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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桂林多次，每次去总少不了游漓江去阳朔，或者参观芦笛岩和七星岩。早先漓江的水势充沛，游漓江的船停泊在解放桥附近，上船后要走一段水路才看见象鼻山，过象鼻山，气象逐渐开阔，水光云天下，葱白的山簪一座座拔地而起，尽显喀斯特地貌的美妙。这些年漓江水势渐减，登游船的地点就在象鼻山以外，再去桂林开会或出差，觉得桂林变得乏味起来，号称山水甲天下的峰峦在一幢幢威猛的高楼大厦背后露出怯生生的山尖，有点像给每座楼派发了一顶瓜皮小帽。
市政当局为增加旅游景点，疏通了两江四湖，造了卧姿各异的景观桥和玲珑剔透的日月双塔，使得桂林市区更加美轮美奂，游两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预定，可见是热门景点，只是没有人跟我提起过几十里开外的灵渠，因此当文辉带我们一行人去灵渠时，还以为是又一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全然不知道，将要拜谒的竟是两千两百年前开凿的伟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灵渠，作为景点是很晚才开发的，20世纪80年代末，才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可能是由于交通和宣传方面的原因，灵渠的知名度似乎并不高，当我走进灵渠园区的大门时，还以为是兴安县境内一处略加修缮的自然风景地。
查淳是桂林知府，灵渠所属的兴安县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类的官职，当年为疏浚灵渠河道，探寻过湘、漓之源头，因此查淳在此处立书碑并不能算附庸风雅，是有职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说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钟灵毓秀来描绘，那么兴安这边可以用人杰地灵的地灵来形容，说兴安是地灵之地，是因为这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两个香港的面积，竟然是湘江和漓江两条历史名河的发源地。虽然郦道元在《水经注》上称“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实际上这“二水”分属于不同的山系，中间隔着湘桂走廊这狭长的谷地。而且这两条极有个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驰，各奔前程。湘江源出于兴安县南部的海洋山脉，故源头称为海洋河，此后一路向北，有朝觐中原的意味，而漓江源则打兴安西北的猫儿山下来，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万年过去，这两条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灵渠就像丝绸腰带那么一搭，将它们松驰地绾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张承志当年写北方的河多壮阔伟岸，而南方的河则清秀灵动，穿行于山林和田疇之间，又有沟渠相连，很有几分亲切感。
二
挖渠对于一个能修万里长城的民族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灵渠之灵在于那些建筑的细节。当园区的讲解员就灵渠具体的工程构造一一道来时，听得我两眼发直，一是外行人本来不懂水利建筑，名词术语听着陌生，二是其细致和讲究的程度叫人吃惊，这难道是两千两百年前的技术水准？
当年作为知青下乡，正逢农业学大寨，时不时也搞水利建设，那时的高举高打粗放粗作，现在想想都脸红。年年马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积坍塌，“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口号喊得山响，却斗得毫无技术含量，难道一度我们都退化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谓精品杰作，由铧嘴，到大、小天平坝，再到斗门、水涵、堰坝等等，每一个细部和细部之间的组合都环环相扣，使得工程的整体构想能得到具体的落实。单说那起缓冲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铧嘴，就向上游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谓千年大计，已经把日后多少年水流的冲刷和淤积造成的损害预计在内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缮时，将铧嘴长长的前部废弃，剩下的部分，一点也不影响分水的效果。与铧嘴相衔接的是作为拦河坝的大、小天平，它们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坝的夹角成108°的斜势，以减少迎面来水的压力。坝体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条石、鱼鳞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讲究，所谓鱼鳞石就是将石条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鱼鳞状，以应对日积月累的水力冲击，条石与条石之间还有石榫铆定。条石与鱼鳞石之间以掺有桐油的胶结物粘合，坚固异常。不仅仅坚固，还有灵巧和便利，在灵渠河道分布的各座斗门就是便利的见证，这斗门就是所谓的船闸，是为船只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尽管所谓斗门的出现，到唐朝才有记载，但是我相信，既然开凿灵渠最初的功用是运兵和粮草，那时就应该会有替代性的船闸，否则通航有困难。 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说说灵渠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记载，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有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禄，即《史记》中提到的“使监禄凿渠运粮”的那一位。据说在《淮南子》和《汉书》中均有简略的记载。当然关于史禄更详细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么都存疑，因为“监禄”或“史禄”的头一个字是官职，禄才是本名。不过这不影响后人对其功绩的肯定和赞扬。许多年以后，宋人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禄时，双手都翘起了大拇指：原话是“岂唯始皇，祿亦人杰矣”。也就是说，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禄，前面所说兴安县“人杰地灵”，这四个字就占全了。
