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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耶夫上台后一方面仍以“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又在新闻自由上开倒车，且欲修宪为其子世袭总统职位做铺垫，这些举措加上其任内外交损害了与哈、俄、中三个天然盟友的关系，共同促成了这个中亚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版“二次革命”。
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山国吉尔吉斯斯坦，4月7日再次上演“革命”大戏，成为国际政治焦点。历史的嘲讽在于：上次的“革命者”执政仅5年，就成为新“革命”的对象。吉国似乎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革命”使该国的命运面临转折。
被背叛的“革命”
凭肉眼即可看出，新版“革命”的重要原因，是2005年的“革命政府”辜负了“革命者”的期望，引发上次“革命”的那些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根源依旧存在：吉国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贫困化程度加剧，有工作能力的年轻男女无就业机会，成为“革命”的基本群众。2005年“革命”其实是族姓更迭，巴基耶夫只是将阿卡耶夫时期的凯明(阿卡耶夫的家乡)亲族同乡，简单置换成奥什、贾拉拉巴德地方的亲族同乡，腐败、裙带风仍是吉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痼疾。
国家所有部门的关键职位都由巴基耶夫的亲族充任，俨然已形成“家天下”的局面：巴基耶夫32岁的儿子马克西姆身兼数职：天然气、电力等公司的经理，以及中央发展、创新与投资局(俄文缩写的谐音是“沙皇”)局长等。飞扬跋扈的总统胞弟让内什担任国家安全局长，有传言说，几位政界人士和记者的惨死与他有关。此外，巴基耶夫还欲修宪(5年中第7次!)为其子世袭总统职位做铺垫，打造“巴基耶夫二世”。
在阿卡耶夫时代，信息自由到泛滥，导致舆论失控、甚至政治失败；巴基耶夫则实施了严厉的文化审查，所谓独立媒体已彻底消失，这种倒退的做法引发普遍不满。
2006年，阿卡耶夫在俄罗斯避难地忠告说，小国吉尔吉斯若与大国冲突会导致毁灭性后果，因而其外交政策不应是“要么……要么……”，而应遵循“既……也……”的原则。即：要与俄、美、中、乌、哈等所有大国和邻国合作。巴基耶夫似乎也接受了前任的“教导”，但却不幸地玩砸了这个外交平衡游戏，从而遭到多方夹击。吉国专家认为，巴基耶夫任内已损害了与哈、俄、中三个天然盟友的关系，动摇了地缘政治平衡。尤其是，80万吉尔吉斯人在俄罗斯打工并定期汇钱给国内，与俄关系恶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們也成为政权的反对者。
这样，巴基耶夫政权已经逐渐丧失合法性。而电费、手机话费涨价引发普遍不满，突破了民众的忍耐极限，使他们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
也许，最为悖谬、不祥的是：巴基耶夫上台后仍以“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每年都坚持纪念2005年“革命”，称之为“人民革命和人民意志的表达”，也就表明巴基耶夫的意识形态贫乏——在这方面，远逊于被推翻的前任(阿卡耶夫曾倡导“大丝绸之路”等思想，不仅用于立国，还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2008年，吉国政府将3月24日定为第30个节日(而民间称其为“抢劫节”)。将“革命”作为国家的超级价值，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解与稳定。“革命”是反抗者的意识形态，而无条件地赞誉、肯定“革命”，损害的只是政权自身。
“革命”，还是混沌?
