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楼梦》问世以来，有不少人将袭人看作是“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的“狐媚子”；也有人认为袭人是“至贤至善”的“真袭卿”。这些看法自然均有所本，但似乎未能切中肯綦。若以人为本，从文本出发，就会发现曹雪芹在刻画袭人时，将落笔点放在了“痴情”二字上面，“痴情”才是袭人精神思想行为的核心所在。无论是她的“忠厚”抑或“奸诈”，以及“至贤至善”，皆因“痴”而致，总由“情”而生。
　　关键词：袭人；核心性格；痴情
　　
　　对《红楼梦》的人物进行分析，应做到“人”字当先，“情”字当头。本着这一原则，笔者对袭人这一形象进行了一番思考，发现曹雪芹在刻画袭人的形象时，将落笔点放在了“痴情”二字上面，“痴情”才是袭人精神思想行为的核心所在。袭人的狠毒奸诈和至贤至善，皆因“痴”而致，总由“情”而生。
　　
　　一
　　
　　袭人“痴”于贾母，主要表现在“心地纯良，克尽职任”，这是在封建制度下一种纯粹的仆对主效忠关系的体现，而面对宝玉，其“痴”之深，其“情”之重，恐怕已非这种主仆之义所能涵盖。
　　作为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丫鬟，一个忠实的卫道者，她很清楚“贞操”对于她意味着什么。然而，她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女子最宝贵的东西给了宝玉。对此，清人姚燮评论道：“宝玉一生淫乱皆从秦氏房中一睡而起”，“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清代《红楼梦》评点家哈斯宝更以尖锐的言词直指袭人：“最先同宝玉发生奸情的是谁”?如此看来，袭人简直是水性杨花、轻浮之至了。如此不堪的一个“贱人”，想来恐怕对宝玉甚至其他男子也不会就此罢手吧。可是，小说后面的114回再也没有过她与宝玉此种“亲密关系”的描写，更没有她与其他男子有失体统的行为。可见“贱人”之说对袭人显然是不公的，“奸情”之论更于理不通。熟悉《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袭人历来被看作是宝钗的副本形象。自清代以来的《红楼梦》评论中，抑钗扬黛总是占上风，于是，袭人顺理成章地被连累，被世人隔着有色眼镜来打量，自然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这恐怕是曹雪芹所始料不及的。襲人本出身于贫寒之家，因不愿“白白地看着老子娘饿死”而自愿卖到贾府作丫环的——由此可见其本性。也许其经历与他人有所不同，但若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出发，她首先是一个女子，享有与其他普通女子一样的爱与被爱的权力，也有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袭人作为宝玉的贴身丫环，从小几乎与宝玉朝夕相伴、形影相随。抛却阶级差别不论，二人显然是两小无猜的。况且她与宝玉都处于青春萌动期，对爱与性的渴望是很自然的。而宝玉作为袭人目所能及的唯一一个优秀男子，当然令袭人“痴情”于他而身心向往且忠贞不渝。但她毕竟不像宝钗那样出身名门，饱读诗书而高贵、含蓄，所以在追求自己的感情依托时，也绝不会像宝钗那样迂回曲折了，而是“以礼不苛责庶人的方式作了相当直捷和充分的表现”，甚至显得露骨而低俗。而这恰是真实的袭人、本色的袭人、曹雪芹眼中的袭人一一个为情而生的女子。可见，初试云雨“不仅使宝玉走出‘意淫’的幻境，把灵与肉联系在了一起”，更如一块试金石，试出了袭人对宝玉的一片深情。但是，一些评判者的慧眼往往被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所遮挡，而显得不解风情，袭人的一往情深也成为其所不容的淫行，正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既不能解其味，更不能明其理了。
　　实际上袭人的痴情在作品中处处都有体现，尤其在“初试云雨”之后，袭人的心里眼里更只有一个宝玉，对宝玉的温柔细心，殷勤服侍表现在方方面面，可谓尽心竭力。且不说宝玉的衣食住行，件件都由她照料，就是宝玉的脸色神情稍有变化，首先察觉到的就是她。她无时无刻不为宝玉担心着，生怕他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烦恼、灾难，或有什么不妥当的行为。在袭人心底，宝玉简直就是她自己，甚至比她自己还要重要千倍万倍。宝玉要睡觉时她将宝玉“扶至炕上，脱换了衣服”，“从他项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为的是“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第8回)；“宝玉起来时，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收拾的停停妥妥”(第9回)；宝玉出门时，她千叮咛万嘱咐：“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给小子们去了。学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第9回)暑热当头之际，她又“怕他热，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第32回)；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就是到处寻找……诸此种种，体贴周到，难尽其详。哪怕宝玉向其倾吐真言“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第32回)，而这个“你”却不是袭人，而是黛玉，也丝毫未能动摇她对宝玉的真情，她对宝玉的事情反而更加“上心”了，难怪黛玉称她为‘‘好嫂子”。为宝玉而生，为宝玉而存；可以为宝玉赴汤蹈火，可以为宝玉忍辱负重；更为宝玉背负千载骂名。这就是袭人，曹雪芹笔下一个活脱脱的“至情种”，“痴情人”。
　　
　　二
　　
　　袭人既然是如此重情重义的一个痴女子，为什么曹雪芹又为她安排一个所谓“失节再嫁”的结局，而授人以口柄使其遭受唾弃呢?
