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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我有幸参加了美国新闻基金会(NPF)组织的一个与艾滋病宣传有关的全球媒体培训项目,这一项目隶属于NPF的Journalist to Journalist Project(记者对记者计划),因此被称为“J2J Training on HlV/AIDS”,我将这个学习班简称为J2J班｡
培训在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滨城市悉尼举办,培训结束后,全体学员还要采访报道在此间举行的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因此培训也有些会前辅导的作用,许多课程针对大会的议程开设,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议上提出的新技术､新观点｡共有5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参加了这次培训,基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在课堂上听到的可以称为“一片亚非拉的声音”｡
虽然大家只相处了短短10天,但这些J2J的Fellows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回国后总忍不住想说一说我眼里的外国同行们｡
勤奋的南非“劳模”
Olivia和Christina都来自南非首都开普敦,两人年龄差不多,都是不修边幅的白人女性,都在网站工作,Olivia是南非最大的健康网站Health24的高级记者,Christina是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的编辑,有趣的是有着很多共同点的两个人不仅在老家时互不相识,到了国外也是独来独往,各行其是,互不理睬｡
Olivia是我的室友,性情温和,思维敏锐,话不多,上课时很少发言,然而考虑问题的深度常常让人吃惊,在课堂上引发大家最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她提出的｡我们在房间里谈起南非现在的社会问题,Olivia说南非的治安状况让她都感到害怕,她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府,说政府的愚蠢导致了很多本可避免的问题,比如艾滋病在南非的肆虐｡
Christina身材矮小,只有一米五多,一头短发,在班里很活跃,最爱说笑话的就是她,几乎与见到的每一个人开玩笑｡Christina擅长的是科技领域的报道,我们上过一堂关于艾滋病母婴阻断技术临床应用的课,她在课堂上的提问非常专业,我们开玩笑说她像一个实习医生｡一起去著名的悉尼歌剧院看了一场歌剧之后,我才知道她还是一个歌剧发烧友,懂得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据说是为了方便欣赏歌剧｡
她们好像都有语言天赋,Olivia也懂一些西班牙语,还学过汉语,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她很热心地向我请教中国菜的做法,我不擅此道,总是支支吾吾地敷衍过去｡
学习结束后,在参加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几天时间里,Olivia和Christina让我见识了南非同行的敬业程度,堪称“劳模”｡那几天,我总能在大会的媒体中心见到O1ivia,不是刚听完会或刚采访完来写稿子,就是刚刚发完稿子,赶着去另一个会场,来去匆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见她还在赶稿,闲聊几句才知道她根本还没有转过悉尼的大街小巷,连离会展中心步行不到10分钟路的唐人街也没去过｡而瘦小的Christina每天都背着一个大包,腋下夹着她笨重的IBM笔记本电脑,穿梭于各个分会场之间,有时会看见她在会场外的走廊里席地而坐,专心地敲电脑写稿子,就是在从会展中心回住处的班车上,她也在不停地敲｡不知道在Olivia和Christina之间是不是在进行一场发稿竞赛｡
据我的观察,我們这群记者中,写稿最勤奋的几个人好像都是网络记者｡联想到近年来新媒体风起云涌的发展形势,传统媒体需要学习和迎头赶上的恐怕不仅仅是技术或业务层面上的东西,那种注重发稿时效､只争朝夕的敬业态度,我们也差了很多｡
我们都是“sisters”
在J2J班里,最惹人注目的应该是那几个来自非洲的黑姐妹们,她们热情奔放,大声说笑,毫不在乎地在别人发言时随意插话,提出一长串的问题难为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使教授在她们的连珠炮下脸色茫然､不知所措,尤其是牙买加的Andrea和Ingrid｡
Andrea的眼睛和牙齿同样闪亮,身高体壮,长着一头黑人标志性的短卷发,卷卷被她染成了淡黄色,紧紧地贴在头上｡Andrea爱美,在上课的那几天里,她的耳环､衣服,甚至鞋子每天都要换不同的,我一直在猜测她的行李箱到底有多大｡
Andrea也在一家报纸任职,她的报道范围似乎很广,什么都写,尤其关注人权､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甚至毒品非法交易也在她的写作范围｡
