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传统中国所谓四时、八节、还是进一步细分的二十四“节气”，展眼看见这些命名的细致，是人当有一分感动的细腻，更有一份节制的警惕：春立春分、夏来夏至、秋冬交替犹如花开花落，白露为霜，寒露零瀼……亭亭玉立绿肥红瘦，风来雨去暴雪封门，展开的正是一节一节青竹一样活生生的“日子”，活泼泼站在那里，却是有数的、有限的，不能懈怠更不得恣肆的。《礼记·月令》说得好，凡此四季当“立”之前三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分赴都邑之东郊、南郊、西郊、北郊，迎接春、夏、秋、冬的莅临。人若胆敢逆天行事，例如春行秋令或夏行冬令，不肯配合时间当中蕴含的神意——是为“历法”原本意涵，则必然招致祸殃与惩罚，《论语》因此郑重记下历法本身严肃的政治意味：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
　　“历数”曾是一种无上的通天决地的伟力，既而体证神圣的治世拯民的能力，而它本身却只能听命于严整的秩序，其力量正来自不敢僭越。
　　类似的意思同样见于其它先秦典籍，例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发挥也是绘声绘色。“节日”之“节”因此犹如植物的筋节、人体的关节、乐声的音节，它是时间的规定、制约与流动——节奏又是什么呢？节奏是美得以实现的形式：例如空间之变化、质感之迁流、体积之盈虚……更毋庸说在声音意义上乐感之消息。
　　然而人欲却总是妄图出轨，有时是其不知人承荷不了“出轨”的生活，有时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味放纵而不计后果。人这点天生的没出息，往古来今其实从无大变过——假如他不迎头痛击恶习有样学样“学好”。
　　于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有谓：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幷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节者，制也。闲来一试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只因淡而无味，不比郑声淫。在孔夫子耿耿于怀的时代，“以音律为节”就没成功过，“节”之努力，恰是“不节”的人性的正话反说。饶是让古之仁人君子颇感踌躇的同书《方技略·房中·小序》中，班固的如椽史笔仍能举重若轻、将貌似香艳暧昧的话题处理得紧切要害与本质：
　　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班固坦然明道“房中”之为“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实当被赋予更多社会学意义。
　　无论“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古诗十九首》），还是“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谢灵运《晚出西射堂》），古时之人似乎明显比今日之辈善待生息、敬重时间，数珍珠样过着不多不少就这些些的日子，有节俭恭敬的心。“寒来暑往，兔走乌飞，节令相催”（吴宏道），这里分明内藏着一分紧张乃至一腔忧伤。
　　更推广开来，“节日”之“节”还可理解为“符节”、“凭证”。晚近数百年被西人嘲谑为既没信仰亦没思想（黑格尔就有类似断制）的中国人倒是早就懂得“守节”，尤其与远古的天命缔约：“握之以死，誓不废名。”此中自有一如如理致，恰如其分、如其所是方成“有理有节”，不做愚忠、愚孝论。刘劭《人物志》有谓“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更棒的句子还要“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要理解“节”，还须通畅“达”：达人知命的基础上才有君子顺时识势。大爱无私，至美无偏，宗极至健，万变不离，统制有序，纷繁不乱。“物皆不敢妄，然后万物乃得各全其性”（王弼“无妄卦”注），不昧本，不丧真，不失恒，是亦节也。
　　“节”之对待即为“妄”。如今的“节日”是否该称“妄日”？例如那些不该燃放的烟花、胡吃海塞的饕餮，穷极无聊的消磨、无所不为的放荡。
　　继续引申，则“节日”之“节”无疑更有礼法、法度意，教诲人要严于出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要“临大节而不可夺”方谓君子。“节日”因此也就成为该应约束的日子，敬天拜地，通宗通教，认祖归宗，洁身自好。
　　还有“礼节”。敢称礼教中国，则“礼”必含“节”，此意篇篇见于《礼记》，所谓不“过”、不“甚”、不“以为难”：“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跻而及之。”（《檀弓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这“和”本质清刚得很，有所“节”势必意味着对于本质的清晰把握与分明坚持：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礼能如此，方合“义之实”：“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运》）而作为“义之表”，“礼”毋宁就是意义的外衣。薄地凡夫藉此接近一种神性的呼吸。此语明，则“极高明而道中庸”乃具有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与逻辑推理，践履“中庸”乃是曾经深究“高明”后的现世皈依，这“高明”处便可“立极”、“立义”、“得大自在”。