　　首先肯定的是，“失节再嫁”不过是一些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没有真正读懂袭人的“研究家”，或者“伪民主主义者”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而作的道德评判，是“以道为本”，并非笔者提倡的“以人为本”。而且“续作设计的袭人结局，与曹雪芹原来的构想有出入”。“小说第20回针对麝月的几条脂评，涉及袭人的结局。在‘在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这一句，有脂评云：闲上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在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语。这段脂评告诉我们，袭人出嫁在宝玉宝钗成家之后，宝玉出家之前。作者并没有责备袭人失节、改嫁的意思”。否则，曹雪芹也早已沦为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守护者，一个莫大的封建主义者了。
　　原来，袭人改嫁是为了保全宝玉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纯粹是“痴情”使然的“大义之举”。“那时，贾府大势已去，众家仇者嫉者纷纷来攻，皆欲染指。财货珍玩之外，贾府出名的就还有一项——美女。于是，出现了‘抢红’的局面。”……“忠顺王府遣人来说话了，点名只要宝玉身边的人，如不从命，则对公子即有不客气的行动!当此之际，举家失色——因为唯一合身份要求的人只有袭人一个”……“而袭人见府中处在万难之境，为了解救，更为了保护宝二爷的身命免遭不测，自己愿意到那王爷府里去，作妾为奴，吃苦受辱，一切甘愿。”多么可亲可敬、令人叹服的一个“痴情”女子啊!难怪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始就说“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她们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难怪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难怪脂砚斋对袭人是特别地尊重，格外地爱护，不讲袭人，称她袭卿。由此可见，这一细节既是袭人“痴情”性格发展的最高潮，也是其人格升华的体现。曹雪芹真是别具匠心!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怜爱的“痴情”女子，可以说曹雪芹“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于是他笔下的袭人既没有“作妾为奴”，也没有“吃苦受辱”。虽然袭人的丈夫是一个“一般人(良家、百姓平民)是不肯与之通婚的‘贱民’戏子”，但是此戏子非彼戏子。在曹雪芹的眼里“戏子”是“纯洁、多情、识理的”，“他是极度欣赏怜惜这种沦落风尘的超人的天才艺术家，把他们看得十分尊贵”，他自己也经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甚至因此而被“圈禁”。这不正与宝玉有几分相似吗?想当初，“凭借各自以女儿为题的令词，贾宝玉和蒋玉菡硬同时认出了对方的同类型，从而一见如故并且情投意合”，“各自把对方视为可心的朋友”，而且宝玉曾暗忖度道：“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儿嫁他。要嫁着这样的人材儿，也算是不辜负了。”(第93回)于是，袭人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痴情”女与宝玉心中的如意郎同入“鸳帏绡下”。而且袭人“将心事说出，蒋玉函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贴”，“夫唱妇随真和合”(第120回)。至于袭人所说“心事”为何，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综其(袭人)生平，未尝以爱情感动宝玉”，而且，最终“痴情”成了袭人与宝玉感情的殉葬品，不免令人深感“痴情终被痴情误”，但是曹雪芹眼中的袭人之美正在于“痴情”二字，正如赵冈在《花袭人》一文结尾所言：“始终如一，坚逾金石的情意，才是袭人美德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