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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有一个安静的书桌。
但是，我没能如愿。我们刚来北京安家一个月，租住在中航广场内一间四十平米的小屋里，房价昂贵，我们在阳台上铺了一张小床，拉上窗帘，将其隔为二居室。孩子在北京一家高考培训班借读，放学后就在阳台的小桌上复习功课。只要他回来，我们做什么事都轻手轻脚，唯恐打扰这个高考的学子。
我常常走到屋子外面，那里有将近一亩的荒地，也许因为建筑审批时卡了壳，又或者其它原因，那块地用一个围栏围住，里面长满了荒草。五月，荒地上开满了田野常见的婆婆丁、三叶草、野油菜，白的黄的粉的花瓣铺了一地，很是可爱，还有小朵蔷薇沿着墙壁倾泻下来，像一束粉红的火焰，让人心动。我钻进围栏里，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径漫走，这些普通的植物很能让人想起家乡，心里忽然生出对南方山水的怀念。
我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春天到处飘满飞絮，天气晴好飞絮团会越滚越大，风一吹，白花花一片，像是下着一场鹅毛大雪，很是吓人。我戴着口罩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经过一座横跨立交桥，我趴在栏杆上，俯看立交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看着奇怪的大雪在车顶轻轻飘扬，人人都在为生存努力，爱人工作，孩子备考，路人奔走，只有我，悠闲地看着这种一去不返的流逝。
我带常德口音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当我在街头问路或者去超市购物的话，凭口音很容易辨认出我是一个外乡人。北京也是一座已经习惯了外地人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行色匆匆的人，人们逛景点、在地铁上玩手机、打瞌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别人。我谁也不认识，谁都不熟悉，一张张陌生的脸网住了我对这座城市最亲切的认识。这里不像我曾居住的小城，三步五步皆是街坊亲戚，这里是一片高楼大厦的森林，很容易就在里面走失了。偶尔我会想到沈从文，他曾自称是北京的最后一个乡下人，当他从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也许正如此刻立交桥上的我一样，保留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保留着对这座城市最初的新鲜感。
孩子去学校了，我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一个人去博物馆闲逛，一个人到人大旁听文学课，这种孤独的充实感填满了我。有天傍晚我来到一个小巷，巷边有一家窄小的服装店，里面坐着一个长得白净的女人，她一听我说话立即就站了起来，激动地问：“你是湖南常德的吗？”我说是。她显得很高兴：“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家乡人，我来这里三年了，还没有回去过。真想家，这里马上要拆迁了！”她看上去有些焦虑，她碰巧赶上北京的大清理，服装店必须拆迁，这是大甩卖的最后几天，或许前途渺茫，唯有用乡音疗伤吧。
紧张的夏天过去了，等孩子高考录取后，我来到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生活在向一个异乡人翻开新的篇章。这是一段很顺心的日子，我的压力全减，每隔一段时间，爱人在北京的几个常德朋友都要聚会，带着家人，来到湖南菜系的餐馆，吃辣椒、喝啤酒，大家聊聊天，发发牢骚，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对家乡人，我们都抱着本能的亲近态度。
北京的秋天有明亮的颜色，如果南方是一幅水墨山水的画，那么北方无疑是色彩明丽的油画。每逢周末，我都约上爱人去逛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他是我唯一的侣伴。香山、植物园、园博园、雍和宫，到处黄叶铺地，红叶灼灼如火，我迷恋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它和我的家乡是多么的不同啊。我觉得生活并不完全像电影或是剧本里面的情节，因为怀着浓烈的乡愁而夜不能寐，我只是偶尔会想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想起父亲做的菜，想起母亲的叮嘱，想起和闺蜜一起喝酒至微醺，在田野山川看花看草的日子。
有天深夜十一点，我搭乘晚班公交回家，半路忽然上来一群穿着红棉衣的乘客。这可能是一群刚刚下班的打工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褪色的工作服上到处都是污迹，有着“安保家政”字样的标记，他们操着同样的外地口音小声交谈着，我想他们可能是从南方某个乡村一起相约来的农民工，刚刚结束搬运或者打扫的工作，所以看起来特别疲惫。有几个工友一上车就靠着座位睡着了，两个年轻点的看样子饿坏了，从塑料袋里掏出面包边啃边聊天。他们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在行驶的夜班车上安静地休息。北方的星空慢慢笼罩下来，那一刻，同为异乡客，我感到一丝淡淡的惆怅弥漫到了我的胸口。
我工作的地方在五环之外，那里偏僻而安静，公司的红砖大楼容纳着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电脑维修室的两个小伙子，一个老家在湖北，一个在江西，他们都找了本公司的女孩当老婆，一个女孩是仓库管理员来自湖南，一个在公司做出納来自山西。他们都在北京郊外租了一间小房，一同上下班，似乎把异乡当成了家乡。我的同事也是外地人，他来北京刚好一年，妻子在老家种玉米，照顾读初中的儿子。他长年与人合租，不能生火做饭，晚饭就随便对付一下，几个老乡多在周末探访他，他们有时一起登山，一起去小店喝酒。我能感觉到他对家里热乎乎锅贴饭的想念。他说每次从家里回京上班，只要过了地界，他立刻能明显感到北方严重的沙尘天气，因为很少与人打交道，他的乡愁那么明显，但看不出他就要远走高飞回到老家的想法，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热爱着厌倦着另一种生活。