当然我清楚，史禄并非奇人，灵渠亦非奇迹。灵渠在那个时代的出现，虽然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治水水准和高度，却不是绝无仅有。不往远处说，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就先后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这就是公元前256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郑国渠（此郑国非春秋战国之郑国，而是韩国的水利专家，姓郑名国），然后就是灵渠，通航于公元前214年。说起来灵渠还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绎，史禄早年参与了郑国渠的建设，是从郑国渠的开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人说，史禄是郑国的弟子，被派往岭南修渠。应该说以上演绎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为从年代上说，郑国渠与灵渠相对近一些，另外关于郑国渠的故事和种种传说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拍几十集电视剧绰绰有余，因此各种附会自然多多。
三
郑国何许人也？他是韩国的水利专家兼土木工程师。不过我以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说客。最早的史书有那么一段记载，直接可以用作《战国疑云》一类谍战剧的梗概：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缰，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将这么重大的水利工程、历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郑国劝说秦国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计，以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其抽不出身来伐韩，结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后，借灌溉之利，秦越发强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并吞了六国。自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那郑国也是胆识过人，计谋败露之际，仍能说服秦王继续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后，居然还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绝唱。因为从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水库，但凡有耳闻的大的水利工程，还真没有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由此看来，当时的秦王（仅限于当时）也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郑国渠开通，引泾水入洛水，横跨三百余里，灌浇关中平原，同时将泾水夹带的泥沙携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带的盐碱地，可谓造福万方。如今郑国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复寻觅，因为该渠年久失修，故道倾圮，所以这两年，泾阳等地在搞郑国渠国家遗址公园的开发项目。至于当年开渠的种种科技创新如能有所还原，当属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笔书写的章节。据说郑国渠的奥妙在于其“横绝”技术，该渠一路向东，途中要横跨若干条河流，要处理和应对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难题。而该渠既能把河水揽入渠中，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可谓绝活。当然郑国治水的具体思路和技法是否流传于后世？关中平原两千年以来，前前后后的水利建设是否受益于郑国？当初那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怎么就没有得到修复和保存？或者说郑国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种暗疾，所以后人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一切需要有关专家或专项研究人员来回答。总之在那时，此渠一开，黄金万两，不仅没有达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步伐。
今天我们只能相信郑国是身怀绝技，否则秦王不杀他已经是皇恩浩荡，何必还继续让他总管作业？只是郑国的那一套治水本领是独出机杼还是有所借鉴，有所继承？倒是值得追问。我以为郑国有才华是一方面，但是那时的大环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谓形势比人强。那时候一说起治水，就像今天人们说起建设互联网，没有人能够抗拒，也因此郑国一游说，秦王立马点头同意，丝毫不怀疑郑国的动机，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说法，那时秦王尚年幼，是吕不韦当政，接纳了郑国的开渠建议）。即便数年后经人告发，郑国的“用间”身份坐实，秦王出于强国富农的愿望，仍未改变初衷。反过来，韩国上下觉得能以此法来说动秦国，也说明兴修水利以利农桑是当时的“普世价值”。