Andrea的母语不是英语,但她用英语写作,对英语娴熟的运用让我眼晕｡我们上课的时候,她的电脑键盘一刻不停地响着,我留意看了她敲的内容,她用英文一边记录课程内容,一边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看上去就是一篇可以直接拿去发表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提问的时候,她可以一只手高高举起要求发问,另一只手还在电脑键盘上敲,甚至在提问的同时还在敲｡她用英文写作的速度超过了我用中文写作的速度｡作为同行,我很是折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Maureen刚开始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拉着我不住讨论日本,我很郁闷,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后,她竟然欢呼一声,神情很是开心,说“中国好,中国人好”,还说我们都是“sisters”｡她和我谈起不久前的中非论坛,说“那真像是一个大家庭的聚会”｡Maureen认定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朋友,详细地告诉我中国在非洲的众多援建项目,中国给他们资金,帮助他们训练技师､警察和医护人员,帮他们修桥､建工厂,Maureen满是感激之情｡我第一次这么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理解了Maureen对我的热情从何而来｡
出国之后才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有多大,讨论时经常被问到中国的情况,吃饭时时不时就听到有人在提到“CHINA”,听不清在谈些什么,但总是在谈中国,与会的各国中,中国似乎是关注度最高的｡还有同学拿着在悉尼买的纪念品对我说,全是“Made in China”,甚至包括一款日本牌子的数码相机｡“China is everywhere(中国无处不在)”,他们与我开玩笑说｡
孕妇与伤员
在我们这个50人的学习班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怀孕5个月的孕妇和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
孕妇是来自柬埔寨的Sotheary,她是柬埔寨一家广播电台的节目主管,曾经在国家电视台做过制作人,Sotheary说她甚至还学习过电影制作｡
Sotheary年轻漂亮,刚结婚不久,我没好意思问她的年龄,总觉得应该不超过25岁｡5个月的身孕使她行动蹒跚,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我对Sotheary说她很勇敢,如果换了我,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做跨越半个地球的长途旅行,就连去趟超市我都要考虑考虑｡Sotheary很认真地说,她非常看重这次学习的机会,能遇到一次是很幸运的事情,就算为了肚子里的宝宝也要走这一趟｡班里就她一个柬埔寨人,性情内向安静不善交际的她常常显得有些孤单,她会在吃饭时忍不住对我说,她很想家,想她丈夫,想说家乡话想吃家乡饭,我努力跟她学了几句柬埔寨话,说得怪腔怪调,她就忍不住笑｡
我问Sotheary我们学的课程对她回去后的工作帮助大吗,她回答说,重要的是她来了看了,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她的回答让我读出了一些“开卷有益”的意味｡
伤员是来自津巴布韦的Mugove,他在出发前遭遇车祸,伤了右腿,于是就拄着双拐,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只穿袜子就到了悉尼｡我们很遗憾他腿上的石膏拆了,不然每个人可以在石膏上签名留念｡前几天上课的时候还不觉得Mugove有多不方便,因为我们就住在悉尼市郊的Macquarie大学,上课的教室与住的宿舍就在相连的两栋楼里,后来在悉尼市中心的会展中心开会的时候,看到他每天架着双拐背着大包吃力地穿梭在各个会场,才体会到他的不易｡他自己倒是一点都不在意,总是很享受的样子｡
J2J班里有很多有趣的让人难忘的朋友｡来自圭亚那的Neil,英语非常流利,发言与提问准确到位,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学历只是高中毕业｡我们根据他名字的发音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马宁”,向他解释了那两个字的中文意思后,他大吃一惊,声称自己不是“一匹安静的马”,并声称自己喜欢姓“毛”,毛泽东的“毛”｡来自俄罗斯的Vladimir,为了参加这次培训突击学习了两个月的英语,居然说得有模有样,到过中国上海的他对那座城市的繁华念念不忘,指着灯火辉煌的悉尼达令港对每个人说上海外滩也是这么美｡
在与这些伙伴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常常问起中国媒体的情况,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媒体的基础设施以及规模等方面,很多国家与中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来自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的外国同行们的专业水平都非常高,个个堪称是行业里的精英,看到他们,不难看到他们国家媒体的未来｡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社)