冬天很快来临了。北京最难过是冬天，干燥，出门是零下十℃的气温，刺骨寒冷，只有室内温暖如春。我在小屋里放上两盆水，不几天水挥发一空，只剩下结着一层白垢的空盆。雾霾天我们都不出门，出门要戴上口罩，街上来来回回行走的人，看不清对面来人的样子，只能看见人影，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我整月盼望着下一场雪，直到母亲在微信里为我拍来家乡雪地的照片。
这样的日子说不出好来，但也没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生活就是这样，是在年复一年消耗中逐渐老去的过程。在陌生大街上，我遇见了那么多的异乡人，地铁口弹吉它的歌手、立交桥上蹲在地上吃饭的民工、北海公园门口画人像的画家、单位食堂大龄未嫁的安徽女孩，还有和我一起抢春运票挤火车的男男女女。某个中午，我挤上公交，门口站着一个抱小孩的中年女子，我听到她用河南口音找乘务员买票，因为不知道侧过身子让道，她和一个北京人起了争执，明显是中年女人不对，因为她不懂得秩序、规矩和礼貌。两个人差点动起手来，临下车时，看上去冷傲的北京女子抛下去一句话：“你，给我回去吧！”中年女人忽然就默不着声，我感到整座车厢都受伤了，悲愤也压抑到了我的心口。 很多天后，我仍然会回想起那女人的话，想起她极端冷漠的一瞥，沈从文曾说：“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我觉得我也是个乡下人。
当我走在北京街头，我是半个城里人，半个北京人。我爱北京明亮的蓝天，春秋高爽的天气，爱油画一样的花草，爱它的包容大气，爱她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厚度，爱我走过的所有的地铁、展览馆、公园、机场和商店，爱我听过的文学课，见过的师长和朋友。我也爱围绕在她身边那些来来回回的、像我一样为生活而奔走的异乡人。
局外人
在北京，我什么课都去旁听，诗歌课，哲学课，电影课，音乐课，艺术课……
四十岁的我就像一块陈旧的海绵，渴望着一滴新鲜的水，渴望向那些有趣的灵魂靠拢。我一直生活在小城常德，毕业于当地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毕业后做普通的公务员，写些无名诗，有一帮亲密的朋友，我们整天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生活惬意，我没有想过拥有一片更远更宽阔的天空。
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有次被友人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答道：希望我写下的文字能活过我的生命。所以，我和大多数人有些不一样，在大家都羞于谈论理想的时候，我还有可以摸得见的梦。我渴望当一名真正的作家，渴望有一天，我能在北大某间教室里，静静听一堂向往已久的文学课。
有一年我和另一名作家可能被选中去北京某大学进修一段时间。为了得到一封推荐信，那年秋天我从天津赶往北京，住进一个朋友的宿舍。白天我们在她的宿舍里聊天，拎着一个大瓷碗去食堂吃饭，我爬上高高的凳子，替她挂好一面素净的窗帘，从窗帘往外看，那里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秋风把杨树叶都刮干净了，高高的树顶筑有一个巨大的喜鹊窝。女友说，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个鸟窝，在她的宿舍里。我天真地想道，也许我也有机会为这个摇晃的鸟窝写些什么。
傍晚，我由她引荐去见一位老教授，想得到教授的帮助。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他的家门。教授到外地开会，开门的是他的夫人。教授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书，夫人也很和气，但是拘谨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留了一封想要学习的长信，第二天搭乘火车回到了家乡。没过一周我就得到了消息，学习名额考虑是另外的作家。也是那天，我一个人跑到沅水河边，河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沅水在我身边静静地流淌着，我站在一棵树的阴影里，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记得女友送我离京那天，我们来到这所大学闲逛。在一个青铜雕塑前，女友替我拍照留念，她说以后可能天天看到这个雕像，若读不成书，那也有来此一游的纪念，我深以为然。我有一首长诗叫着《我想发明一个比爱更爱的词语》，里面有一句诗这样写道：“我想在北大听一场安静的文学课，我想在……”，写的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连续几年，我都想读一个文学班，也许是竞争太过激烈，我一直没有等到通知。我知道自己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读书，自学成才。比如沈从文，他只读过小学，可是他的《边城》、《湘行散记》，那样打动人心，再比如汪曾褀、莫言、高尔基等，我能数出很多这样的文学大师。当然，这都是安慰人的话。有句话叫着：万物都以上苍设定的方式存在与活动。这句话是唯心的，但我知道只要想读书，有些读书机会还是会向我敞開。至于是以学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并不重要。
三年后，我来北京探亲两个月，租住的房子离人民大学很近，一个只知道名字却从未打过交道的朋友，让我有幸得到人大作家班的课表。我立刻决定以旁听者的身份去听课。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找到人大的明德楼，一到那儿我就傻了眼，明德楼只有刷学生卡才能进入。我很羞涩，不敢去问学生，怕自己被人拒绝或者被人赶走，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最后跟随一个学生从侧门进入，我不敢走电梯，一步一挨地沿着楼梯走进教室，如果有人忽然跑过来询问我：“你是谁？”那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前来盘问的保安，我在教室的一隅安静地坐了下来。