二

　　南宋宣和七年（1125），朱熹之父朱松寓居建州龙居院时，曾抄录黄庭坚《食时五观》，并由衷题写赞语三句：
　　知耻可以养德，
　　知分可以养福，
　　知节可以养气。
　　这话真说得好！而今，当世人越来越喜欢在狂嚣、浮躁，出赶热闹与发泄情绪中度过“节日”的时候，或者大观园中的惊魂难免听见时间细细的哭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狂欢”与“节”日并重，我当怎么解读你的句读？
　　懂得人世人生“节”所“制”才会追求“如法”。“知节养气”本身毋宁更是一句养生学格言。俗谚所谓二十四节气，实则奉单数为节、奉偶数为气。人生天地中，要接应节气方始能得其所，例如“服药皆有法律”。 　　此语出自清代武进名医邹澍（润庵，1790—1844）所撰《本经疏证》：
　　古人服药皆有法律，故为丸、为散、为汤当各得其宜，而效始著。
　　还是让我们先来追思古人关于“服药”之“法律”的制订。
　　邹澍如上之言出现在他讨论地黄的药用方式时。书中他继续拈出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具体用药方针：
　　仲景两书用地黄者八方，为丸者三，为汤者五。炙甘草汤之续绝伤；防己地黄汤、百合地黄汤之除寒热、积聚；黄土汤、芎归胶艾汤之除痹；薯蓣丸之治伤中、长肌肉；大黄蟅虫丸之逐血痹；肾气丸之填骨髓。俱若合符节。
　　正是恪守“符节”让制订“法律”成为可能——这完全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法治社会势必基于人性的主动与被动的节制。邹澍又进一步详细分析说，百合地黄汤症与大黄蟅虫丸症虽均为“热在血分”，但前者之热“散漫”、后者之热“结聚”，“散漫者欲其去，结聚者欲其行”，于是用法悬殊：
　　百合地黄汤生捣地黄，取汁一升，少煎而急饮之，此缓剂急授也。大黄蟅虫丸用地黄止十两，不及全方十分之一，丸如小豆，酒服五丸，日三度，则所服从些微，故能行不能下，此急剂缓授也。
　　至于百合地黄汤与防己地黄汤，虽“均是取汁”，各自用法又有微妙区别：
　　一则药和而地黄浅煮，一则药峻而地黄久蒸。生者其锋迅，熟者其力厚。故防己地黄汤，地黄之用在补；百合地黄汤，地黄之用在宣。
　　职业医生的文章读来相当过专业的瘾，却未免让外行一头雾水。邹氏书中讨论的是所谓“经方”，涉及到张仲景方证学中五个汤方：续绝伤的炙甘草汤，除寒热、积聚的防己地黄汤、百合地黄汤，除痹的黄土汤、芎归胶艾汤。还有三个是丸方：薯蓣丸治伤中、长肌肉；大黄蟅虫丸逐血痹；肾气丸之填骨髓。甘草、防己、百合都是药名，芎是川芎，归是当归，艾是艾叶。黄土汤用灶中黄土、药名专称“伏龙肝”——此貌似现代科技难以理解，却有着不错的临床疗效，几个药方中均用到地黄。

三

　　《一掊花草》中我写过，“菊花”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是“节花”。名医邹澍曾带着清代中叶特有的“汉学”脾气，进一步推敲菊花名实：“菊古作鞠（《大戴记·夏小正》：‘荣鞠’，《小戴记·月令》：‘鞠有黄花’，《释文》：‘鞠，本又作菊’）。”而“鞠”之本意即是“穷”，例如《尚书·盘庚》所谓“尔惟自鞠自苦”、《诗经·南山》所谓“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润庵先生从“物极必反”的《易经》智慧，针对“菊花”名实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答案，是谓：“‘剥’固九月之卦，菊正以九月花，过是即为‘复’矣。”这个世界苦尽甘来、生生不已，正因为体认过绝望，却就此建构了永恒的希望。
　　我却依然看重“节花”中蕴藏的名实关系。所谓“惟菊得天地秋金清肃之气而不甚燥烈”，正为持节有度。菊花，实为花中义人。无此“节义”，何以来复？
　　秋菊有佳色，寒花徒自荣，连远迢迢的东瀛，日人崗仓天心（1863—1913）亦在《茶之书·花道》中坦承爱花人态度当如渊明，篱边亲近，遽尔轻盈。问题是，“自然”可能追而求之？！魏晋或晚明史迹文情多在提醒后人：自发追求的“自然”，多以“妄然”告终。
　　陶渊明私谥“靖节”，此正菊人之谓也。然“真志不休，安道苦节，大贤笃志，与道污隆”，“道-身”关系，本为“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萧统《陶渊明集序》），何时这严整的因果关系竟而下流至于“身安-道存”？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饯饮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没有诗写荆轲击碎玉壶的内在的激烈与关切，也就没了真的渊明，“节花”于是难免成为硫磺熏制的赝品。魏晋士人后世难及的通脱根于大气，根于举世关切的当仁不让而非置身事外的冷淡麻木，这号称逍遥的一代实则倒是满怀拯救的愿心——虽然此后这一士风的斫丧与萎靡的制度性原因更值得深究。立极因此而无益立心，名教乐地，洵非妄语。饶是否泰有命，人当自归其正：
　　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大禹圣人，犹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由逸？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是自弃也。（《晋阳秋》载陶侃语）
　　如是，乃为“有节”。
　　花气袭人知昼暖，“节花”本当是属于金秋的花。即使女儿穿在身上的花朵，同样梧桐一叶，天下知秋。这使我想起现代中国最具闺秀气的女作家凌叔华的名篇《绣枕》：
　　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水葱儿似的小姐还会一手活计，鸟绣的能爱死人，那只鸟用了三四十样线。她做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才发现；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荷叶太大块，更难绣，用一样绿色太板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
　　待字闺中刺绣的大小姐倘或长寿，无非这个世纪初方始辞世。世界却已天翻地覆。物语从来都是情语，都是心语。心情碎了，物态何容再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