其实中国是农耕社会，向来关注水利技术方面的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仅中国历史的开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生产技术方面的路线和观念之争，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还是疏导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三国至北魏有《水经》和《水经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记录水系变化，水利建设方面的作业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回过来说，秦王朝正是由于此前在水利建设上尝到了甜头，所以才对开凿郑国渠有如此热衷，据传一下子派出十来万人工，搞得轰轰烈烈。这所谓甜头，就不能不说说蜀地的都江堰。
四
在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中，都江堰最为巧夺天工。
如果说遇见灵渠颇感意外，那么当初劈面都江堰对我来说是强烈的震撼。若说郑国渠和灵渠等的开凿，从整体上表明了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水平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么都江堰的出现绝对是奇迹，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江堰无论在总体构思、设计上的精妙合理，还是到最后实施过程的浑然天成上，都堪称无与伦比。说它是奇迹还有另一个理由，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亲见的，体现中华民族早期智慧的最铁定的证物。如今古籍上记载的许多辉煌的科技发明，均不见踪影，如晚于此两百多年的汉代，有张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如今在哪里？再往下，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又在哪里？今天关于这些记载都不过是传说，几近于神话。连治水的大禹都可能是神话（顾颉刚认为，大禹到底是神话故事人君化，还是初民时期的人君神话化尚可讨论，当然他倾向于前者），盖因除了《尚书·大禹谟》《尚书·禹贡》等文献，没有太可信的证物。而《尚书·禹贡》中又将禹描绘成无所不能的伟人，在他的亲力亲为下，立马天下大治，做到了“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这样一来大禹不是神也是神了。所以尽管全国的大禹庙有五六处之多，但都只能作民间信仰和民风民俗观。恰恰都江堰幸存下来了，跨越千年，屹立不倒，连地震都难以撼动。 都江堰是李冰父子所为，尽人皆知。可惜李冰是哪里人却无考。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征服巴蜀之地，成都平原及周边自此就成了秦王朝的一个郡。公元前256年，李冰被任为蜀郡太守，开凿都江堰，成一代伟业。我之所以关注李冰是何方神圣，是好奇他的治水技术承传于何人？比如祖上与魏国的西门豹有什么关系，或者像大禹一样，父亲也是水利专家，得之于家传？当然不管他受何种恩泽和培养，李冰本人无疑是治水的天才。仅在任六年，就将成都平原治理得風调雨顺，遂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
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妙，在于无坝拦水分水。面对上游岷江的汹涌来水，前有鱼嘴分水，后有凿开的玉垒山（成宝瓶口状）引水，在鱼嘴和宝瓶口之间又有飞沙堰可再度分洪。在宝瓶口下方还有数条河流引水，这一切均形成了十分完美的组合，自此从岷山山脉飞奔而下的岷江，在鱼嘴处被分成内江和外江，原先岷江的故道成为外江，从成都平原西侧南下，直奔长江。而经宝瓶口流向成都方向的即为内江。内外江分水的比例是四六，既能分洪，还能合理地分配水资源，满足了岷江下游农田灌溉的需要。
都说中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都江堰就是“天人合一”的典范。李冰父子在全部的工程中没有筑过横截江流的堤坝，分水或引水一切均顺势而为。故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引用古书的说法，极赞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水旱从人”之说，就有天人合一的意味在。当然再完美的水利工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维护。都江堰就有岁修制度来维护，还有“深淘滩，低作堰”的信条和规则要遵守。这许多细节听起来有点复杂，倒是不难理解，只是叙说起来，不那么直观。许多人慕名而游览都江堰，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旦亲临，还是会被折服，这难道是两千两百年前的杰作吗？真是我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人留下的？万般神奇呀！若说中国只有一个都江堰，可以看成是天降奇迹，是上苍对川人的眷顾和偏爱。然而仅仅半个世纪的工夫，我们的祖先就拥有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表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住民曾有的优秀品质：勤劳、勇敢、重实干，有创造力又有科学精神。无疑，以往对中华民族的一切赞语应该都成立！
李冰治水有功造福四方，百姓纪念他，自然是立祠又塑像。他也难免会被传奇化和神话化。李白《蜀道难》有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于是李冰就成了蚕丛和鱼凫的后人，不仅本乡本土化，而且家世背景也大有来头。在时间的发酵过程中，慢慢地李冰有了呼风唤雨的能力，也有了降龙捉怪的本领，更有人认为，那位武功可以媲美孙悟空的二郎神，其原型可能就是李冰之子李二郎。
