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异性恋人眼中的同性恋世界
　　阿根在深圳的梧桐山中过着半隐居的生活。2014年末，我们（玛鲨苗酱，一对异性恋情侣，二人制作团队）经常在下午两点抵达山里。那时天气很热，阿根光着膀子起床，披件睡袍在山里摘菜喂鸡，有时会站在山头或蹲在树下，长时间地发呆。他的男友小海，一直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厨房里有一口烧柴的大锅和一人高的柴火。
　　“我来自大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阿根坐在镜头面前，说到自己的老家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叫瓦房店的地方，你们可能没听说过。”恰巧那时出了个大新闻，有只军队里的大老虎就是瓦房店人。
　　小海今年35岁，和阿根在一起8年。他曾是海军陆战队员，现在的生活主要是帮阿根打理酒吧的生意、开车、做饭和健身。
　　
　　阿根的生意做得不错，他不缺钱，在多个城市有房产，也没有儿女。但作为同性恋者，他缺少安全感。“我们同志都知道存钱的，至少老了请得起保姆。”
　　每天晚上，阿根坐小海的车下山，在酒吧更衣间换上丑角女装，然后端着酒杯在醉醺醺的人群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中穿梭，一直到天亮，再与小海一起回到山上。
　　彼时，我们的拍摄之旅走到了一半，从上海、南京、杭州拍到广州、深圳。遇见阿根，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完整、更为生动的项目，我们决定走得更远，从西南、西北、东北，最后回到北京，完成对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完整侧写。
　　关于同性恋，我们还能拍些什么，说些什么？这似乎是一个过度咀嚼、了无新意的话题。一位资深主编还没有看我们项目的具体内容就说：“对这个选题特别没有兴趣。”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往往不是猎奇（阴暗地下的角落），就是消费（同性公开结婚），有意无意间在不断加深公众对他们的偏见。
　　而实际上，这个群体中有太多的故事等待诉说，有太多的角度可以切入。我们想做一个简单而不同的项目：首先，所有参与拍摄的同性恋者必须正对镜头;更重要的是，不再把他们作为异类、群体来报道，而是关注个人。就这样，我们走入了一个未曾出现过的同性恋世界。
　　2015年春节，经过山海关、葫芦岛、盖州、鲅鱼圈，我们跟随阿根回到他老家瓦房店。他家的老房子在瓦房店的口子庙，一个100来户人的村子。40年前，阿根出生在这里。东北的寒风强劲刺骨，槐树的枝丫奋力伸向天空，那种生命力也给少年阿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看了一本科幻小人书，那时的他经常披着军大衣，一个人踩着大雪爬上山头，坐在那里等待外星人的飞船把他接走。
　　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生在农村的同性恋者来说，未来的世界是无边黑夜。不论情愿与否，结婚生子是唯一的路。许多人到了中年，接触网络，走出村镇，才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喜欢同性。网络带来的冲击，将整个人生颠覆。
　　这样的故事，我们路上不止一次听到，在35到40岁左右的同性恋者之中是一个普遍现象。比他们更老一辈的，大多数已儿孙满堂，沉没于黑夜，将带着面具走完这一生。比他们年轻一辈的，大多数在青春期前后已在网上完成了性取向的启蒙，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走入异性婚姻，或者会选择形式婚姻（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互助假结婚）来抵挡来自家庭的压力。
　　从这个层面来说，一个老年同志与一个“90后”拉拉，虽然都能归入同性恋群体，他们的人生境遇却差之万里。常见的报道忽略这些多样性，同时总是过于强调他们与我们的不同，那种不能见光的生活弥漫着恐惧和压抑。但这背后其实是普世的情感，当同性恋者面对镜头诉说逼婚、失恋，爱的渴望和对孤独的恐惧，他们与我们并无不同。
　　
　　
　　阿根和东北的槐树一样，有不屈的生命力，幸运的是，他生而逢时。上世纪90年代初，阿根辞掉工厂铁饭碗，跑去大连的浴池给人搓澡，也混迹于瓦房店和大连的公园与同志浴池，一直到1999年与小伙伴们南下上海，在那里经历了一段7年的婚外恋情，最后落脚深圳，从夜场的变装丑角变成了老板。
　　那天走在口子庙村前结冰的河上，阿根说从前的他一直想去南方。儿时他觉得，河对岸就是南方，过了河就是温暖的地方，有永久牌自行车和凤凰牌缝纫机。后来他真的一路向南落地深圳，他喜欢那里温暖自由的空气。
　　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们家的祖坟和阿根小时常去的山头，一座高铁桥横在前方，时不时有往返北京和大连的列车呼啸而过。大雪刚过，踩着残雪上山，雪花细细如粉末飘起。夕阳极好，回程时车窗外是一片梦幻的浅蓝，滑过后视镜的路灯仿如阿根一直在等的外星飞船。
　　这一路的拍摄采访，我们觉得，站在镜头前的每一位都是勇敢的。我们问项目中另一位同性恋者密陶：“你的勇敢会影响其他同性恋者吗？”他说：“我希望自己的勇敢能让以后的人们不需要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