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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白诗笺证搞》是陈寅恪先生的大作，内容丰富，考证严谨，陈先生严谨的作风堪为青年学术工作者们的楷模。而我们在关注学术的严谨的同时，也须关注文化的多元化，注意丰富自身对于多元文化的认识，兼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和探究精神为一体。
关键词：《元白诗笺证稿》；严谨；包容；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陆雯洁（1993-），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1
本书作者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是著名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由于其史学与文学双重的研究方向，《元白诗笺证稿》中充分地体现了其“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陈先生创作该书的动机原是借唐诗来考证唐一代历史，对于历史考证的重视更甚于对于文学手法的分析。他晚年于中山大学上课的记录（现在已由其学生整理听课笔记形成书稿《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中提及“中国诗和外国诗相比较，外国最好的作品，多讲宗教、哲学，而《全唐诗》中，很多作品是讲的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游某地，这在外国诗中是少见的。这样的诗，在历史上有用，可以补足正史。就唐诗来说，材料还是贫乏的。中国历史多是政治史，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极少。即使是政治史，即实录之类，在唐武宗以后也是不完全的，后段很缺。诗人的诗，对这些正史不载的，多有记述，元、白二位尤很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用元、白二家的诗来作考证，不仅是他们在时间上介于中间，也还有这个缘由。”陈先生的上课内容充分说明了其写作本书的根本目的，也为人们对于本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元白诗笺证稿》主要是对于元白诗中历史的考据，涉及的作品包括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引》、五十首新乐府诗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其所创作的艳诗及悼亡诗（艳诗的歌咏内容主要是婚外的女子，而悼亡诗则是元稹对于亡妻的悼念）以及《古题乐府》。在本书附论部分包含了关于白居易身世背景、思想背景，元和体诗等背景性论题的讨论。如上文提及，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的特色为“诗史互证”，就本书而言，在陈先生对于特定作品的考证中基本都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诗人与文友的交游及其创作中的互相影响；第二部分，诗作的创作时间、地点、创作动机等创作背景；第三部分，对于具体诗作中代表诗作内容所反映的时代风俗或历史事实的具体考证。其中，鉴于陈先生的考证动机（上文提及的研究历史风俗），尤其以第三部分为最重要。例如，在对《长恨歌》的研究中，陈先生考察了《长恨歌》和元稹《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的关系，同时，作者也考察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时间背景为元和元年冬天，创作动机是和元氏竞胜。但最大的篇幅作者放在了对于作品反映的当时现实的考证，比如对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胡歌胡舞、杨玉环进宫始末、玄宗于华清宫沐浴的季节及习惯等等具体问题的探究。
在社会风俗探究方面尤其重要的材料是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在陈寅恪先生对于白居易《采诗官》一诗的分析中开篇便点出：“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纵观全书，“比较”的手法贯穿于本书，“比较”不仅限于把白居易与元稹、李公垂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题材、手法、语词相似之处加以强调，并根据诗人之间的交游与创作时间的先后判断实际的影响情况。“比较”这个词在更广大的意义上是强调文学文本之外的因素对于文本所产生的背景性的影响。比如说，作者通过考察新唐书和旧唐书或资治通鉴中所记录的历史实况来推测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通过跨学科研究成果之间的相互征引来达到对于文学作品产生背景的全面了解。
文学作品的产生的过程中，“作者”虽说是致使作品形成最后形态的唯一的作用者，但作者的思想却是由许多的社会因素所推动的。语言、政治形态、文化传统、经济模式、社会思潮等因素潜在地塑造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下生活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同一种文化（不一定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也许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塑之下，人們的文化身份的鲜明性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所能够认识到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平民化了的文学史观的观照之下，人们很难再去公平客观地认识在过去的时代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贵族化的文学作品的特点。这些潜在的影响不仅不易为作者所认识到，甚至也很难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读者所认识到，这样，文学作品的内涵就往往被曲解。
关于文化前提的重视从根本来看就是对于文化多元性的思考。从西方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们就有对于“永恒”和“变化”的论争。不同的社群拥有对于世界不同的看法，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能够有将所有的文化涵括在普遍化的哲学架构之下？这个问题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的问题，更是所有从事文科学术领域研究的研究者的问题，甚至是每一个普通人的问题。但似乎每个人的答案只是代表他自己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一致的定论。希腊哲学家们将对于“真理”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以至于西方后世的学者一直继承着这个文化使命，即使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了在哲学的概念范畴内找到自己的定位做出来了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刘隆凯整理.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M].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关键词：《元白诗笺证稿》；严谨；包容；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陆雯洁（1993-），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1
