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造
　　
　　1943年2月2日,时任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接中央电报,要苏北区党委和三师选调一批年轻有为、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的前线和地方团以上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准备迎接全国大反攻。
　　黄师长立即组织和抽调师属各旅和苏北区团以上干部数十人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
　　鉴于日寇正大举猖狂地“扫荡”并“驻剿”盐阜区,黄师长指示: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除师直、八旅(驻阜东一带)、涟东独立团、盐阜区地方干部到师部集中,其他各旅和淮海区干部可自行组织、择路去延安。
　　在师部集中的这部分干部,黄师长要求兵分两路:一路走陆路,由三师司令部参谋长彭雄带领向北,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根据地;一路走水路,由八旅旅长田守尧、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张赤民)带领,从阜东(今江苏省滨海县)海边坐海船由海上进入山东根据地。
　　走陆路的干部,按计划于2月11日到阜宁县板湖区集中、休息,晚饭后过新淮河(中山河)、废黄海(旧黄河),向北前进。
　　黄昏时分,负责护送的师部警卫连侦察员向彭雄参谋长报告:敌人对两河(新淮河、废黄河)封锁很严,对过河船只、行人一一检查,傍晚就把渡船拴到敌人河防据点附近。河北边,佃湖、百禄沟、大兴集、郑潭口、小尖、响水口都有鬼子、伪军重兵把守,5里一个堡垒、10里一个岗楼,马队不停地穿梭巡查。一眼尽底的平原无遮无挡,刚刚过了春节,无青纱帐掩护。显然,由陆路往山东是很危险的。
　　彭参谋长当机立断,率部由板湖折向东,经过一夜急行军,拂晓前进入阜东县(今滨海县)境,在地方部队掩护下,冲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在六合庄跟拟走水路的田守尧所部汇合。
　　经请示黄师长同意,两路并为一路。由彭雄担任干部队队长,田守尧任副队长,张池民任党支部书记。全部坐八旅海船往山东,然后转道去延安。
　　干部队又叫党校学习队,团以上干部11名,他们是:彭雄(三师司令部参谋长)、田守尧(三师八旅旅长)、张池民(张赤民,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吴毅(苏北军区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席庶民(席舒民,三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黄国山(盐阜区政治部保安处处长)、伍瑞卿(三师八旅供给部部长)、曹云(三师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张有来(苏北军区滨海总队政治处主任)、彭绍英(三师八旅卫生部副部长)以及担任团一级领导工作的程世清等同志。
　　随赴延安的女干部7名,她们是:吴为真(彭雄爱人)、陈洛莲(田守尧爱人)、田友平(王明,黄国山爱人)、张明(张池明爱人),还有陈思静、张锗、赵鹤英等同志。这7名女同志都是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
　　3月16日晚7时许,海船载着满怀革命激情赴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的干部和他们的警卫员、家属共51人,从阜东海边六合庄附近的废黄河口驶出,扬帆出海。
　　这条海船是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剿海匪时缴获的海盗船中最大的一条,载重量7000多吨,吃水5尺深。
　　船老大姓王,63岁了,船上的人都尊称他为王老大、王爹爹。他在海上跑了40多年,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而且觉悟很高,愿为我新四军服务。水手班全是从八旅的兵中挑选的会玩船的船家后生,配有一位马指导员。
　　海船夜间行驶可以绕过连云港敌人封锁区,顺风一夜就到山东八路军根据地柘汪(今江苏省赣榆县)。
　　海船进入航道,大小5个篷兜着海风,船头掀起阵阵白浪。
　　彭参谋长来到王老大跟前,亲切地问:“老人家,现在风向怎么样?”
　　“老天有眼,顺风,难得好!只要风不停,天不亮就顶山东!”王老大一手掌舵,一手摸着银色的胡须很高兴地答道。
　　听了王老大的话,彭参谋长脸上露出微笑。为了使船能顺风航行,缩短去山东的路程,避免途中意外,船老大用心良苦,让同志们住在海边的茅草棚内足足等了3天的风。
　　彭参谋长担心地问王老大:“会不会停风呀!”
　　“不会的!”王老大满有把握地答道。
　　午夜3点钟,船行驶到连云港附近的海面,彭参谋长发现风力变小,水手小张神色紧张地进后舱报告:“参谋长,风停了,船走不动了!”
　　晕乎乎躺着的田旅长一听,一下子跳起来,随彭参谋长一道进了舵房。
　　急得满头大汗的王老大搓着双手对两位首长说:“真是怪事,我在海上跑了几十年都未曾见过陡然这么风平浪静!”
　　俗话说,海上无风还三尺浪呢,可现在船却像抛锚似的停在海面上一动不动。王老大显得非常急躁,不断地祷告:“老天爷送风吧,到了柘汪我用大猪头、点香纸供你!”