宋人黄休复笔记《茅亭客话卷第一》中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
蜀困水难，至于臼竃生蛙，人罹垫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凿山离堆，辟沫水于南北为二江，灌溉彭汉。蜀之三郡沃田亿万顷，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后万祀，水之盈缩，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厌水物。于是蜀为陆海，无水潦之虞。万井富实，功德不泯，至今赖之。咸云理水之功，可与禹偕也。不有是绩，民其鱼乎！ 每临江浒，皆立祠宇焉。
但是无论怎样神话化，没有人会把李冰当成纯粹的神话人物，盖因都江堰的存在，证明李冰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也表明在李冰那个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科技水平和治水能力，且领先于全球。
五
这里，必须说说笔者的一个猜想，也可以说是关于“李约瑟猜想”的猜想。
所谓“李约瑟猜想”又称“李约瑟之问”。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序言中，这位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曾经这样写道：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文明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础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的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3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以上这段思考包含着多重角度和含义，但是后来国人将李约瑟之问作了最扼要的概括，简言之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灿烂辉煌，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初次来访中国之前一年，李约瑟受到《自然》杂志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邀请，所想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科学从整体上讲为什么‘从来就不发达’”。注意！他那时说的是“从来就不发达”，而不是后来所说的“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只是到近代，科学技术才落后。
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这一看法？都江堰！
当然，这是笔者关于李约瑟猜想的揣测。20世纪90年代，笔者第一次游览都江堰。突然就想到了李约瑟，此前并无翻看过他的著作，只知道他的煌煌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少大卷，详尽介绍了中华古代科技文明，当时的直觉是这位洋人科学家一定是来过都江堰考察，只有来过此地，并亲见如此伟大的水利工程才会对中国古代科技抱有如此的热情。最近起念写此文，查阅相关资料，证实李约瑟在由英国派往中国任文化参赞的第一年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都江堰。当然他原本的目的地是敦煌石窟，由重庆经成都去陇西的途中就劈面相遇了都江堰。都江堰令李约瑟着迷，惊叹不已。据说“它的设计在美学上赏心悦目”，也使这位曾经的剑桥博士，胚胎学专家为之折服。 他甫任中国，就奔敦煌而去，显然是受中国古代灿烂的艺术文化的召唤，或许那时在李约瑟脑海里，中国早期的人文文化发达，科技文化尚不足道。没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向往是对神秘而遥远的异域文化的向往，少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概念。我想一定是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改变了他对中国科技“从来就不发达”的看法。
其实，中国的近现代科技为何不发达，落后于西方？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李约瑟发问的半个多世纪之前早已自问。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挥之难却的大问号。答案归纳起来虽然不容易，但大致有三个层面还是清楚的，即一是思想文化传统方面的，二是体制和制度层面的，三是民族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等等。本文不想在各种答案上再增加新的内容，而是想揭示李约瑟之问的背景，同样问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或有识之士的目的是找到原因，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对于李约瑟，则是想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和人类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据说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与人类学家有很频繁的学术交往，如与玛格丽特·米德等都是好朋友，他刚進入中国的昆明，就给美国这位著名人类学家写信，谈了自己“在中国最初的36小时的印象”，因此有理由认为“李约瑟之问”是深受人类学界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正是文化人类学大发展的时期，所谓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在各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有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相对性得到了人类学者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许多西方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论：即那种把文化看成是历时性的，由落后到先进逐渐递进的单线排列的认识模式。