编校:郑 艳
培训在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滨城市悉尼举办,培训结束后,全体学员还要采访报道在此间举行的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因此培训也有些会前辅导的作用,许多课程针对大会的议程开设,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会议上提出的新技术､新观点｡共有5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参加了这次培训,基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在课堂上听到的可以称为“一片亚非拉的声音”｡
虽然大家只相处了短短10天,但这些J2J的Fellows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回国后总忍不住想说一说我眼里的外国同行们｡
勤奋的南非“劳模”
Olivia和Christina都来自南非首都开普敦,两人年龄差不多,都是不修边幅的白人女性,都在网站工作,Olivia是南非最大的健康网站Health24的高级记者,Christina是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的编辑,有趣的是有着很多共同点的两个人不仅在老家时互不相识,到了国外也是独来独往,各行其是,互不理睬｡
Olivia是我的室友,性情温和,思维敏锐,话不多,上课时很少发言,然而考虑问题的深度常常让人吃惊,在课堂上引发大家最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她提出的｡我们在房间里谈起南非现在的社会问题,Olivia说南非的治安状况让她都感到害怕,她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府,说政府的愚蠢导致了很多本可避免的问题,比如艾滋病在南非的肆虐｡
Christina身材矮小,只有一米五多,一头短发,在班里很活跃,最爱说笑话的就是她,几乎与见到的每一个人开玩笑｡Christina擅长的是科技领域的报道,我们上过一堂关于艾滋病母婴阻断技术临床应用的课,她在课堂上的提问非常专业,我们开玩笑说她像一个实习医生｡一起去著名的悉尼歌剧院看了一场歌剧之后,我才知道她还是一个歌剧发烧友,懂得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据说是为了方便欣赏歌剧｡
她们好像都有语言天赋,Olivia也懂一些西班牙语,还学过汉语,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她很热心地向我请教中国菜的做法,我不擅此道,总是支支吾吾地敷衍过去｡
学习结束后,在参加第四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几天时间里,Olivia和Christina让我见识了南非同行的敬业程度,堪称“劳模”｡那几天,我总能在大会的媒体中心见到O1ivia,不是刚听完会或刚采访完来写稿子,就是刚刚发完稿子,赶着去另一个会场,来去匆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见她还在赶稿,闲聊几句才知道她根本还没有转过悉尼的大街小巷,连离会展中心步行不到10分钟路的唐人街也没去过｡而瘦小的Christina每天都背着一个大包,腋下夹着她笨重的IBM笔记本电脑,穿梭于各个分会场之间,有时会看见她在会场外的走廊里席地而坐,专心地敲电脑写稿子,就是在从会展中心回住处的班车上,她也在不停地敲｡不知道在Olivia和Christina之间是不是在进行一场发稿竞赛｡
据我的观察,我們这群记者中,写稿最勤奋的几个人好像都是网络记者｡联想到近年来新媒体风起云涌的发展形势,传统媒体需要学习和迎头赶上的恐怕不仅仅是技术或业务层面上的东西,那种注重发稿时效､只争朝夕的敬业态度,我们也差了很多｡
我们都是“sisters”
在J2J班里,最惹人注目的应该是那几个来自非洲的黑姐妹们,她们热情奔放,大声说笑,毫不在乎地在别人发言时随意插话,提出一长串的问题难为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使教授在她们的连珠炮下脸色茫然､不知所措,尤其是牙买加的Andrea和Ingrid｡
Andrea的眼睛和牙齿同样闪亮,身高体壮,长着一头黑人标志性的短卷发,卷卷被她染成了淡黄色,紧紧地贴在头上｡Andrea爱美,在上课的那几天里,她的耳环､衣服,甚至鞋子每天都要换不同的,我一直在猜测她的行李箱到底有多大｡
Andrea也在一家报纸任职,她的报道范围似乎很广,什么都写,尤其关注人权､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甚至毒品非法交易也在她的写作范围｡