　　田旅长焦急地问王老大:“这怎么办?”
　　王老大答道:“船上没有发动机,一点办法都没有。”
　　田旅长一跺脚,懊恼地说:“怎么当时就未想到在船上配备发动机?我们旅部修械所不就有一台发动机吗?让技师给装上船临时用一下又何尝不可呢,怎么就这么麻痹大意呢!”
　　彭参谋长转身问王老大现在船的位置。
　　王老大向海岸瞅瞅:“在连云港西北角。糟糕!”他指着迷蒙岸边黑糊糊的山头,“那是连云港附近的奶奶山。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呀!”
　　彭参谋长对心急火燎的王老大说:“我们大家用木板一起划,绕过敌人的据点怎么样?”
　　王老大无奈地摇摇头:“首长,这不是江河,这是大海,这么大的船,没有风是无法前进一步的。”
　　大家正说着,大海的早潮开始退了。船在原地停不住了,反而向日寇封锁严密的海岸退去。
　　王老大要抛锚,想把船停住。彭参谋长和田旅长与王老大商量,可否让船不向敌人封锁的海岸退,向深海里退,退离敌人封锁线越远越好?王老大和水手们费了好大的劲力,才把船退的方向扭转过来,让它向大海的深处退去,一直退到70多丈深的海面,不能再退了。
　　
　　遭遇巡逻艇
　　
　　夜幕在人们的焦躁中渐渐消逝,东方微微发白时,彭参谋长取了望远镜到甲板上观察了一会回到后舱,说:“发现东北方向有个小黑点。”
　　田旅长从望远镜中也看到了小黑点,说:“很可能是敌人巡逻艇的烟囱。”
　　天亮后,远处的黑点由小变大,彭参谋长从望远镜中辩认出是敌人的巡逻艇,挂着太阳旗,向我方渐渐地移来。他迅速跟田旅长、张主任等人研究了分工,他负责指挥全船对付敌艇。晕了一夜船的田旅长支撑着要随彭参谋长一道部署战斗,彭参谋长劝他:“你晕船,由我来布置战前准备,你和张主任、女同志一道守住后舱!”
　　彭参谋长让团级干部程世清和海船马指导员、王老大站在船头准备应付敌人盘问,警卫员则全部隐蔽在前舱。彭参谋长交待王老大:“鬼子盘问时,你就说是跑青岛做生意的货船。”
　　马指导员请示:“鬼子要检查怎么办?”
　　“给些钱看能不能买通过去。”
　　“如果强行上船检查怎么办?”
　　“那就坚决地打!”
　　船上11位团以上领导干部和7名女干部都配有防身自卫的手枪,警卫员用的都是20响的驳壳枪,出发时向海防大队又要了少量的手榴弹,水手班有几枝护船的小马枪,但没有一枝长枪,更没有重武器。
　　彭参谋长交待各舱同志如何在舱内对敌展开火力,叫还没有穿上便衣的同志赶快换上便衣隐蔽在舱内,所有枪枝子弹都要上膛,叫女同志立即动手筑船上“工事”——将棉被浸湿挂在船舱两侧舷壁上抵挡敌人的枪弹。
　　全船立即进入紧张的战斗状态,每一位同志都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约7时许,“嗡!嗡!”的马达声由远及近,砰!砰!两声枪响,巡逻艇上的鬼子朝天鸣枪。王老大立即和水手解开桅杆上的绳索,五扇白帆哗啦一声从桅杆上降落下来。这是鬼子立下的航行规矩,听到枪声必须落篷、停船。
　　彭参谋长站在中舱对全船人员发布命令:“同志们,要冷静,敌人询问由船老大回答。敌人不上船我们不要动,如果敌人上船检查,听我命令再开枪。”
　　
　　血战
　　
　　嗡嗡的马达声越来越响。敌艇像箭一样地飞来,靠上我船,甲板上站着几个鬼子。鬼子小队长凶横地说了几句日本话,一旁的翻译官当即手一指木船大声喝问:“你们的是什么船?”
　　“太君,我们是货船。”王老大答道。
　　“到哪里去的?”
　　“跑青岛,做买卖的。”
　　“船上有什么东西,皇军要检查的,统统检查!”