他们认为各民族文化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不能把全人类丰富的文化进程作为普遍的统一的历史来对待。当然更不能从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否来判断人种的优劣。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李约瑟来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肯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并写下了《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中国西北部的科学与技术》等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既从精神上思想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为其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那部伟大的科学技术史是按科学门类分卷的，如果是按历史年代排列，则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当为开卷。至今它们还以当年的历史风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
市政当局为增加旅游景点，疏通了两江四湖，造了卧姿各异的景观桥和玲珑剔透的日月双塔，使得桂林市区更加美轮美奂，游两江四湖的船票通常要预定，可见是热门景点，只是没有人跟我提起过几十里开外的灵渠，因此当文辉带我们一行人去灵渠时，还以为是又一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全然不知道，将要拜谒的竟是两千两百年前开凿的伟大水利工程。
一
古老的灵渠，作为景点是很晚才开发的，20世纪80年代末，才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可能是由于交通和宣传方面的原因，灵渠的知名度似乎并不高，当我走进灵渠园区的大门时，还以为是兴安县境内一处略加修缮的自然风景地。
查淳是桂林知府，灵渠所属的兴安县地界正是他的治下。查淳的老爹也是知府一类的官职，当年为疏浚灵渠河道，探寻过湘、漓之源头，因此查淳在此处立书碑并不能算附庸风雅，是有职分所在的意味。如果说桂林的地貌可以用钟灵毓秀来描绘，那么兴安这边可以用人杰地灵的地灵来形容，说兴安是地灵之地，是因为这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两个香港的面积，竟然是湘江和漓江两条历史名河的发源地。虽然郦道元在《水经注》上称“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实际上这“二水”分属于不同的山系，中间隔着湘桂走廊这狭长的谷地。而且这两条极有个性的河流居然背道而驰，各奔前程。湘江源出于兴安县南部的海洋山脉，故源头称为海洋河，此后一路向北，有朝觐中原的意味，而漓江源则打兴安西北的猫儿山下来，我行我素，一路往南往西，蜿蜒曲折奔梧州方向而去。多少万年过去，这两条河互不照面，突然在某一天，灵渠就像丝绸腰带那么一搭，将它们松驰地绾系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作家张承志当年写北方的河多壮阔伟岸，而南方的河则清秀灵动，穿行于山林和田疇之间，又有沟渠相连，很有几分亲切感。
二
挖渠对于一个能修万里长城的民族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灵渠之灵在于那些建筑的细节。当园区的讲解员就灵渠具体的工程构造一一道来时，听得我两眼发直，一是外行人本来不懂水利建筑，名词术语听着陌生，二是其细致和讲究的程度叫人吃惊，这难道是两千两百年前的技术水准？
当年作为知青下乡，正逢农业学大寨，时不时也搞水利建设，那时的高举高打粗放粗作，现在想想都脸红。年年马马虎虎地挖渠，年年淤积坍塌，“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口号喊得山响，却斗得毫无技术含量，难道一度我们都退化为猿人了？眼前的水利工程真可谓精品杰作，由铧嘴，到大、小天平坝，再到斗门、水涵、堰坝等等，每一个细部和细部之间的组合都环环相扣，使得工程的整体构想能得到具体的落实。单说那起缓冲和分水作用的石砌铧嘴，就向上游方向延伸出百把米，可谓千年大计，已经把日后多少年水流的冲刷和淤积造成的损害预计在内了，所以到了清代重新疏浚修缮时，将铧嘴长长的前部废弃，剩下的部分，一点也不影响分水的效果。与铧嘴相衔接的是作为拦河坝的大、小天平，它们既蓄水又分水，因此大、小天平坝的夹角成108°的斜势，以减少迎面来水的压力。坝体各部分所用的石灰岩条石、鱼鳞石和混黏土沙卵石也各有讲究，所谓鱼鳞石就是将石条几近直立地嵌入式排列，故立面呈鱼鳞状，以应对日积月累的水力冲击，条石与条石之间还有石榫铆定。条石与鱼鳞石之间以掺有桐油的胶结物粘合，坚固异常。不仅仅坚固，还有灵巧和便利，在灵渠河道分布的各座斗门就是便利的见证，这斗门就是所谓的船闸，是为船只的通航，蓄水和排水用。尽管所谓斗门的出现，到唐朝才有记载，但是我相信，既然开凿灵渠最初的功用是运兵和粮草，那时就应该会有替代性的船闸，否则通航有困难。 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说说灵渠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了。若非史籍记载，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有这等智慧。此人就是史禄，即《史记》中提到的“使监禄凿渠运粮”的那一位。据说在《淮南子》和《汉书》中均有简略的记载。当然关于史禄更详细的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甚至他姓什么都存疑，因为“监禄”或“史禄”的头一个字是官职，禄才是本名。不过这不影响后人对其功绩的肯定和赞扬。许多年以后，宋人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这本古代地理名著中提起史禄时，双手都翘起了大拇指：原话是“岂唯始皇，祿亦人杰矣”。也就是说，有了湘、漓二水，有了史禄，前面所说兴安县“人杰地灵”，这四个字就占全了。
