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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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文献计量法对8种出版学期刊在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正式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呈现。结果表明,出版学研究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偏少,占比不到7%;尽管运用的量化研究方法种类多样,但缺乏对新方法的引介,且运用量化方法研究的主题比较单一,还存在方法与目的不匹配等问题。未来出版学研究应规范研究方法,重视对新方法的吸收借鉴,优化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更多尝试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结合,使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研究目的服务。
  [关键词] 出版学研究 量化研究方法 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1) 04-0014-09
  [Abstract]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bibliometrics, this paper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apers officially published in 8 core journals of publishing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and then utilized CiteSpace for visualiz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papers us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ublishing is relatively small, accounting for less than 7%. Although type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used are diverse, application of new methods is insufficient, and subject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re fairly single. There is also a problem that method does not match purpose. In the future, publishing studies should standardize research methods, pay attention to absorption of new methods, optimize use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try to combin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be more suitable for research purposes.
  [Key words] Publish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Current application Bibliometrics
  1 引 言
  量化研究方法也称定量研究方法,是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概率论探究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以确定客观事实、现象和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 [1]。目前,量化研究方法已成为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不仅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情报学甚至历史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出版学具有社会科学属性[2],将量化研究方法切实应用于出版学,并紧跟量化研究发展前沿,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扩展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场景,既能够解决出版学的研究问题,展现出版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也能够夯实出版学的理论基础,丰富出版学的研究方法,进而推动出版学全面发展。为了解量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领域的实际应用情况,深入推进出版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專业化和系统化发展,本研究以相关文献为样本,进行了调查统计与分析。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9—2020)》共同收录的8种期刊—《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之友》近5年发表的论文为具体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全文数据库下载8种期刊在2016年1月1日到2020年12月31日期间刊载的全部论文,去除资讯类文献,如致谢、稿约、启事、勘误等。其次,通过阅读文献摘要和内容,判断论文是否运用了量化研究方法。琼恩·基顿(Joann Keyton)等认为量化研究过程基本依循“树立研究问题—熟悉研究文献—提出研究问题或作出研究假设—选择研究方法”模式[3]。詹妮弗·埃文斯(Jennifer Evans)则基于“定量研究典型地遵循一种重新建构的逻辑”的认识,提出了量化研究的五阶段模型,即产生想法且将研究问题具体化—设计并进行研究—数据分析(结果)—解释(讨论)—交流(完成书面报告)[4]。结合以上观点,笔者采用以下标准判断论文是否应用了量化研究方法:(1)论文的研究过程基本遵循预设问题或提出假设—选用方法和工具—收集资料—数据分析的研究步骤;(2)论文符合定量研究的测定尺度,即符合名义尺度、顺序尺度、间距尺度和比例尺度[5];(3)论文中没有清晰的量化研究过程,仅列举个别数据,为无效论文。根据判断标准,对上述8种期刊刊载的文章逐一排查,浏览每篇论文的题名、摘要、关键词以及全文,得到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共计891篇。
  然后,本研究利用Excel软件统计样本论文的相关信息,如题名、作者、刊载日期和刊载栏目等,并记录每篇论文应用的量化研究方法。最后,使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筛选出的论文进行时空知识图谱分析以及内容知识图谱分析。   3 分析与讨论
  3.1 不同期刊、不同栏目对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的关注度不同
  根据对来源文献分析,发现不同样本期刊2016年至2020年间刊载的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部分样本期刊鲜少刊载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如图1所示,近5年刊载的891篇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中,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占比最大;来源于《现代出版》《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的论文较少,占比均不到10%。期刊刊载的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期刊的关注度。图1反映不同期刊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关注度不同,部分期刊由于期刊性质、学术影响力、出版周期、稿源情况以及编辑的主观选择等多种主客观因素限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重视程度不够。
