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降低了人们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能不断推陈出新。无论是在穷国还是富国，所有的消费者都从中得到了好处。移动电话就是一个新技术深刻影响生活的明显例子。同样，通过手机提供的移动银行，也可以为那些没有银行网点的偏远地区提供金融服务。这些都是科技改善穷人生活的实例。
　　但是，如果要为发展做出真实且持续的贡献，科技不仅应当提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还必须带来更多高薪工作。换句话说，它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去帮助穷人。而一个被经济学家泰勒·科文称为“手机而非汽车厂”的增长模式，则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如何才能买得起手机？
　　让我们再次回到移动电话和手机银行的例子。由于通信和金融都是生产性投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既是生产者服务又是消费者服务。举个例子，一项知名研究记录了印度喀拉拉邦的手机普及如何让渔民得以利用当地市场之间价差进行套利，使其利润平均增加了8%。而肯尼亚无处不在的移动银行服务M-Pesa显然让贫困妇女能够从小农经济转向非农业经济，从而为最底层民众带来了显著收入增长。
　　新数字技术在改变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农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GPS、无人机和高速通信，使得服务得以改善和扩展；优化了灌溉、农药和化肥使用；建立了预警系统，实现了更好的质量控制。这些改进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向具备更高回报的非传统作物实施多元化扩展。
　　然而，围绕这些新技术所创造的可能性，还存在一些宏观问题。生产力增益是否足够大？它们能否在整个经济中迅速扩散？
　　任何关于全球价值链贡献规模的乐观情绪，都必须回应三个令人清醒的事实：首先，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似乎有所止步。第二，除了某些亚洲国家之外，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仍然非常有限。第三，或许也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近期贸易和技术趋势对各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令人失望。
　　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全球价值链和新技术展现出了一些限制（甚至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特征。其中一个特点是总体偏向于技能和其他能力，拉低了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活动中的相对优势。其次，全球价值链使得低收入国家更难以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抵消其技术劣势。
　　对这些问题的常规回应是，强调建立互补技能和能力的重要性。我们经常听见的说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升级其教育系统和技术培训，改善其商业环境并加强其物流和运输网络，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新技术。
　　但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进展的观点，既不新颖，也没有用。这就如同说“发展就是发展的前提”那樣。贸易和技术在能够利用现有能力时才能算是提供了机会，从而提供了更直接和可靠的发展途径。当它们首先需要昂贵的投资时，就不再是一条制造业主导型发展的捷径。
　　将新技术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后者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首先，制造业是可交易的，这意味着国内产出不受国内需求的限制。其次，制造技术诀窍相对容易在各国之间转移，特别是从富国到穷国。第三，制造业对技能的要求并不十分高。
　　这三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使得制造业成为发展中国家向更高收入水平攀登的自动扶梯。而新技术在技术诀窍转移的难易程度及其所隐含的技能要求方面，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它们对低收入国家的净影响似乎更加难以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