当然我清楚，史禄并非奇人，灵渠亦非奇迹。灵渠在那个时代的出现，虽然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治水水准和高度，却不是绝无仅有。不往远处说，更不必上溯大禹治水，光是在秦朝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就先后建成了三大水利工程，这就是公元前256年建成的都江堰，公元前236年完工的郑国渠（此郑国非春秋战国之郑国，而是韩国的水利专家，姓郑名国），然后就是灵渠，通航于公元前214年。说起来灵渠还是最晚建成的，所以有人演绎，史禄早年参与了郑国渠的建设，是从郑国渠的开凿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人说，史禄是郑国的弟子，被派往岭南修渠。应该说以上演绎都有其合理性。一是因为从年代上说，郑国渠与灵渠相对近一些，另外关于郑国渠的故事和种种传说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拍几十集电视剧绰绰有余，因此各种附会自然多多。
三
郑国何许人也？他是韩国的水利专家兼土木工程师。不过我以为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说客。最早的史书有那么一段记载，直接可以用作《战国疑云》一类谍战剧的梗概：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缰，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太史公就是太史公，短短百多言，就将这么重大的水利工程、历史事件及其中的曲折交代清楚了。郑国劝说秦国修渠，乃施展“疲秦”之计，以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其抽不出身来伐韩，结果想不到此渠修成后，借灌溉之利，秦越发强大，不到十五年工夫就并吞了六国。自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那郑国也是胆识过人，计谋败露之际，仍能说服秦王继续完成其水利工程，而且事成之后，居然还能以他的姓名冠名，也算是千古绝唱。因为从最原始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水库，但凡有耳闻的大的水利工程，还真没有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由此看来，当时的秦王（仅限于当时）也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郑国渠开通，引泾水入洛水，横跨三百余里，灌浇关中平原，同时将泾水夹带的泥沙携入下游，改善了下游一带的盐碱地，可谓造福万方。如今郑国渠的完整原貌已不复寻觅，因为该渠年久失修，故道倾圮，所以这两年，泾阳等地在搞郑国渠国家遗址公园的开发项目。至于当年开渠的种种科技创新如能有所还原，当属世界水利科技史上值得秉笔书写的章节。据说郑国渠的奥妙在于其“横绝”技术，该渠一路向东，途中要横跨若干条河流，要处理和应对不同的水文和地理难题。而该渠既能把河水揽入渠中，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又能妥善地解决泥沙淤积的问题，可谓绝活。当然郑国治水的具体思路和技法是否流传于后世？关中平原两千年以来，前前后后的水利建设是否受益于郑国？当初那么伟大的水利工程怎么就没有得到修复和保存？或者说郑国渠在修建之初就有某种暗疾，所以后人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一切需要有关专家或专项研究人员来回答。总之在那时，此渠一开，黄金万两，不仅没有达到“疲秦”的目的，反而是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步伐。
今天我们只能相信郑国是身怀绝技，否则秦王不杀他已经是皇恩浩荡，何必还继续让他总管作业？只是郑国的那一套治水本领是独出机杼还是有所借鉴，有所继承？倒是值得追问。我以为郑国有才华是一方面，但是那时的大环境造就科技人才也是一方面，所谓形势比人强。那时候一说起治水，就像今天人们说起建设互联网，没有人能够抗拒，也因此郑国一游说，秦王立马点头同意，丝毫不怀疑郑国的动机，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有说法，那时秦王尚年幼，是吕不韦当政，接纳了郑国的开渠建议）。即便数年后经人告发，郑国的“用间”身份坐实，秦王出于强国富农的愿望，仍未改变初衷。反过来，韩国上下觉得能以此法来说动秦国，也说明兴修水利以利农桑是当时的“普世价值”。
其实中国是农耕社会，向来关注水利技术方面的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仅中国历史的开篇就是大禹治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生产技术方面的路线和观念之争，就是治水到底是用堵的方式好呢，还是疏导的方式更有效？再往下，《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三国至北魏有《水经》和《水经注》，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也都有河渠志，以记录水系变化，水利建设方面的作业和成就。由此，河清海晏也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回过来说，秦王朝正是由于此前在水利建设上尝到了甜头，所以才对开凿郑国渠有如此热衷，据传一下子派出十来万人工，搞得轰轰烈烈。这所谓甜头，就不能不说说蜀地的都江堰。
四
在秦代的三大水利工程中，都江堰最为巧夺天工。