我幸福地想到，当人们把所有的门都对我关上时，也许，上帝会为我开一小扇窗。在作家班上，我居然幸运地遇见了我认识的文友郑小驴。他告诉我人大除了明德楼，其它的教室均可随心所欲进入，所以不用害怕，万一要到明德楼听课，也可以电话给他。
整整两个月，我什么课都爱听，诗歌课，电影课，哲学课，艺术课……
我是一个认认真真的旁听生，我笔记做得认真，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早上八点的一节电影课。我扒拉几口地吃晚饭，为了六点钟就能坐在教室后面听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起初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的遗憾，后来是因为真正的热爱。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陈旧的海绵，静静地汲取着每一滴新鲜的水。
这像是我梦境中的一个场景，我在变幻的光线下聆听，从清晨到夜幕慢慢降临。周围没有人认识我，我是自己的异类，只与自己握手言和。身边那些陌生的学生无非投来好奇一眼。我承认并不是求知欲强，我只是喜欢安静的环境，在教室里可以遐想、发呆，可以完全被人忽略。
我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种强烈而迷人的感觉。
旁听的时间，偶尔我觉得时光似乎倒流，一切重新开始，我仍是当年那个穿着白裙的少女，青春洋溢，长发披肩。由那些神奇的声音将我引向了未知的岛礁，岛上到处是海水、沙子和贝壳，蔚蓝的天空，飞翔的鸥鸟，使我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下午四点的人大4206教室，冬日光线渐至昏暗，王家新老师还在讲述诗歌翻译，他讲到策兰，讲到大屠杀，讲到犹太姑娘玛格利拉灰烬一样的长发，我感到他好像被诗歌的情感和节奏击中，他的眼睛变得饱含明亮的光芒。我以为那是诗歌所带的神秘力量感染到了他，也打动了课桌后面的我。
作家班的张楚我很喜欢他的小说，而且无意中听了他的一堂课，他分析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从情节到内容，从结构设计到人物命运，他的叙述平实而铺展，使我觉得理解一篇好的小说也需要遇见理解它的知己。课后，我在渐渐变黑的街道慢慢走着回家，觉得内心充满了亮晶晶的光。 有次居然偶然听到格非的讲课，他沉稳地坐在讲台后面，对于我来说，他等同于文学界的爱因斯坦，他的“江南三部曲”曾经那么打动我的心，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需要成为博物学家，还要精通自然科学。他讲了人的属性，每一天都等同于你的本质，人是你过的每一个日子的总和。我想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与他的人生观和思想观相通的，作品的高度即是这个人思想的高度。
据说当年的丁玲也曾旁听过北大、清华的课，我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提灯者，我渴望的仅仅是隔壁漏进来的一线光芒。
教授们都很宽厚，上课休息间隔他们偶尔会停下来，望着我问：“你是谁？”我很害怕这个问题，我说：“我是来旁听的。”他们大多微笑点头，有次听古典文学的王燕教授讲课，她问我之后微微一笑：“那这个教室里我就有十二个学生了。”我数了数，包括我在内，一共十二个人，内心有小小的感动，这是一种被接纳的幸福。在那节课上，她讲到了《红楼梦》，从《红楼梦》讲到第一个介绍《红楼梦》的外国使者阿裨尔，阿裨尔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游记《中国旅行记》，后来我寻遍书店找到这本书，我觉得王燕教授递给我的恰如一粒花种，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许能开启我的运河之旅，我的花种能开出一束独特而芬芳的花。
冬天后我将回到家乡，结束那一段难忘的旁听生涯。人大的深秋，校门口站立着几棵金黄的银杏树，绿的草地铺满金黄的树叶。阳光照着我的脸，我感到内心特别柔和，我拿着一个小礼物站在校门口打电话：“你好，我明天要离开学校去上班了，能见见你吗？”我打给了那个鼓励我听课并给我课表的人，他不在学校，我没能见到他一面。我只是在校门口买了一杯热热的奶茶——我心里流淌着一股微甜的暖。
在家乡，我知道我与以前必有不同，因为我内心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对于写作也不一定会有多大的帮助，但对于我来说，我喜欢人生中的某种无用。文学是一种心灵的补偿和救赎。那么对于我来说，当我静静坐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与补偿。
我想起我原来什么课都爱听，音乐、艺术、诗歌、创作、哲学、人生和爱……
这是一年后我来到北京打工的日子，我选择性地听我喜欢的课，我甚至走进北大校园，开始倾听我喜欢的诗歌课，这将是未完待续的故事，因为生命中总有些细节如泉水一样珍藏于我的心中——
某年春天，我在一次会后的小聚上匆忙见到一个人，他走得很急但却使我内心一动，因为他使我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变成水仙花的美少年那耳喀索斯，因为感觉美而将内心变得无比软弱。第三年春天，我又一次见到他，他站在旋转门口与一个作家说话，我静静望着他，他微笑回望了我，当时阳光无比灿烂，我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一段迷人的箫声在心中吹奏，当我走出大门时，宾馆前樱花开了满树，早春的樱瓣忽然随风撒落下来，泼溅了我一身的芳香。