　　那个鬼子小队长气势汹汹地带着翻译官,杀气腾腾地叉开双腿,一只脚跨上我们的船,一只脚仍在敌艇上,一眼瞥见船舱内有十几个年轻人时,就“要西!要西!”地大叫起来。
　　“打!”彭参谋长大吼一声,吓得那个鬼子小队长和翻译官本想抽回前腿,掉转身子往后跑,但因敌艇舵手被猛地一惊,双手本能地一抖,艇身一晃即离开我船,两个家伙失足掉进海里。
　　彭参谋长这个“打”字揭开了海上血战的序幕,顿时船上像开了锅似的,人自为战,舱自为战,一齐向敌艇开火,打得站在甲板上的鬼子、伪军有的跌到海里,有的瘫在甲板上。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镇住了敌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海上竟然有人敢向他们开枪!等他们把小队长和翻译官从海里救上来后,即慌忙掉头逃跑,逃到离我船三、四百米远的海面停下来,用机枪对准我船扫射。
　　第一个回合,我船没有人员伤亡,只有船帮被打穿了几个洞,海水从子弹孔中涌进船舱,女干部们便抢着撕棉被胎堵塞弹洞。
　　敌艇又开过来了,它利用装甲的优势,开足马力,向我船袭来,两挺机关枪和步枪向我船猛扫猛射。
　　利用桅杆掩护射击敌人的师供给部军需科长曹云被子弹击中颈部,牺牲了。
　　卧在船舱上面的几个警卫员、水手和马指导员以及几位船工,有的中弹负伤,有的牺牲了,船板上到处都是殷红的鲜血。
　　敌艇靠近我船,狂叫:“快投降,快快地投降!”
　　形势十分危急。彭参谋长沉着果敢,发出了第二次战斗命令:“再打!给我狠狠地打!”说罢,愤怒地跃出中舱。
　　彭参谋长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来到船头,给大家增添了力量和勇气。
　　后舱的女干部也都勇敢地用手枪向敌人射击,田旅长爱人陈洛莲臀部中弹负伤,彭参谋长爱人吴为真过去为她包扎,她咬着牙,推开吴为真:“不要顾我,打敌人要紧!”
　　吴为真悲壮地对女干部陈思静等人说:“如果敌人上船,我们每个女同志就用手枪打死他一个,打不死也要死死地缠着他撕咬,跟他一起滚到海里,死也要死得保本啊!”
　　大家集中火力,又把敌艇打得掉头鼠窜,停在离我船约400米的海面上,机枪不停地向我船扫射。
　　伍瑞卿部长头部负伤,接着彭参谋长腿部中弹,警卫员把他扶回舱内,大家默默地围着他。彭参谋长劝同志们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监视敌艇。叫警卫员到各舱传达命令:“要节约、爱护每一颗子弹,敌人不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不要打枪,等靠近了再打。”
　　拼到下午1点多钟,我方伤亡不轻,鬼子伤亡更为惨重。此时,海上仍然没有一丝风,失去生命力的木船死一般地静静地躺在海面上。枪声逐渐稀落,敌人见我方射击减少,几乎停顿,误以为我方无力抵抗,有机可乘,便第三次扑向我船,妄图一举歼灭我船。几个伪军乱哄哄地大呼小叫:“活捉新四军,把木船拖到连云港向皇军报功请赏!”
　　彭参谋长气冲宵汉,忍着腿部的疼痛,指挥作战:“同志们,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我们绝不做俘虏,决不让敌人把船拖走。同志们,瞄准敌人狠狠地打!打!打!”
　　全船将士同仇敌忾,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
　　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同志中弹身亡,年仅25岁。张主任的爱人张明和王老大都负了重伤,彭参谋长胸口又中弹,晕倒在前舱。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身中4弹的警卫员戴文天,这位18岁的盐阜区贫苦农民的子弟,冒着弹雨,爬到后舱田旅长那里,请田旅长再给他一枝“二十响”。他说他枪法准,能两手使枪,不晕船。田旅长交给他一枝“二十响”和几条子弹,戴文天把两枝短枪装满子弹,剩下的子弹揣在怀里,又爬上了船面。
　　他在船舱的隐蔽处,双手紧握两枝快慢机,当敌艇离木船只有十多米远的时候,他突然跳了出来,双枪对准甲板上的敌人开火。顷刻间,伪军死的死,伤的伤。
　　敌艇遭这一重创,放弃了侥幸心理,只得“噗噗”地向连云港方向逃跑。
　　戴文天因流血过多昏迷了。
　　田旅长望着远去敌人的巡逻艇,对大家说:“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赶快打扫战场,构筑掩体,准备再战!”