如果说遇见灵渠颇感意外，那么当初劈面都江堰对我来说是强烈的震撼。若说郑国渠和灵渠等的开凿，从整体上表明了中国古代的水利科技水平所达到的高度的话，那么都江堰的出现绝对是奇迹，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江堰无论在总体构思、设计上的精妙合理，还是到最后实施过程的浑然天成上，都堪称无与伦比。说它是奇迹还有另一个理由，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亲见的，体现中华民族早期智慧的最铁定的证物。如今古籍上记载的许多辉煌的科技发明，均不见踪影，如晚于此两百多年的汉代，有张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如今在哪里？再往下，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又在哪里？今天关于这些记载都不过是传说，几近于神话。连治水的大禹都可能是神话（顾颉刚认为，大禹到底是神话故事人君化，还是初民时期的人君神话化尚可讨论，当然他倾向于前者），盖因除了《尚书·大禹谟》《尚书·禹贡》等文献，没有太可信的证物。而《尚书·禹贡》中又将禹描绘成无所不能的伟人，在他的亲力亲为下，立马天下大治，做到了“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这样一来大禹不是神也是神了。所以尽管全国的大禹庙有五六处之多，但都只能作民间信仰和民风民俗观。恰恰都江堰幸存下来了，跨越千年，屹立不倒，连地震都难以撼动。 都江堰是李冰父子所为，尽人皆知。可惜李冰是哪里人却无考。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征服巴蜀之地，成都平原及周边自此就成了秦王朝的一个郡。公元前256年，李冰被任为蜀郡太守，开凿都江堰，成一代伟业。我之所以关注李冰是何方神圣，是好奇他的治水技术承传于何人？比如祖上与魏国的西门豹有什么关系，或者像大禹一样，父亲也是水利专家，得之于家传？当然不管他受何种恩泽和培养，李冰本人无疑是治水的天才。仅在任六年，就将成都平原治理得風调雨顺，遂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
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妙，在于无坝拦水分水。面对上游岷江的汹涌来水，前有鱼嘴分水，后有凿开的玉垒山（成宝瓶口状）引水，在鱼嘴和宝瓶口之间又有飞沙堰可再度分洪。在宝瓶口下方还有数条河流引水，这一切均形成了十分完美的组合，自此从岷山山脉飞奔而下的岷江，在鱼嘴处被分成内江和外江，原先岷江的故道成为外江，从成都平原西侧南下，直奔长江。而经宝瓶口流向成都方向的即为内江。内外江分水的比例是四六，既能分洪，还能合理地分配水资源，满足了岷江下游农田灌溉的需要。
都说中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都江堰就是“天人合一”的典范。李冰父子在全部的工程中没有筑过横截江流的堤坝，分水或引水一切均顺势而为。故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引用古书的说法，极赞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水旱从人”之说，就有天人合一的意味在。当然再完美的水利工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维护。都江堰就有岁修制度来维护，还有“深淘滩，低作堰”的信条和规则要遵守。这许多细节听起来有点复杂，倒是不难理解，只是叙说起来，不那么直观。许多人慕名而游览都江堰，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旦亲临，还是会被折服，这难道是两千两百年前的杰作吗？真是我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人留下的？万般神奇呀！若说中国只有一个都江堰，可以看成是天降奇迹，是上苍对川人的眷顾和偏爱。然而仅仅半个世纪的工夫，我们的祖先就拥有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这三大水利工程，表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住民曾有的优秀品质：勤劳、勇敢、重实干，有创造力又有科学精神。无疑，以往对中华民族的一切赞语应该都成立！
李冰治水有功造福四方，百姓纪念他，自然是立祠又塑像。他也难免会被传奇化和神话化。李白《蜀道难》有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于是李冰就成了蚕丛和鱼凫的后人，不仅本乡本土化，而且家世背景也大有来头。在时间的发酵过程中，慢慢地李冰有了呼风唤雨的能力，也有了降龙捉怪的本领，更有人认为，那位武功可以媲美孙悟空的二郎神，其原型可能就是李冰之子李二郎。
宋人黄休复笔记《茅亭客话卷第一》中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
蜀困水难，至于臼竃生蛙，人罹垫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凿山离堆，辟沫水于南北为二江，灌溉彭汉。蜀之三郡沃田亿万顷，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后万祀，水之盈缩，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厌水物。于是蜀为陆海，无水潦之虞。万井富实，功德不泯，至今赖之。咸云理水之功，可与禹偕也。不有是绩，民其鱼乎！ 每临江浒，皆立祠宇焉。
但是无论怎样神话化，没有人会把李冰当成纯粹的神话人物，盖因都江堰的存在，证明李冰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人物，同时也表明在李冰那个时期，中华民族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科技水平和治水能力，且领先于全球。
五
这里，必须说说笔者的一个猜想，也可以说是关于“李约瑟猜想”的猜想。
所谓“李约瑟猜想”又称“李约瑟之问”。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序言中，这位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曾经这样写道：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文明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础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的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3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