本书作者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是著名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由于其史学与文学双重的研究方向，《元白诗笺证稿》中充分地体现了其“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陈先生创作该书的动机原是借唐诗来考证唐一代历史，对于历史考证的重视更甚于对于文学手法的分析。他晚年于中山大学上课的记录（现在已由其学生整理听课笔记形成书稿《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中提及“中国诗和外国诗相比较，外国最好的作品，多讲宗教、哲学，而《全唐诗》中，很多作品是讲的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游某地，这在外国诗中是少见的。这样的诗，在历史上有用，可以补足正史。就唐诗来说，材料还是贫乏的。中国历史多是政治史，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极少。即使是政治史，即实录之类，在唐武宗以后也是不完全的，后段很缺。诗人的诗，对这些正史不载的，多有记述，元、白二位尤很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用元、白二家的诗来作考证，不仅是他们在时间上介于中间，也还有这个缘由。”陈先生的上课内容充分说明了其写作本书的根本目的，也为人们对于本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元白诗笺证稿》主要是对于元白诗中历史的考据，涉及的作品包括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引》、五十首新乐府诗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其所创作的艳诗及悼亡诗（艳诗的歌咏内容主要是婚外的女子，而悼亡诗则是元稹对于亡妻的悼念）以及《古题乐府》。在本书附论部分包含了关于白居易身世背景、思想背景，元和体诗等背景性论题的讨论。如上文提及，陈寅恪先生治学方法的特色为“诗史互证”，就本书而言，在陈先生对于特定作品的考证中基本都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诗人与文友的交游及其创作中的互相影响；第二部分，诗作的创作时间、地点、创作动机等创作背景；第三部分，对于具体诗作中代表诗作内容所反映的时代风俗或历史事实的具体考证。其中，鉴于陈先生的考证动机（上文提及的研究历史风俗），尤其以第三部分为最重要。例如，在对《长恨歌》的研究中，陈先生考察了《长恨歌》和元稹《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的关系，同时，作者也考察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时间背景为元和元年冬天，创作动机是和元氏竞胜。但最大的篇幅作者放在了对于作品反映的当时现实的考证，比如对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胡歌胡舞、杨玉环进宫始末、玄宗于华清宫沐浴的季节及习惯等等具体问题的探究。
在社会风俗探究方面尤其重要的材料是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在陈寅恪先生对于白居易《采诗官》一诗的分析中开篇便点出：“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纵观全书，“比较”的手法贯穿于本书，“比较”不仅限于把白居易与元稹、李公垂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题材、手法、语词相似之处加以强调，并根据诗人之间的交游与创作时间的先后判断实际的影响情况。“比较”这个词在更广大的意义上是强调文学文本之外的因素对于文本所产生的背景性的影响。比如说，作者通过考察新唐书和旧唐书或资治通鉴中所记录的历史实况来推测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通过跨学科研究成果之间的相互征引来达到对于文学作品产生背景的全面了解。
文学作品的产生的过程中，“作者”虽说是致使作品形成最后形态的唯一的作用者，但作者的思想却是由许多的社会因素所推动的。语言、政治形态、文化传统、经济模式、社会思潮等因素潜在地塑造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下生活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同一种文化（不一定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也许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塑之下，人們的文化身份的鲜明性远超过我们的认知所能够认识到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平民化了的文学史观的观照之下，人们很难再去公平客观地认识在过去的时代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贵族化的文学作品的特点。这些潜在的影响不仅不易为作者所认识到，甚至也很难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读者所认识到，这样，文学作品的内涵就往往被曲解。
关于文化前提的重视从根本来看就是对于文化多元性的思考。从西方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们就有对于“永恒”和“变化”的论争。不同的社群拥有对于世界不同的看法，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能够有将所有的文化涵括在普遍化的哲学架构之下？这个问题不仅是哲学家的问题，也是文学家的问题，更是所有从事文科学术领域研究的研究者的问题，甚至是每一个普通人的问题。但似乎每个人的答案只是代表他自己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一致的定论。希腊哲学家们将对于“真理”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以至于西方后世的学者一直继承着这个文化使命，即使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了在哲学的概念范畴内找到自己的定位做出来了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寅恪. 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刘隆凯整理. 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M].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