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一书中将主人公查尔斯·斯瑞克兰德前后期的两种人生分别用六便士和月亮予以概括，即前期的股票交易所经纪人的务实生活以及后期作为一位遁世画家的审美人生。众所周知，主人公是19世纪的著名画家。多数人的个人生活倾向往往是摇摇摆摆，模模糊糊，很难像斯瑞克兰德这个怪异的天才那样生活轨迹泾渭分明。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其气质和生活状态却可能有一定的倾向。
　　多年前，我在南美的一个港口城市开会时的所见所闻使我对毛姆的这一概括有了更多的感受。当时我们住在会议安排的一个宾馆里。一天，我的衬衣纽扣掉了，打电话到服务台。一会儿工夫，来了一位两颊红红的服务员大妈，很利索地帮我缝纽扣。看她的手，就知道是个辛劳的人。大妈边缝边问我话，在知道我还没有去过当地舞厅时，很是惊讶。缝完纽扣，我给她两个美元的小费。大妈很高兴，眼睛笑得弯弯的。在走出房门时，很优美地踩出了一连串轻盈美妙的拉丁舞步。我看得呆了，怎么也想不出这么胖胖的老大妈跳起舞来竟如此灵活潇洒。大妈停下来，比划着对我说：“我每个星期有好几个晚上去跳舞。”
　　晚上和一个新结识的台湾朋友闲聊，不由得谈起这个小插曲。台湾朋友是个跑远洋的船员，见多识广，边听边点头：“这不奇怪。这里的人都是这样，不攒钱，就是唱歌跳舞看歌剧，不然怎么穷呢。”台湾朋友又告诉我：“你知道这里的舞厅什么时候开门吗？晚上十一点！好多人是通宵达旦狂欢呢。哪有心思做工？我们那里好多人晚上十一点也不休息，可不是去玩，是做点加工活补贴家用。哪像这里的人每天像过大年似的。”看得出来，这位台湾朋友对华人勤恳、节俭的修身齐家之本是十分自豪的。而眼前这个民族显然有另外一种活法。
　　这些年，我走的地方多了，看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其生活方式，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欣赏。在水城威尼斯，你会无师自通地学会一个意大利单词：chiuso（关门），因为街上的商店随时会出示这块牌子。说不定热情浪漫的意大利人又在哪个“刚朵拉”（当地的船）中泛舟高歌呢。被海明威喻为“流动的圣宴”的巴黎也是一个风行休假的地方，巴黎人喜欢把一切可能的休息日调到一起以利外出旅游，名为“搭桥”。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我国的水稻专家援助非洲某国时，最困难的第一件事是教当地人弯腰种地，第二件事是参与当地的歌舞聚会。尽管当地人不是种水稻的行家里手，却绝对是一个充盈着艺术灵气的民族，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动听歌喉和那极富韵律感的曼妙舞姿似乎为神所赐，无不令世人心仪叹服。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这样，不那么浪漫诗意的民族可能很擅长经商理财；而缺乏创业守成耐心的民族可能生性浪漫、豪迈，极具艺术创造力。前面提到的台湾朋友不太以为然的这个拉美国家不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摇篮吗？
　　说到底，务实的人生与审美的人生原本是生存状态的两极。经纶世务的人们是很难理解被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魔力所驱使的众生的，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述的：“人轻歌曼舞，俨然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同时，偏于审美的生存状态的人们也无法体会那些勤扒苦作、积锱累铢、不断爬坡的价值和乐趣。谁又能否认这些个体在家庭、国家乃至世界的作用呢？
　　月亮與六便士有如鱼与熊掌，有时很难兼得。只是不同的人们各有自己的取舍。不同的民族因其气质、习俗、社会风气的差异，追求也迥然不同。任何简单的价值判断都难免失之狭隘武断。并且，也恰恰是民族、个体对月亮与六便士的各有所执使世界呈现出多姿多态的众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