或许正是那个人赠予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赠予我旁听的勇气和写作的信心。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就是这样信步走过了我的旁听时光。
边缘人
旅居异乡，常常在周围感觉到边缘人的存在。我想为他们写一些文字，因为我自己也置身于其中，成为一员，无法摆脱，且标注明显。就像一种很难治愈的顽疾，在生活里表现为颓废内向，与社会似乎格格不入。
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了边缘人这一概念，他认为从乡村到城市或从城市到农村，移民等人都属于边缘人之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渴望被认同，渴望被接纳，渴望融入大团体，渴望成为中坚力量，然而付出努力却收获甚微，付出感情却无所获得。像悬置于空中的物体，不能上升和落下，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不大能得到改观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在社会的主流中激流勇进，只是随波逐流的一群，任凭时代呼云唤雨，我们兀自沉溺于自身的低迷。
看过一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男孩是外来人，一直奋斗在北京最底层，租格子间住，泡方便面吃，在地铁口摆摊生活，女孩虽与男孩相爱却最终选择无奈分手。结局中男孩因为发明了游戏软件而收入大增，买房买车，一跃而成社会精英，女孩虽心有遗憾然而物是人非。对于这种童话式的结尾我完全不以为然。因为在真实生活中，男孩仍然会在一个普通公司打工，应该还是租住在一间便宜的合租房，吃着不变的公司简易午餐，可能成不了企业的中坚力量，拥有不了北京户口，没钱买房买车，说不定一辈子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打工者，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对生活一次又一次妥协。
来北京后我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我们的杂志社从属于一个书店企业，但又完全独立，企业很大，部门云集，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工会活动，杂志社只有两个编辑，很少参与企业的活动，和其它部门也几乎没有合作，所以在企业交流频繁的人群中，我们像边缘人一样被孤立开。一年后，我和同事仍然很陌生，我们在同一单位、同一餐桌擦肩而过，不作交流，这里就像一座安静的孤岛。
每天八点我坐地铁去上班，早高峰我都能遇到很多挤地铁的打工族，除了偶尔有人问路，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地铁里全是玩手机的人，人们都沉溺于自我世界不能自拔，没有人与其他人搭讪，没有人与其他人对视，或者有渴望交流的欲望。对于他们来说，周围的人就是零存在。地铁里常常有推销广告要求加微信的年轻女孩，我观察她们，整座车厢也几乎没人理她们。我想我也被经过的人边缘化了。北京的喧嚣似乎只是一个活动的布景，当你在其中走动，对于他者并无多大意义，在人潮人海中，那种强烈的零存在感就是一个边缘人常处的状态。每天午饭时公司人头攒动，但没人微笑着向我走来说：“喂，你好！”人人孤立自己如同患有自闭，房门紧锁，唯有自己掌控唯一的钥匙，旁人不能进入他所在的世界。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北漂男孩，他写诗并正到处筹资拍小电影，来编辑部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很浓的汗酸味，中午他饿着肚子从天通苑来晓月路推销他的新书，可想而知奋斗的不易和生活的艰辛。他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北京找工作，整整六年了，工作特别不顺利，他去过建筑工地搬砖，送过外卖，当过快递小哥，睡过桥洞，用四年时间学会给手机贴膜，他谈过恋爱，但女孩的父母因为他支付不了十万块的彩礼钱，将她另嫁别人。这个年青人很努力，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装有电脑、营业执照，和一份可以随时填写打印的合同，六年来，他住合租房，每晚坐最后一班的地铁回家，他那么努力，但看不出生活有多大的改变。
北京是文化之都，艺术之城，但我时常遇到一些过气的作家和艺术家，感觉他们正用孤傲来代替挫败，用自嘲消解他们的曲高和寡。三月某天我冒雨去参加一个老作家的签售活动，一个曾经很红的小说家，在场观众寥寥无几，老作家在巨大的签字桌前，抬起头看我，我是这场签售活动唯一的捧场者，他笑得很谦卑，眼里流露出一份深深的寂寞。
冬天我参加一个地方协会的小活动，在演唱会上我遇到一个男高音演唱家，当年他在国外曾凭着一曲《斗牛士》而名震欧美，并多次与歌剧之王帕瓦罗蒂同台献艺，回国后他的艺术价值并不能被普通大众所理解，他慢慢失去了大型舞台表演的机会，我看到他在小剧场用长篇搞笑片段讨好观众，我看到他手持金话筒沉浸在歌舞院大舞台放声歌唱的快意，但得到的却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这个被边缘化的艺术家让我生出一丝伤感。他们独自站在少有人问津的地域，价值不被理解，没有知己同行，自带着无法消解的孤独。
在大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心更重了，每个人都边缘化了别人，很少有人主动与你交换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为人们设置了高墙和防线。我曾特別着迷于某个作家的小说，沉溺于他的作品和文字，后来某天我遇到了他，我很开心，很天真地去和他搭讪，我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两眼熠熠发光，但他很客气地回答了我的问候，他很客气地与我拉开了距离，很客气地划清陌生人与陌生人的界限。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心生幻想，因为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高山流水的知己情谊，我不可能闻听到汪伦送李白的踏歌声了。