  如图2所示,从相对数量比较来看,2016年至2020年间,样本期刊共刊载文献12816篇(根据CNKI文献数据统计),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比仅为6.95%,这表明量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不够,整体进展还比较缓慢。而且,多数期刊刊载的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比都非常低,部分期刊近5年有明显下降趋势。如图3所示,6种期刊的样本论文量化研究方法占比均未达到10%,部分期刊甚至在5%以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比最高的期刊也未超过35%,远远低于具有同样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类期刊。在高等教育领域,根据学者统计,2013—2015年间,国外教育学期刊发表的573篇学术论文中,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有258篇,占45.0%;国内期刊发表的2327篇论文中,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有418篇,占18.0% [6]。
  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不仅在期刊上分布不平衡,而且在同一期刊的不同栏目中分布也极不均匀,有的栏目几乎全是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有的栏目5年间则几近于无。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和《出版科学》为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的《评价与分析》栏目刊载了203篇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占比55.9%;《出版科学》刊载的量化研究论文则主要分布在《出版学·出版工作》和《发行学·发行工作》两个栏目,共61篇,占比57.5%,《编辑学·编辑工作》和《出版史·出版文化》栏目仅载文2篇和4篇。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期刊栏目是期刊内部选题划分情况的反映。不同栏目刊载的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存在差异,说明不同的研究选题偏好不同的研究方法,特定研究主题只能使用某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其他的研究方法不适用,比如评价分析类的研究选题就很大可能用到统计学和计量学方法。其次,编辑和审稿人的偏好、对投稿者有意引导也会对栏目刊载的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造成一定影响。在某一期设置专题栏目,或者通过编辑进行约稿,这都可能引起栏目载文量产生变化,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2018年第4期设置的栏目《专题:CiteScore》收录3篇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文章。当然,不同研究领域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成熟程度也会影响量化研究成果的产出,如出版史研究领域,受限于传统研究思路和方法,较少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在相关栏目鲜见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近年来,历史学研究越来越重视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从2010年以后的史学文献的变化中可以看到,量化研究论文占比一直在上升,部分期刊在越来越多地发表量化研究类的历史论文[7]。由此可见,量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现有研究领域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3.2 出版学研究论文对不同量化研究方法应用存在偏好
  在统计量化研究方法应用频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论文并没有明确自己运用的量化研究方法,有的只是部分说明,而没有全面地、清晰地阐述自己使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同时,量化研究方法的分类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混乱。因此,本研究在比较档案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已有文献的分类方法[8],并反复浏览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最终得到出版学量化研究方法应用频次统计表(部分方法广义上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不是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关注其量化应用部分,判断依据仍是2.2中的标准),见表1。
  如表1所示,描述性统计方法(频数、均值、中位数和正态分布等)在8种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中应用频次最高、应用场景最丰富,绝大部分(89%)量化研究采用此方法分析数据、展现研究成果。同时,描述性统计方法较少(52次)单独出现,常与其他方法搭配使用,如与文献计量方法共同出现260次,以研究期刊评价、期刊影响力和论文特征等主题。
  其次,在发表的出版学研究样本论文中,共现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推断性统计方法(Z检验,T检验,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等)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判别分析和对应分析等)等方法应用比较频繁,常互相搭配使用,在同一研究的不同研究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问卷调查法和推断性统计方法三种方法共同出现26次,这些研究基本應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使用推断性统计方法进行数据检验,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实现深层次、多角度的数据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共现分析法共同出现24次,多用以数据可视化,并和文献计量方法共同出现17次,以研究科技期刊文献规律。
  最后,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也偶见使用,如刘锦宏等研究者用层次研究法研究开放获取期刊传播效果,用德尔菲法构建科技期刊移动传播评价模型[9][10],张夏恒和冀芳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评价期刊微信公众号满意度[11],徐丽芳等学者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科学网信息用户价值及其满意度[12]。