2005年前后，席卷独联体的名为“颜色革命”的事物，乃是一种政治“禽流感”，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半场“革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革命对象国”，似乎都获得了免疫力，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则成为“基因”，积淀为日常的政治文化。自2005年3月至今，吉国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坚决实践者，乱象频仍。
在反巴基耶夫的反对派中，有原来阿卡耶夫的受益者、残留势力，有从上次“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战友、同志(如费利克斯·库洛夫、罗莎·奥通巴耶娃等)，还有一些是在巴基耶夫任内成长起来、但其后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新反对派。
比较两场“革命”，可初步概括如下特点：一、较之反对派，政权都很脆弱，倒台迅速。两场“革命”都是狂风暴雨式的摧枯拉朽，先瘫痪地方政府，然后向比什凯克进军。随后的情节就是总统出逃，其他地方政权传檄而下。二、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就已形成南北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而两次“革命”都体现了南北政治集团的力量消长变化。2005年是从南方策源，是南方反对北方，南方人(贾拉拉巴德人和奥什人)在吉国政治生活中占了优势，“比什凯克人”一蹶不振；此次从北方三省(纳伦、伊塞克湖、塔拉斯)策源，有北方反对南方的意味。三、阿卡耶夫面对“革命”意志崩溃，不做抵抗，仓皇出逃，而巴基耶夫使用武力镇压，造成严重伤亡。阿卡耶夫当年曾被传为笑柄，而现在，巴基耶夫的断然举措成就了阿卡耶夫的仁厚声名，有人开始怀念他——巴基耶夫是恶魔，而阿卡耶夫则成了天使。四、“革命”过程中释放出革根、原始的破坏性能量。2005年3月24日曾是令许多中国、土耳其、韩国外商心有余悸的“水晶之夜”，而在本次“革命”中，一些随喜“革命”的民众照例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打、砸、抢、烧的狂欢。自行拿走物品作为“革命”的战利品，部分地改善了贫困市民的日常生活。“革命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地对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让熟知并热爱这个温馨宁静的中亚山城的人们为之羞赧。
吉尔吉斯民族的苦难和悲哀在于：参与“革命”大戏的多数人只是匪兵甲、匪兵乙，完成了“革命”的粗活、脏活；演出结束出来谢幕的，未必是那些真诚追求公正的人们，甚至在上台后又蜕化为人民的掠夺者。“革命”的代价总是远高于“革命”的成果。而如果“革命”常态化、成为循环，一切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件都只能制造仇恨、加重社会分裂，使社会在无休止的动荡内耗中大伤元气，摧毁人民建设光明未来的信心。吉国将成阿富汗第二?
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临时政府”已经在号令社会，开始运转。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巴基耶夫势力“怎么办”的问题；其次，是组建政权、重建合法性。他们需要展示其政治才能，即：不仅善于打破旧政权，还善于建设新政权。
我们不妨来做如下判断：一、自阿卡耶夫倒台后，吉国任何新建的“革命”政权都将是弱势政权(吉尔吉斯人已一再验证了：貌似强大的政权其实如纸糊般脆弱)。而且，由于“临时政府”成员来自不同营垒，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们会因利益分配而继续分化。二、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贫穷国度，民主和自由是只能安抚少数社会精英的奢侈品，对于多数国民来说，关键问题是提高就业和生活水平，否则，大批游逛街头、失去前途的青年始终是潜在的反对派。三、“二次革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政治分裂加剧。巴基耶夫不仅大量安插南方人，而且对北方人实施大规模清洗，许多人甚至遭审讯或监禁——而北方政治集团多半也会沿袭这样的政治文化，甚至更甚。本次革命中，流血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临时政府”准备清算巴基耶夫集团，甚至难免会发生单独、或集体的复仇行动。四、“革命”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经济、政治废墟，经济衰退，无法吸引外资，成为不稳定源，消极影响地区局势；对外部的依赖加深，任何势力都能更容易地操纵该国的政治进程。