Andrea的母语不是英语,但她用英语写作,对英语娴熟的运用让我眼晕｡我们上课的时候,她的电脑键盘一刻不停地响着,我留意看了她敲的内容,她用英文一边记录课程内容,一边写下一些自己的想法,看上去就是一篇可以直接拿去发表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提问的时候,她可以一只手高高举起要求发问,另一只手还在电脑键盘上敲,甚至在提问的同时还在敲｡她用英文写作的速度超过了我用中文写作的速度｡作为同行,我很是折服｡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Maureen刚开始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拉着我不住讨论日本,我很郁闷,告诉她我是中国人后,她竟然欢呼一声,神情很是开心,说“中国好,中国人好”,还说我们都是“sisters”｡她和我谈起不久前的中非论坛,说“那真像是一个大家庭的聚会”｡Maureen认定中国是非洲国家的朋友,详细地告诉我中国在非洲的众多援建项目,中国给他们资金,帮助他们训练技师､警察和医护人员,帮他们修桥､建工厂,Maureen满是感激之情｡我第一次这么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在非洲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理解了Maureen对我的热情从何而来｡
出国之后才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有多大,讨论时经常被问到中国的情况,吃饭时时不时就听到有人在提到“CHINA”,听不清在谈些什么,但总是在谈中国,与会的各国中,中国似乎是关注度最高的｡还有同学拿着在悉尼买的纪念品对我说,全是“Made in China”,甚至包括一款日本牌子的数码相机｡“China is everywhere(中国无处不在)”,他们与我开玩笑说｡
孕妇与伤员
在我们这个50人的学习班里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怀孕5个月的孕妇和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
孕妇是来自柬埔寨的Sotheary,她是柬埔寨一家广播电台的节目主管,曾经在国家电视台做过制作人,Sotheary说她甚至还学习过电影制作｡
Sotheary年轻漂亮,刚结婚不久,我没好意思问她的年龄,总觉得应该不超过25岁｡5个月的身孕使她行动蹒跚,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我对Sotheary说她很勇敢,如果换了我,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做跨越半个地球的长途旅行,就连去趟超市我都要考虑考虑｡Sotheary很认真地说,她非常看重这次学习的机会,能遇到一次是很幸运的事情,就算为了肚子里的宝宝也要走这一趟｡班里就她一个柬埔寨人,性情内向安静不善交际的她常常显得有些孤单,她会在吃饭时忍不住对我说,她很想家,想她丈夫,想说家乡话想吃家乡饭,我努力跟她学了几句柬埔寨话,说得怪腔怪调,她就忍不住笑｡
我问Sotheary我们学的课程对她回去后的工作帮助大吗,她回答说,重要的是她来了看了,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她的回答让我读出了一些“开卷有益”的意味｡
伤员是来自津巴布韦的Mugove,他在出发前遭遇车祸,伤了右腿,于是就拄着双拐,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只穿袜子就到了悉尼｡我们很遗憾他腿上的石膏拆了,不然每个人可以在石膏上签名留念｡前几天上课的时候还不觉得Mugove有多不方便,因为我们就住在悉尼市郊的Macquarie大学,上课的教室与住的宿舍就在相连的两栋楼里,后来在悉尼市中心的会展中心开会的时候,看到他每天架着双拐背着大包吃力地穿梭在各个会场,才体会到他的不易｡他自己倒是一点都不在意,总是很享受的样子｡
J2J班里有很多有趣的让人难忘的朋友｡来自圭亚那的Neil,英语非常流利,发言与提问准确到位,很难让人相信他的学历只是高中毕业｡我们根据他名字的发音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马宁”,向他解释了那两个字的中文意思后,他大吃一惊,声称自己不是“一匹安静的马”,并声称自己喜欢姓“毛”,毛泽东的“毛”｡来自俄罗斯的Vladimir,为了参加这次培训突击学习了两个月的英语,居然说得有模有样,到过中国上海的他对那座城市的繁华念念不忘,指着灯火辉煌的悉尼达令港对每个人说上海外滩也是这么美｡
在与这些伙伴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常常问起中国媒体的情况,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媒体的基础设施以及规模等方面,很多国家与中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来自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的外国同行们的专业水平都非常高,个个堪称是行业里的精英,看到他们,不难看到他们国家媒体的未来｡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社)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