以上这段思考包含着多重角度和含义，但是后来国人将李约瑟之问作了最扼要的概括，简言之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灿烂辉煌，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初次来访中国之前一年，李约瑟受到《自然》杂志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邀请，所想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科学从整体上讲为什么‘从来就不发达’”。注意！他那时说的是“从来就不发达”，而不是后来所说的“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只是到近代，科学技术才落后。
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这一看法？都江堰！
当然，这是笔者关于李约瑟猜想的揣测。20世纪90年代，笔者第一次游览都江堰。突然就想到了李约瑟，此前并无翻看过他的著作，只知道他的煌煌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少大卷，详尽介绍了中华古代科技文明，当时的直觉是这位洋人科学家一定是来过都江堰考察，只有来过此地，并亲见如此伟大的水利工程才会对中国古代科技抱有如此的热情。最近起念写此文，查阅相关资料，证实李约瑟在由英国派往中国任文化参赞的第一年就迫不及待地去了都江堰。当然他原本的目的地是敦煌石窟，由重庆经成都去陇西的途中就劈面相遇了都江堰。都江堰令李约瑟着迷，惊叹不已。据说“它的设计在美学上赏心悦目”，也使这位曾经的剑桥博士，胚胎学专家为之折服。 他甫任中国，就奔敦煌而去，显然是受中国古代灿烂的艺术文化的召唤，或许那时在李约瑟脑海里，中国早期的人文文化发达，科技文化尚不足道。没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向往是对神秘而遥远的异域文化的向往，少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概念。我想一定是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改变了他对中国科技“从来就不发达”的看法。
其实，中国的近现代科技为何不发达，落后于西方？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李约瑟发问的半个多世纪之前早已自问。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挥之难却的大问号。答案归纳起来虽然不容易，但大致有三个层面还是清楚的，即一是思想文化传统方面的，二是体制和制度层面的，三是民族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等等。本文不想在各种答案上再增加新的内容，而是想揭示李约瑟之问的背景，同样问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或有识之士的目的是找到原因，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对于李约瑟，则是想对复杂的文化现象和人类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解答。据说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与人类学家有很频繁的学术交往，如与玛格丽特·米德等都是好朋友，他刚進入中国的昆明，就给美国这位著名人类学家写信，谈了自己“在中国最初的36小时的印象”，因此有理由认为“李约瑟之问”是深受人类学界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正是文化人类学大发展的时期，所谓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在各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有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相对性得到了人类学者足够的重视和研究，许多西方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论：即那种把文化看成是历时性的，由落后到先进逐渐递进的单线排列的认识模式。他们认为各民族文化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不能把全人类丰富的文化进程作为普遍的统一的历史来对待。当然更不能从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否来判断人种的优劣。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李约瑟来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肯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并写下了《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中国西北部的科学与技术》等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既从精神上思想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为其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那部伟大的科学技术史是按科学门类分卷的，如果是按历史年代排列，则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当为开卷。至今它们还以当年的历史风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