  量化研究方法应用频次的统计数据表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一方面是基于量化研究方法的特性和适用范围。某种方法适应面越广,操作难度越低,应用频次也就越高,如描述性统计方法;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者依据个人偏好和自身应用能力进行主观选择的结果。同时,出版学研究中应用的量化研究方法较为多样,方法混用趋势也较为明显,传统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仍是主流,但新方法使用较少,应用程度不够,有待改善。   3.3 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版学研究论文主题分布特征明显
  通过CiteSpace软件(5.7.R5版)将样本论文的关键词抽取出来,按照其出现频次高低生成关键词词云图(见图4)。根据统计,出现次数非常多的关键词有科技期刊、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期刊评价、被引频次、学术影响力、微信公众号、医学期刊、数字出版、新媒体、知识图谱、学术不端、文献计量学等。
  在CiteSpace功能页面设置相关参数, 时间长度为2016年1月到2020年12月, 时间切片为1年,Node Types选择Keyword,Links Strength选择Cosine,每个时间切片选择Top 55,Top N%不变,阈值C、CC与CCV的赋值设为默认值,得到样本论文的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见图5),其聚类模块度Q=0.7054,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轮廓值S=0.897,通常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笔者将提取到的聚类进行整理,发现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应用在学术期刊发展和评价、媒体融合、开放获取和知识服务、工作满意度、学术诚信、新冠肺炎等研究主题上。
  从高频关键词和聚类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一方面与社会焦点和国家重大建设密切相关,如“双一流”建设、全民阅读、中国期刊“走出去”和COVID-19等主题;另一方面也紧跟学术发展前沿,如开放获取、数据出版、医学期刊发展和出版伦理。但能注意到,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分布比较单一,这反映出版学领域的量化研究缺乏一定的广度,研究视域狭窄,亟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观照新的出版现象。
  4 问题与建议
  4.1 出版学研究需重视应用量化研究方法,丰富量化研究方法应用场景
  量化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主流研究方法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量化方法、手段和技术的创新,能够促进学术深化,推动学科突破性发展,提高决策水平[13]。同时,应用量化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能加强研究相关主题的学者之间的联系,形成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研究传统,也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比较研究结果,并揭示我们尚未知晓的现象,增进人类的知识。另外,基于其较好的客观性、具体而明确的操作程序和检验手段以及系统的评估标准,应用量化研究方法产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可重复性[14]。裴旭认为,出版学因一直“庇护”在其他学科的“羽翼”下,受出版业社会需要的驱动,导致研究方法特色性不足,学术成果多为泛泛的文献分析、比较借鉴、问题探讨等质性描述,缺乏精确的实证数据支撑,没有建立起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开展有范式的出版研究是当前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15]。将量化研究方法引入出版学,以观照丰富多样的出版学研究对象,不仅能够促进出版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发展,还能加强出版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与联系,提升出版学学科学术影响力,推进出版学整体建设。
  尽管量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实际表现不佳。近5年来,出版学期刊刊载的應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偏少,总体占比小,整体也有所下滑,部分期刊表现明显,与教育学和档案学等学科差距明显。此外,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时空分布不均现象十分突出,其研究主题涉及领域也不多,对部分研究领域或选题鲜少关注,如出版史和编辑学,整体上缺乏一定的广度。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立足实际,进行多方协作,发挥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版学期刊而言,一方面应该加强核心作者群体建设,积极引导研究者产出量化研究成果,丰富稿源,如利用社交媒体、国际会议和网络学术平台等多种渠道向研究者约稿;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国内外优质期刊的发展经验,不断优化期刊整体结构,根据研究选题及时调整期刊栏目,减少量化研究成果孵化过程中的主客观限制,以缩短出版流程、提升出版效率,如进行网络首发和社群媒体推广,提高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显示度。在研究者层面,研究者应该吸收多种思想,参考不同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思路,或选用新的量化研究方法处理信息,在持续积累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主动挖掘出版学现有研究对象新的研究价值,以实现研究的延续性和衍生性发展,进而在现有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天地;同时,研究者不仅要紧跟学术发展前沿,探索出版学新的发展空间,还要密切关注出版业,观照新的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并结合自身能力积极开发新的量化研究选题,努力拓展自己的研究边界。另外,国家的政策支持、相关科研机构的激励和高校的推动也十分重要。
  4.2 出版学研究应注意量化研究方法的规范使用和新方法的吸收借鉴
  目前,虽然出版学研究中应用的量化研究方法较为丰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方法也被应用到出版学研究中,但仍然存在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出版学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缺乏学术规范。在文献统计过程中,发现部分研究存在方法误用、方法界定不清晰、研究过程不完整、资料来源不明、研究数据缺乏有效性检验、文献检索过程模糊等诸多学术规范问题。要保证学术研究的规范,需要治标治本同时进行。一方面,期刊编辑要重视对量化研究成果的审核,对存在明显错误或不足的稿件,及时要求作者纠正和加以完善[16]。另一方面,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量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并树立学术规范意识,时刻警醒自己,避免出现学术不规范行为。