我在异乡街头曾一次次迷路，我在地铁里感受到零存在，我心灵的微动只换来一次客套的拒绝，我守着孤岛学会安静度日，我用手机自拍代替在人群前的欢笑，我承受并适应了一个边缘人的落寞，我敢大胆对亚历山大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但实际是，我面前并没有亚历山大，与我的对话者，是一座真正的空山。
但是，我没能如愿。我们刚来北京安家一个月，租住在中航广场内一间四十平米的小屋里，房价昂贵，我们在阳台上铺了一张小床，拉上窗帘，将其隔为二居室。孩子在北京一家高考培训班借读，放学后就在阳台的小桌上复习功课。只要他回来，我们做什么事都轻手轻脚，唯恐打扰这个高考的学子。
我常常走到屋子外面，那里有将近一亩的荒地，也许因为建筑审批时卡了壳，又或者其它原因，那块地用一个围栏围住，里面长满了荒草。五月，荒地上开满了田野常见的婆婆丁、三叶草、野油菜，白的黄的粉的花瓣铺了一地，很是可爱，还有小朵蔷薇沿着墙壁倾泻下来，像一束粉红的火焰，让人心动。我钻进围栏里，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径漫走，这些普通的植物很能让人想起家乡，心里忽然生出对南方山水的怀念。
我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春天到处飘满飞絮，天气晴好飞絮团会越滚越大，风一吹，白花花一片，像是下着一场鹅毛大雪，很是吓人。我戴着口罩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经过一座横跨立交桥，我趴在栏杆上，俯看立交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看着奇怪的大雪在车顶轻轻飘扬，人人都在为生存努力，爱人工作，孩子备考，路人奔走，只有我，悠闲地看着这种一去不返的流逝。
我带常德口音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当我在街头问路或者去超市购物的话，凭口音很容易辨认出我是一个外乡人。北京也是一座已经习惯了外地人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行色匆匆的人，人们逛景点、在地铁上玩手机、打瞌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别人。我谁也不认识，谁都不熟悉，一张张陌生的脸网住了我对这座城市最亲切的认识。这里不像我曾居住的小城，三步五步皆是街坊亲戚，这里是一片高楼大厦的森林，很容易就在里面走失了。偶尔我会想到沈从文，他曾自称是北京的最后一个乡下人，当他从湘西第一次来北平时，肯定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也许正如此刻立交桥上的我一样，保留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保留着对这座城市最初的新鲜感。
孩子去学校了，我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一个人去博物馆闲逛，一个人到人大旁听文学课，这种孤独的充实感填满了我。有天傍晚我来到一个小巷，巷边有一家窄小的服装店，里面坐着一个长得白净的女人，她一听我说话立即就站了起来，激动地问：“你是湖南常德的吗？”我说是。她显得很高兴：“我终于遇到了一个家乡人，我来这里三年了，还没有回去过。真想家，这里马上要拆迁了！”她看上去有些焦虑，她碰巧赶上北京的大清理，服装店必须拆迁，这是大甩卖的最后几天，或许前途渺茫，唯有用乡音疗伤吧。
紧张的夏天过去了，等孩子高考录取后，我来到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生活在向一个异乡人翻开新的篇章。这是一段很顺心的日子，我的压力全减，每隔一段时间，爱人在北京的几个常德朋友都要聚会，带着家人，来到湖南菜系的餐馆，吃辣椒、喝啤酒，大家聊聊天，发发牢骚，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对家乡人，我们都抱着本能的亲近态度。
北京的秋天有明亮的颜色，如果南方是一幅水墨山水的画，那么北方无疑是色彩明丽的油画。每逢周末，我都约上爱人去逛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他是我唯一的侣伴。香山、植物园、园博园、雍和宫，到处黄叶铺地，红叶灼灼如火，我迷恋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它和我的家乡是多么的不同啊。我觉得生活并不完全像电影或是剧本里面的情节，因为怀着浓烈的乡愁而夜不能寐，我只是偶尔会想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想起父亲做的菜，想起母亲的叮嘱，想起和闺蜜一起喝酒至微醺，在田野山川看花看草的日子。
有天深夜十一点，我搭乘晚班公交回家，半路忽然上来一群穿着红棉衣的乘客。这可能是一群刚刚下班的打工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褪色的工作服上到处都是污迹，有着“安保家政”字样的标记，他们操着同样的外地口音小声交谈着，我想他们可能是从南方某个乡村一起相约来的农民工，刚刚结束搬运或者打扫的工作，所以看起来特别疲惫。有几个工友一上车就靠着座位睡着了，两个年轻点的看样子饿坏了，从塑料袋里掏出面包边啃边聊天。他们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在行驶的夜班车上安静地休息。北方的星空慢慢笼罩下来，那一刻，同为异乡客，我感到一丝淡淡的惆怅弥漫到了我的胸口。
我工作的地方在五环之外，那里偏僻而安静，公司的红砖大楼容纳着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电脑维修室的两个小伙子，一个老家在湖北，一个在江西，他们都找了本公司的女孩当老婆，一个女孩是仓库管理员来自湖南，一个在公司做出納来自山西。他们都在北京郊外租了一间小房，一同上下班，似乎把异乡当成了家乡。我的同事也是外地人，他来北京刚好一年，妻子在老家种玉米，照顾读初中的儿子。他长年与人合租，不能生火做饭，晚饭就随便对付一下，几个老乡多在周末探访他，他们有时一起登山，一起去小店喝酒。我能感觉到他对家里热乎乎锅贴饭的想念。他说每次从家里回京上班，只要过了地界，他立刻能明显感到北方严重的沙尘天气，因为很少与人打交道，他的乡愁那么明显，但看不出他就要远走高飞回到老家的想法，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热爱着厌倦着另一种生活。
