟通欲进而提升受众忠实度的传播行为过多后，过度的曝光部分会使受众满足感增速放缓、沟通欲降低，反而削减了传播主体的吸引力。适度“全人传播”目的则在深度打造和塑造这一主体，将其播出之余的信息和节目的营销推广，媒体整体形象的塑造融合起来。
全媒体时代其实刚刚开启，“传播混战”的杂乱无章仅仅是暂时的。社会的良性发展是不容许有着意识形态塑造与社会舆论影响等重要功能的有声语言传播活动出现主体主次不分、传播理念混乱的。全媒体时代有声传播主体既不能被“去专业化论”、“播音过时论”、“主持人消亡论”等表象性、片面性论断所干扰，丢失角色和使命的自信力，又要充分认清新平台、新渠道给予有声语言传播活动的挑战和机遇，积极进行自我调适，在全媒体的传播生态系统中重新获得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好有声语言传播的各种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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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搜狐科技：你以为直播大战告一段落了？其实很多直播App“春风吹又生”了http：//www.sohu.com/a/166136426_1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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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保罗·霍芬：《数字时代的公共演讲语艺修辞学》;沈锦惠：《隐喻即行动：网络时代的隐喻使用》[A]数字化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第一届海峡两岸口语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10]杨刚元：《具象传播论——形名学之形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p172.
[11]杨刚元：《具象传播论——形名学之形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p164.
[12]重金建：《播音创作主体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p3.
[13]人民网：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http：//cpc.people.com.cn/n/2013/0821/c64094-22636876.html.
[14]王彪：《主持人思维与表达》[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p3-5.
[15]李园园：《广播电视新媒体发展综述》[J].2016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2016.p178-179.
[16]央视网：喻国明：“互联网+”时代关于“新闻立台”的思考http：//news.cntv.cn/2015/10/29/ARTI1446118354573835.shtml.
[17]徐功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知识200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p13.
[18]赵杰 田晓黎：《语言人类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p81～103.
[19]张颂：《朗读美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p17.
[20]卢新宁：《在全媒体舆论场构筑我们的“主流叙述”》[J].新闻战线，2017.01（上），p2.
基金项目：
该文为西藏民族大学科研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西藏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发展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