  二是出版学研究应用量化研究方法存在表层化倾向,对新方法引介不够。从文献分析结果来看,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方法因其成熟度高仍然是出版学量化研究中的主流方法,但许多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少部分研究运用了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共现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较为先进成熟的量化研究方法,但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结构方程模型、卷积神经网络、多层次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虚拟仿真等新方法使用却几乎没有出现。针对这一现象,出版学要注重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在了解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前沿研究方法,并结合出版学现有理论和方法框架,实现多方法耦合;高校要积极开设相关量化研究方法的课程,普及量化研究方法的相关知识,提高师生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意识和能力,定期举办相关讲座,以形成良好的学习交流氛围,打造有序的、充满活力的量化研究环境;期刊要积极进行引导,鼓励研究者使用新方法,同时订立清晰严格的量化研究论文遴选标准,加强同行评议,引入专业性评价,以保证研究质量;研究者要加强自身学习,通过网上课程学习、线下培训和论文实际写作等方式,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量化研究方法,加深自己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理解,进而掌握新的量化研究范式,提高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能力,持续稳定产出优质研究成果。   4.3 出版学研究应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注重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康德(Kant)指出,“真理是知识与其对象的一致”,“要求真理有充足而又一般性的标准是不可能的”[17]。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实际上也不存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解释一切现象的研究方法。研究方式和方法的选择要以适合研究问题、适合研究目的、适合研究对象为标准,也就是说,虽然研究者在一项研究中究竟是采用定性研究方式还是采用定量研究方式,会受到研究者的个人喜好、知识背景、方法训练等因素的影响,但做出正确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却是这项研究所要探讨的社会现象的性质,特别是要回答的问题的性质 [18]。适用研究方法的选择,要求在研究中不能只注重使用单纯的量化研究方法或质性研究方法,还应重视二者的有机结合。
  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不仅蕴涵方法论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实际上,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些研究项目既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又运用量化研究方法,部分运用质性方法的研究也有数据的佐证。大多数量化研究在理论假设、阐释事物间因果关系、揭示现象的规律性等过程中离不开质性研究的理性思维[19],质性研究也可以帮助研究者无偏见地发现问题,包括问题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的形态,而量化研究则能帮助研究者去明了、确认问题的客观性内容以及检验业已出现的理论之信度[20]。此外,单纯的量化研究或者是质性研究,都难以全面、有效地把握社会现象,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21]。
  在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出版学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同等重要。文献统计显示,出版学绝大部分(89.9%)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都使用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量化研究方法,部分研究甚至使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话语分析、谈话分析、文本分析等。出版学研究方法混用化趋势明显,出版学研究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因应。宏观上,出版学研究要深刻认识和理解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注重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从微观角度来看,出版学研究也要结合具体出版问题或出版现象,联系出版业发展实际,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或在研究问题的不同维度,选择具体的适用的量化或质性研究方法,实现多种方法的融合运用。当然,如果自己的研究问题只适合采用某一种研究方式,就不要硬性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这种硬性采用两种不同方式的做法既不一定可行,效果也不一定会好)[22]。
  新形势下,对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再认识和再深化,有利于设计和建设出既适应时代发展又契合出版学科内部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23]。总之,出版学研究既要强调价值导向的规范作用,又要注重量化的社会研究方法的价值,出版学也应以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范式和方法建构其学科知识体系。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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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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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版科学》刊发之时,各地纪念建党百年多项庆祝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武昌红巷也是红色教育的打卡地。这条短短几百米的巷子,集中了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同志旧居纪念馆、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多处景点,蕴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生生不息的辉煌篇章,陈列着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如1917年的《英文杂志》,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的《共产党宣言》,1921年的《新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