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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般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作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钜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前207)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将秦军的全部主力消灭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却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钜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前205年),项羽还指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于他。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义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并没有发兵,后来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羽实际上是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叫士兵们唱起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看大势已去,项羽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之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的是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楚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雄浑悲壮、凄楚婉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像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出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后刘邦携天下之众,而项羽众叛亲离,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将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号角,还有对败者虽败犹荣的感叹。
(选自《小演奏家》2013年第7期,标题为编者所拟)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作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钜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前207)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将秦军的全部主力消灭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却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钜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前205年),项羽还指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于他。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几个月时间 ,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义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并没有发兵,后来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羽实际上是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叫士兵们唱起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看大势已去,项羽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之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的是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楚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雄浑悲壮、凄楚婉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像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出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后刘邦携天下之众,而项羽众叛亲离,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将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号角,还有对败者虽败犹荣的感叹。
(选自《小演奏家》2013年第7期,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