冬天很快来临了。北京最难过是冬天，干燥，出门是零下十℃的气温，刺骨寒冷，只有室内温暖如春。我在小屋里放上两盆水，不几天水挥发一空，只剩下结着一层白垢的空盆。雾霾天我们都不出门，出门要戴上口罩，街上来来回回行走的人，看不清对面来人的样子，只能看见人影，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我整月盼望着下一场雪，直到母亲在微信里为我拍来家乡雪地的照片。
这样的日子说不出好来，但也没到无法忍受的地步，生活就是这样，是在年复一年消耗中逐渐老去的过程。在陌生大街上，我遇见了那么多的异乡人，地铁口弹吉它的歌手、立交桥上蹲在地上吃饭的民工、北海公园门口画人像的画家、单位食堂大龄未嫁的安徽女孩，还有和我一起抢春运票挤火车的男男女女。某个中午，我挤上公交，门口站着一个抱小孩的中年女子，我听到她用河南口音找乘务员买票，因为不知道侧过身子让道，她和一个北京人起了争执，明显是中年女人不对，因为她不懂得秩序、规矩和礼貌。两个人差点动起手来，临下车时，看上去冷傲的北京女子抛下去一句话：“你，给我回去吧！”中年女人忽然就默不着声，我感到整座车厢都受伤了，悲愤也压抑到了我的心口。 很多天后，我仍然会回想起那女人的话，想起她极端冷漠的一瞥，沈从文曾说：“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我觉得我也是个乡下人。
当我走在北京街头，我是半个城里人，半个北京人。我爱北京明亮的蓝天，春秋高爽的天气，爱油画一样的花草，爱它的包容大气，爱她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厚度，爱我走过的所有的地铁、展览馆、公园、机场和商店，爱我听过的文学课，见过的师长和朋友。我也爱围绕在她身边那些来来回回的、像我一样为生活而奔走的异乡人。
局外人
在北京，我什么课都去旁听，诗歌课，哲学课，电影课，音乐课，艺术课……
四十岁的我就像一块陈旧的海绵，渴望着一滴新鲜的水，渴望向那些有趣的灵魂靠拢。我一直生活在小城常德，毕业于当地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毕业后做普通的公务员，写些无名诗，有一帮亲密的朋友，我们整天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生活惬意，我没有想过拥有一片更远更宽阔的天空。
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有次被友人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答道：希望我写下的文字能活过我的生命。所以，我和大多数人有些不一样，在大家都羞于谈论理想的时候，我还有可以摸得见的梦。我渴望当一名真正的作家，渴望有一天，我能在北大某间教室里，静静听一堂向往已久的文学课。
有一年我和另一名作家可能被选中去北京某大学进修一段时间。为了得到一封推荐信，那年秋天我从天津赶往北京，住进一个朋友的宿舍。白天我们在她的宿舍里聊天，拎着一个大瓷碗去食堂吃饭，我爬上高高的凳子，替她挂好一面素净的窗帘，从窗帘往外看，那里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秋风把杨树叶都刮干净了，高高的树顶筑有一个巨大的喜鹊窝。女友说，很多作家都写过这个鸟窝，在她的宿舍里。我天真地想道，也许我也有机会为这个摇晃的鸟窝写些什么。
傍晚，我由她引荐去见一位老教授，想得到教授的帮助。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他的家门。教授到外地开会，开门的是他的夫人。教授家里到处都堆满了书，夫人也很和气，但是拘谨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留了一封想要学习的长信，第二天搭乘火车回到了家乡。没过一周我就得到了消息，学习名额考虑是另外的作家。也是那天，我一个人跑到沅水河边，河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沅水在我身边静静地流淌着，我站在一棵树的阴影里，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记得女友送我离京那天，我们来到这所大学闲逛。在一个青铜雕塑前，女友替我拍照留念，她说以后可能天天看到这个雕像，若读不成书，那也有来此一游的纪念，我深以为然。我有一首长诗叫着《我想发明一个比爱更爱的词语》，里面有一句诗这样写道：“我想在北大听一场安静的文学课，我想在……”，写的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连续几年，我都想读一个文学班，也许是竞争太过激烈，我一直没有等到通知。我知道自己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读书，自学成才。比如沈从文，他只读过小学，可是他的《边城》、《湘行散记》，那样打动人心，再比如汪曾褀、莫言、高尔基等，我能数出很多这样的文学大师。当然，这都是安慰人的话。有句话叫着：万物都以上苍设定的方式存在与活动。这句话是唯心的，但我知道只要想读书，有些读书机会还是会向我敞開。至于是以学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并不重要。
三年后，我来北京探亲两个月，租住的房子离人民大学很近，一个只知道名字却从未打过交道的朋友，让我有幸得到人大作家班的课表。我立刻决定以旁听者的身份去听课。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找到人大的明德楼，一到那儿我就傻了眼，明德楼只有刷学生卡才能进入。我很羞涩，不敢去问学生，怕自己被人拒绝或者被人赶走，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最后跟随一个学生从侧门进入，我不敢走电梯，一步一挨地沿着楼梯走进教室，如果有人忽然跑过来询问我：“你是谁？”那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前来盘问的保安，我在教室的一隅安静地坐了下来。