现在，巴基耶夫的选择是：亡命他国，或躲在南方家乡寻求亲族庇护。如果他选择流亡，新政权将顺利组建，但其个人命运却很不妙(据说俄罗斯已拒绝接纳他)；而如果他选择留在国内，以家乡为背景，依靠族人和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美国的支持，与临时政府对峙，吉国将面临最为凶险的前景：社会被绑架并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可能出现南北分治，国家分裂。如果是这样，吉国的命运将是“索马里化”或“阿富汗第二”。
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程度较低，立国时间短，经验不足。现在，该国必须重建秩序，避免陷入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并成为自觉、自立的国际主体；否则，这个古老民族甚至将难以作为现代国家而存在。
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山国吉尔吉斯斯坦，4月7日再次上演“革命”大戏，成为国际政治焦点。历史的嘲讽在于：上次的“革命者”执政仅5年，就成为新“革命”的对象。吉国似乎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徒和践行者，“革命”使该国的命运面临转折。
被背叛的“革命”
凭肉眼即可看出，新版“革命”的重要原因，是2005年的“革命政府”辜负了“革命者”的期望，引发上次“革命”的那些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根源依旧存在：吉国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贫困化程度加剧，有工作能力的年轻男女无就业机会，成为“革命”的基本群众。2005年“革命”其实是族姓更迭，巴基耶夫只是将阿卡耶夫时期的凯明(阿卡耶夫的家乡)亲族同乡，简单置换成奥什、贾拉拉巴德地方的亲族同乡，腐败、裙带风仍是吉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痼疾。
国家所有部门的关键职位都由巴基耶夫的亲族充任，俨然已形成“家天下”的局面：巴基耶夫32岁的儿子马克西姆身兼数职：天然气、电力等公司的经理，以及中央发展、创新与投资局(俄文缩写的谐音是“沙皇”)局长等。飞扬跋扈的总统胞弟让内什担任国家安全局长，有传言说，几位政界人士和记者的惨死与他有关。此外，巴基耶夫还欲修宪(5年中第7次!)为其子世袭总统职位做铺垫，打造“巴基耶夫二世”。
在阿卡耶夫时代，信息自由到泛滥，导致舆论失控、甚至政治失败；巴基耶夫则实施了严厉的文化审查，所谓独立媒体已彻底消失，这种倒退的做法引发普遍不满。
2006年，阿卡耶夫在俄罗斯避难地忠告说，小国吉尔吉斯若与大国冲突会导致毁灭性后果，因而其外交政策不应是“要么……要么……”，而应遵循“既……也……”的原则。即：要与俄、美、中、乌、哈等所有大国和邻国合作。巴基耶夫似乎也接受了前任的“教导”，但却不幸地玩砸了这个外交平衡游戏，从而遭到多方夹击。吉国专家认为，巴基耶夫任内已损害了与哈、俄、中三个天然盟友的关系，动摇了地缘政治平衡。尤其是，80万吉尔吉斯人在俄罗斯打工并定期汇钱给国内，与俄关系恶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們也成为政权的反对者。
这样，巴基耶夫政权已经逐渐丧失合法性。而电费、手机话费涨价引发普遍不满，突破了民众的忍耐极限，使他们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
也许，最为悖谬、不祥的是：巴基耶夫上台后仍以“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每年都坚持纪念2005年“革命”，称之为“人民革命和人民意志的表达”，也就表明巴基耶夫的意识形态贫乏——在这方面，远逊于被推翻的前任(阿卡耶夫曾倡导“大丝绸之路”等思想，不仅用于立国，还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2008年，吉国政府将3月24日定为第30个节日(而民间称其为“抢劫节”)。将“革命”作为国家的超级价值，显然不利于社会和解与稳定。“革命”是反抗者的意识形态，而无条件地赞誉、肯定“革命”，损害的只是政权自身。
“革命”，还是混沌?