　　木船没有装甲,船板虽厚,在机枪反复扫射下已弹洞累累了,海水从弹洞涌进舱里来。没受伤的女同志和船工站在血水里用棉衣、被子、衣服堵塞漏水的弹洞,用桶、用盆将舱内的水戽向海里。男同志则抓紧时间,拼命地用船板在船舱里搭筑工事以抵挡子弹。
　　太阳偏西了,开始有点风了,王老大挣扎着坐起来,田旅长说:“首长,快拉篷,起风了,我们起航,这里到柘汪只有五六十海里。”
　　活着的和轻伤的同志们七手八脚一齐投入拉篷。前边两个帐篷的桅杆被打断了,拉不起来,其他大、小三个帆篷被勉强地拉了起来。多处负伤、已奄奄一息的王老大,以惊人的顽强毅力,颤颤抖抖地握着舵轮。终于,瘫痪了的木船又恢复了活力,载着牺牲、负伤人员和田旅长、张主任等少数尚能战斗的人员,乘风破浪向西北方向驶去,大家的情绪又振奋起来。田旅长兴奋地说:“只要上了陆地,我们就有办法了。”
　　
　　突围
　　
　　前进约半个小时,远处又传来嗡嗡的马达声,大家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从连云港方向飞速驶来三艘敌艇,而且都是双烟囱的大马力巡逻艇,组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对我木船扫射。
　　木船上没有长枪,更没有机枪,够不着敌人,情况骤然危急万分。一时间船上七嘴八舌,有的提出炸船,有的提出跳海。躺在前舱血水里,胸口、嘴里、腿部都在流血的彭参谋长,昏昏迷迷中听见了这些议论,声音不太清晰地对田旅长说:“请告诉同志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决不被敌人征服,但是,现在炸船、跳海还嫌早;我们死要死得有价值,等敌人上了我们的船,我们就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
　　田旅长安慰了彭参谋长几句后,激动地对大家说:“彭参谋长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要按参谋长的指示办,誓死抵抗到底。现在大家把所带的文件都找出来撕毁,扔到海里去,决不让敌人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东西。”说罢,便去舱上指挥战斗。
　　王老大渐渐地支撑不住了,又昏迷过去。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手已无力掌舵。他知道三艘敌艇在丧心病狂地拦击,我船再向北行驶已不可能了。于是他用头向左向右摆,指挥代他掌舵的水手,将船向海岸驶去。
　　最后,船老大断断续续地对田旅长说:“我们的船离岸不远了,现在的位置在小沙东,船大水浅,不能再向岸边靠拢了,你赶快带同志们下船冲上岸!”说完嘴唇便不再动了,永远地离开了大家。
　　在离小沙东海岸还有三四海里的地方,木船搁浅了。田旅长大声对大家说:“我们现在离海滩不远了,水浅船大,无法再往岸边靠拢了,没受伤和受轻伤的同志听我的命令,每人抱起一块船板,把受重伤的同志背着或是抬着下船,涉水向岸,上了海滩我们就胜利了!”
　　田旅长一一作了分工,让吴为真帮助彭参谋长警卫员孙连生和两位水手将彭参谋长放在船板上往岸上抬,让警卫员杜文仲背着身负重伤的供给部长伍瑞卿。待大家都一一下船后,田旅长才抱起一块船板,背着其负伤的爱人陈洛莲下船,拒绝警卫员替换或护卫,命令警卫员去背重伤号,而自己则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岸上涉去。其他幸存的同志不忍心将牺牲的同志留在船上,背着战友的遗体,冒着敌人的枪弹,跟着田旅长涉水朝岸边冲去。吴为真在齐胸深的海水中扶着木板上已昏迷不醒的彭参谋长。
　　三艘敌艇驶不进浅水,靠不近木船,穷凶极恶的敌人便在离木船数百米远的地方,用六挺机关枪和数十枝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着我们同志上岸的去路。敌人的子弹象密集的雨点落在海面上,又有一些同志牺牲了。
　　田旅长边趟水边大声鼓励大家:“海水浅,能够着底,不要慌,踩稳脚,马上就到海滩了……”正说着,夫妇俩被海浪卷进了水漕,再也没有爬起来。
　　幸存的同志终于上岸了。
　　上岸的同志,幸遇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巡逻队。八路军战士将新四军一行人带到独立团团部,独立团的军医立即对彭参谋长施行抢救。彭参谋长终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
　　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当时的滨海军区为新四军三师的师、旅、团遇难的领导干部彭雄、田守尧、吴毅、张有来、曹云和女干部陈洛莲、张明、张锗、赵鹤英以及警卫员、通信员、水手、船工等16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并将烈士安葬在赣榆县马鞍山,建有纪念碑。
　　解放后马鞍山改为抗日山,当地政府和人民为烈士建立了抗日烈士陵园,建立了一座庄严雄伟的烈士纪念塔,塔顶直插云空,对着浪涛汹涌的黄海,寓意烈士们的精神和黄海一样永存。
　　活着的团以上干部张池民、伍瑞卿、席庶民、黄国山、彭少英、程世清等6位同志,告别了牺牲的战友,擦干了身上的血迹,继续向延安进发。
　　他们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延安,完成了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任务。在党的培养下,这6位同志后来都在党、政、军各条战线上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