我幸福地想到，当人们把所有的门都对我关上时，也许，上帝会为我开一小扇窗。在作家班上，我居然幸运地遇见了我认识的文友郑小驴。他告诉我人大除了明德楼，其它的教室均可随心所欲进入，所以不用害怕，万一要到明德楼听课，也可以电话给他。
整整两个月，我什么课都爱听，诗歌课，电影课，哲学课，艺术课……
我是一个认认真真的旁听生，我笔记做得认真，每天很早起床，为了赶上早上八点的一节电影课。我扒拉几口地吃晚饭，为了六点钟就能坐在教室后面听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起初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的遗憾，后来是因为真正的热爱。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陈旧的海绵，静静地汲取着每一滴新鲜的水。
这像是我梦境中的一个场景，我在变幻的光线下聆听，从清晨到夜幕慢慢降临。周围没有人认识我，我是自己的异类，只与自己握手言和。身边那些陌生的学生无非投来好奇一眼。我承认并不是求知欲强，我只是喜欢安静的环境，在教室里可以遐想、发呆，可以完全被人忽略。
我是一个局外人，这是一种强烈而迷人的感觉。
旁听的时间，偶尔我觉得时光似乎倒流，一切重新开始，我仍是当年那个穿着白裙的少女，青春洋溢，长发披肩。由那些神奇的声音将我引向了未知的岛礁，岛上到处是海水、沙子和贝壳，蔚蓝的天空，飞翔的鸥鸟，使我陶醉其中、乐而忘返。下午四点的人大4206教室，冬日光线渐至昏暗，王家新老师还在讲述诗歌翻译，他讲到策兰，讲到大屠杀，讲到犹太姑娘玛格利拉灰烬一样的长发，我感到他好像被诗歌的情感和节奏击中，他的眼睛变得饱含明亮的光芒。我以为那是诗歌所带的神秘力量感染到了他，也打动了课桌后面的我。
作家班的张楚我很喜欢他的小说，而且无意中听了他的一堂课，他分析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从情节到内容，从结构设计到人物命运，他的叙述平实而铺展，使我觉得理解一篇好的小说也需要遇见理解它的知己。课后，我在渐渐变黑的街道慢慢走着回家，觉得内心充满了亮晶晶的光。 有次居然偶然听到格非的讲课，他沉稳地坐在讲台后面，对于我来说，他等同于文学界的爱因斯坦，他的“江南三部曲”曾经那么打动我的心，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需要成为博物学家，还要精通自然科学。他讲了人的属性，每一天都等同于你的本质，人是你过的每一个日子的总和。我想一个作家的写作是与他的人生观和思想观相通的，作品的高度即是这个人思想的高度。
据说当年的丁玲也曾旁听过北大、清华的课，我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提灯者，我渴望的仅仅是隔壁漏进来的一线光芒。
教授们都很宽厚，上课休息间隔他们偶尔会停下来，望着我问：“你是谁？”我很害怕这个问题，我说：“我是来旁听的。”他们大多微笑点头，有次听古典文学的王燕教授讲课，她问我之后微微一笑：“那这个教室里我就有十二个学生了。”我数了数，包括我在内，一共十二个人，内心有小小的感动，这是一种被接纳的幸福。在那节课上，她讲到了《红楼梦》，从《红楼梦》讲到第一个介绍《红楼梦》的外国使者阿裨尔，阿裨尔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游记《中国旅行记》，后来我寻遍书店找到这本书，我觉得王燕教授递给我的恰如一粒花种，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许能开启我的运河之旅，我的花种能开出一束独特而芬芳的花。
冬天后我将回到家乡，结束那一段难忘的旁听生涯。人大的深秋，校门口站立着几棵金黄的银杏树，绿的草地铺满金黄的树叶。阳光照着我的脸，我感到内心特别柔和，我拿着一个小礼物站在校门口打电话：“你好，我明天要离开学校去上班了，能见见你吗？”我打给了那个鼓励我听课并给我课表的人，他不在学校，我没能见到他一面。我只是在校门口买了一杯热热的奶茶——我心里流淌着一股微甜的暖。
在家乡，我知道我与以前必有不同，因为我内心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对于写作也不一定会有多大的帮助，但对于我来说，我喜欢人生中的某种无用。文学是一种心灵的补偿和救赎。那么对于我来说，当我静静坐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与补偿。
我想起我原来什么课都爱听，音乐、艺术、诗歌、创作、哲学、人生和爱……
这是一年后我来到北京打工的日子，我选择性地听我喜欢的课，我甚至走进北大校园，开始倾听我喜欢的诗歌课，这将是未完待续的故事，因为生命中总有些细节如泉水一样珍藏于我的心中——
某年春天，我在一次会后的小聚上匆忙见到一个人，他走得很急但却使我内心一动，因为他使我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变成水仙花的美少年那耳喀索斯，因为感觉美而将内心变得无比软弱。第三年春天，我又一次见到他，他站在旋转门口与一个作家说话，我静静望着他，他微笑回望了我，当时阳光无比灿烂，我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一段迷人的箫声在心中吹奏，当我走出大门时，宾馆前樱花开了满树，早春的樱瓣忽然随风撒落下来，泼溅了我一身的芳香。
或许正是那个人赠予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赠予我旁听的勇气和写作的信心。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就是这样信步走过了我的旁听时光。
边缘人
旅居异乡，常常在周围感觉到边缘人的存在。我想为他们写一些文字，因为我自己也置身于其中，成为一员，无法摆脱，且标注明显。就像一种很难治愈的顽疾，在生活里表现为颓废内向，与社会似乎格格不入。