2005年前后，席卷独联体的名为“颜色革命”的事物，乃是一种政治“禽流感”，乌兹别克斯坦(爆发了半场“革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革命对象国”，似乎都获得了免疫力，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则成为“基因”，积淀为日常的政治文化。自2005年3月至今，吉国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坚决实践者，乱象频仍。
在反巴基耶夫的反对派中，有原来阿卡耶夫的受益者、残留势力，有从上次“革命”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战友、同志(如费利克斯·库洛夫、罗莎·奥通巴耶娃等)，还有一些是在巴基耶夫任内成长起来、但其后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新反对派。
比较两场“革命”，可初步概括如下特点：一、较之反对派，政权都很脆弱，倒台迅速。两场“革命”都是狂风暴雨式的摧枯拉朽，先瘫痪地方政府，然后向比什凯克进军。随后的情节就是总统出逃，其他地方政权传檄而下。二、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就已形成南北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而两次“革命”都体现了南北政治集团的力量消长变化。2005年是从南方策源，是南方反对北方，南方人(贾拉拉巴德人和奥什人)在吉国政治生活中占了优势，“比什凯克人”一蹶不振；此次从北方三省(纳伦、伊塞克湖、塔拉斯)策源，有北方反对南方的意味。三、阿卡耶夫面对“革命”意志崩溃，不做抵抗，仓皇出逃，而巴基耶夫使用武力镇压，造成严重伤亡。阿卡耶夫当年曾被传为笑柄，而现在，巴基耶夫的断然举措成就了阿卡耶夫的仁厚声名，有人开始怀念他——巴基耶夫是恶魔，而阿卡耶夫则成了天使。四、“革命”过程中释放出革根、原始的破坏性能量。2005年3月24日曾是令许多中国、土耳其、韩国外商心有余悸的“水晶之夜”，而在本次“革命”中，一些随喜“革命”的民众照例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打、砸、抢、烧的狂欢。自行拿走物品作为“革命”的战利品，部分地改善了贫困市民的日常生活。“革命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地对财富进行了重新分配，让熟知并热爱这个温馨宁静的中亚山城的人们为之羞赧。
吉尔吉斯民族的苦难和悲哀在于：参与“革命”大戏的多数人只是匪兵甲、匪兵乙，完成了“革命”的粗活、脏活；演出结束出来谢幕的，未必是那些真诚追求公正的人们，甚至在上台后又蜕化为人民的掠夺者。“革命”的代价总是远高于“革命”的成果。而如果“革命”常态化、成为循环，一切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事件都只能制造仇恨、加重社会分裂，使社会在无休止的动荡内耗中大伤元气，摧毁人民建设光明未来的信心。吉国将成阿富汗第二?
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临时政府”已经在号令社会，开始运转。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巴基耶夫势力“怎么办”的问题；其次，是组建政权、重建合法性。他们需要展示其政治才能，即：不仅善于打破旧政权，还善于建设新政权。
我们不妨来做如下判断：一、自阿卡耶夫倒台后，吉国任何新建的“革命”政权都将是弱势政权(吉尔吉斯人已一再验证了：貌似强大的政权其实如纸糊般脆弱)。而且，由于“临时政府”成员来自不同营垒，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们会因利益分配而继续分化。二、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贫穷国度，民主和自由是只能安抚少数社会精英的奢侈品，对于多数国民来说，关键问题是提高就业和生活水平，否则，大批游逛街头、失去前途的青年始终是潜在的反对派。三、“二次革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政治分裂加剧。巴基耶夫不仅大量安插南方人，而且对北方人实施大规模清洗，许多人甚至遭审讯或监禁——而北方政治集团多半也会沿袭这样的政治文化，甚至更甚。本次革命中，流血事件还在继续发酵，“临时政府”准备清算巴基耶夫集团，甚至难免会发生单独、或集体的复仇行动。四、“革命”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经济、政治废墟，经济衰退，无法吸引外资，成为不稳定源，消极影响地区局势；对外部的依赖加深，任何势力都能更容易地操纵该国的政治进程。
现在，巴基耶夫的选择是：亡命他国，或躲在南方家乡寻求亲族庇护。如果他选择流亡，新政权将顺利组建，但其个人命运却很不妙(据说俄罗斯已拒绝接纳他)；而如果他选择留在国内，以家乡为背景，依靠族人和忠于自己的势力、甚至美国的支持，与临时政府对峙，吉国将面临最为凶险的前景：社会被绑架并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可能出现南北分治，国家分裂。如果是这样，吉国的命运将是“索马里化”或“阿富汗第二”。
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程度较低，立国时间短，经验不足。现在，该国必须重建秩序，避免陷入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并成为自觉、自立的国际主体；否则，这个古老民族甚至将难以作为现代国家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