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了边缘人这一概念，他认为从乡村到城市或从城市到农村，移民等人都属于边缘人之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渴望被认同，渴望被接纳，渴望融入大团体，渴望成为中坚力量，然而付出努力却收获甚微，付出感情却无所获得。像悬置于空中的物体，不能上升和落下，且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不大能得到改观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在社会的主流中激流勇进，只是随波逐流的一群，任凭时代呼云唤雨，我们兀自沉溺于自身的低迷。
看过一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男孩是外来人，一直奋斗在北京最底层，租格子间住，泡方便面吃，在地铁口摆摊生活，女孩虽与男孩相爱却最终选择无奈分手。结局中男孩因为发明了游戏软件而收入大增，买房买车，一跃而成社会精英，女孩虽心有遗憾然而物是人非。对于这种童话式的结尾我完全不以为然。因为在真实生活中，男孩仍然会在一个普通公司打工，应该还是租住在一间便宜的合租房，吃着不变的公司简易午餐，可能成不了企业的中坚力量，拥有不了北京户口，没钱买房买车，说不定一辈子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打工者，只能以边缘人的身份对生活一次又一次妥协。
来北京后我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我们的杂志社从属于一个书店企业，但又完全独立，企业很大，部门云集，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工会活动，杂志社只有两个编辑，很少参与企业的活动，和其它部门也几乎没有合作，所以在企业交流频繁的人群中，我们像边缘人一样被孤立开。一年后，我和同事仍然很陌生，我们在同一单位、同一餐桌擦肩而过，不作交流，这里就像一座安静的孤岛。
每天八点我坐地铁去上班，早高峰我都能遇到很多挤地铁的打工族，除了偶尔有人问路，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地铁里全是玩手机的人，人们都沉溺于自我世界不能自拔，没有人与其他人搭讪，没有人与其他人对视，或者有渴望交流的欲望。对于他们来说，周围的人就是零存在。地铁里常常有推销广告要求加微信的年轻女孩，我观察她们，整座车厢也几乎没人理她们。我想我也被经过的人边缘化了。北京的喧嚣似乎只是一个活动的布景，当你在其中走动，对于他者并无多大意义，在人潮人海中，那种强烈的零存在感就是一个边缘人常处的状态。每天午饭时公司人头攒动，但没人微笑着向我走来说：“喂，你好！”人人孤立自己如同患有自闭，房门紧锁，唯有自己掌控唯一的钥匙，旁人不能进入他所在的世界。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北漂男孩，他写诗并正到处筹资拍小电影，来编辑部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很浓的汗酸味，中午他饿着肚子从天通苑来晓月路推销他的新书，可想而知奋斗的不易和生活的艰辛。他说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北京找工作，整整六年了，工作特别不顺利，他去过建筑工地搬砖，送过外卖，当过快递小哥，睡过桥洞，用四年时间学会给手机贴膜，他谈过恋爱，但女孩的父母因为他支付不了十万块的彩礼钱，将她另嫁别人。这个年青人很努力，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装有电脑、营业执照，和一份可以随时填写打印的合同，六年来，他住合租房，每晚坐最后一班的地铁回家，他那么努力，但看不出生活有多大的改变。
北京是文化之都，艺术之城，但我时常遇到一些过气的作家和艺术家，感觉他们正用孤傲来代替挫败，用自嘲消解他们的曲高和寡。三月某天我冒雨去参加一个老作家的签售活动，一个曾经很红的小说家，在场观众寥寥无几，老作家在巨大的签字桌前，抬起头看我，我是这场签售活动唯一的捧场者，他笑得很谦卑，眼里流露出一份深深的寂寞。
冬天我参加一个地方协会的小活动，在演唱会上我遇到一个男高音演唱家，当年他在国外曾凭着一曲《斗牛士》而名震欧美，并多次与歌剧之王帕瓦罗蒂同台献艺，回国后他的艺术价值并不能被普通大众所理解，他慢慢失去了大型舞台表演的机会，我看到他在小剧场用长篇搞笑片段讨好观众，我看到他手持金话筒沉浸在歌舞院大舞台放声歌唱的快意，但得到的却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这个被边缘化的艺术家让我生出一丝伤感。他们独自站在少有人问津的地域，价值不被理解，没有知己同行，自带着无法消解的孤独。
在大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心更重了，每个人都边缘化了别人，很少有人主动与你交换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为人们设置了高墙和防线。我曾特別着迷于某个作家的小说，沉溺于他的作品和文字，后来某天我遇到了他，我很开心，很天真地去和他搭讪，我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两眼熠熠发光，但他很客气地回答了我的问候，他很客气地与我拉开了距离，很客气地划清陌生人与陌生人的界限。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心生幻想，因为在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高山流水的知己情谊，我不可能闻听到汪伦送李白的踏歌声了。
我在异乡街头曾一次次迷路，我在地铁里感受到零存在，我心灵的微动只换来一次客套的拒绝，我守着孤岛学会安静度日，我用手机自拍代替在人群前的欢笑，我承受并适应了一个边缘人的落寞，我敢大胆对亚历山大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但实际是，我面前并没有亚历山大，与我的对话者，是一座真正的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