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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了。
过完寒假，我爸带我去学校报名。老师对我爸说：“这个孩子还是退学吧。”
她不需要细说理由，我爸非常清楚我这半年来的所作所为。
家长对我的教育开展得算是早的，三四岁的时候，我爸就自制了很多生字卡片让我认读，再大一点儿，开始给我买小学课本。5岁那年，我已经把三年级的语文书自学完了，可以阅读像《三百六十五夜》这样的读物。我爸信心十足地带着我来到学校，由于年龄太小，我还接受了一个简单的面试，顺利通过后，才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形势就此急转直下，我非但不像我爸预想的那样出类拔萃，反而成了一个糊里糊涂、晕头转向的小孩：永远不记得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在试卷上画莫名其妙的花脸，不敢去厕所以致常常把裤子尿湿，还没到期中，课本已经被我弄得破烂不堪……我几乎每天回家后眼圈都是红的，说谁又打我了，其实人家不过是多看了我一眼。
我爸百思不得其解，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天，我在五斗橱上面发现两本崭新的课本，还有一只粉红色的电风扇造型的铅笔刀，我开心地想这些肯定是给我的。果然，晚上我爸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课本已经不能用了，你知道买两本课本要多少钱吗？要是换成大米，可以买一大堆。我给你买了新书，希望你能有个新的开始，不要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去了。”
我既惭愧又兴奋，最后，得到新书本的快乐占了上风。第二天，我带着它们来到学校，同学们的眼睛都直了，女生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我很少被如此簇拥过，感觉轻飘飘的。快要放学时，悲剧发生了，我的新课本不见了。这是我在上小学一年级时所经历的无数恶作剧中的一个，我已经想不起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总之，我爸的激励教育失效了。
我变成了一个让老师和家长都头疼的孩子。他们有时批评，有时鼓励，但谁也没想过一个原本挺喜欢学习、头脑也还算灵活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小木头”？时过境迁，如今我回想起这一切，倒是能理解那个可怜的孩子，她不过是因为害怕。
我提前一年上学，又是在年底出生，所以在班上是最小的，很容易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
我至今仍然记得，有个女同学笑眯眯地拿削得很尖的铅笔朝我脸上戳。那时我不知所措，我还不懂得怎么对付这个世界，即使遇到恶，也只是一缩再缩。每日处在惶恐的压迫下，我不变成那样的一个孩子才怪呢！
既然这样，我爸只好非常气恼地把我领回家，接下来的半年，我都在自学中度过。奇怪的是，离开学校，我马上神清气爽，整个儿开了窍，回想起在学校的表现，自个儿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年秋天，我爸又带着我去报名。在新的班级里，我的成绩一路领先。有一次放学时，老师对一个同学的家长说：“你们家这孩子，心就像被塞实了似的！”又指指我，说：“你看人家，一点就通。”同学的姐姐在一边说话了：“她是我们班的留级生。”这个新情况让我的老师很尴尬地沉默了。从此，我敏感地注意到，她对我的态度明显与以往有所不同。
我没有能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第一学期结束时，班里选“三好学生”，我看着我的票数排在前面，却没能拿到那张光荣的奖状。倒是到了第二学期，我的票数并不够，却获得了“三好学生”的称号。现在想来，应该是那位老师因为就要和我分别了，对我的喜爱最后超过了对留级生的厌恶，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补偿。
我二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她对我既爱又恨：一方面我老是不交作业，一问就是“忘了带了”；另一方面，我成绩倒还好，尤其是作文写得不错。
那时的作文还叫小作文，无非是记一个难忘的人或者记一件难忘的事，老师慧眼识珠地从我的作文里发现了几个她认为很漂亮的比喻。有一次，她选拔组长，轮到我所在的那一组时，她沉吟：“你们这组选谁呢？闫红吧，成绩不错，作文写得也挺好，就是不爱交作业！”最后，她还是让我当了组长。说实话，对于我而言，那是莫大的鼓励。
我在一、二年级遇到的这两位老師，虽然都不够完美，也曾给过我小小的伤害，但我能感觉到她们还是爱孩子的，和我遇到的第三位班主任完全不同。
升入三年级，我们又换了一位班主任。在上第一节课时，这位老师就非常讨厌我。因为我老不交作业，上课爱做小动作。她多次提出批评，我屡教不改。反正，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充斥于我生活中的就是“请家长”。一个“请”字给这件事罩上了文雅、温情的面纱，但经历过它的孩子都知道，它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
首先，你难以启齿，不知如何措辞以避重就轻。但不管你怎么说，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家长与你一同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时，那阴沉的表情可以称得上“冷暴力”；从老师那儿饱受羞辱地回来，是这场事件的高潮，一次暴风骤雨的大发作。
那位老师对我的一切都看不顺眼，衣着、发型，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她把我的作文本甩到我妈的脚下，说：“看看你的小孩写的作文，三言两语，字不成字，句不成句，话都说不好！”那时的她一定料不到我日后会靠文字吃饭。
我曾被她勒令停课反省，也曾在放学后被她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有一次，我被她撵出课堂，却不敢走开，只得站在外面听讲。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年级，我突然患上了偏头疼，现在我已经弄不清楚我当时是真的有病，还是为了逃避学校装模作样。头疼肯定是有一点儿的，不过没有严重到非休学不可的地步，但在当时，我却抓住它大做文章，想要休学。
我爸还在犹豫不决，班主任老师快乐地推波助澜了，她说：“这孩子是得休学了。她天天上课眼睛都睁不开，以前她眼睛多么有神啊！”
这是这位老师说到我时，唯一一次露出温情的笑容。尽管这种笑容不无伪装的成分，背后藏着更深的厌恶和她不能说出口的目的，但是，真的，这是她唯一一次像画报上的老师那样对我微笑。
于是，我休了学，在乡下的姥姥家待了半年。这半年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我拥有了乡村背景，从而对四季转换、草木枯荣非常敏感，我爱上了天空、河流与田野。
半年后，我回到学校，新老师对我很好，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尤其是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几乎每一篇作文都会被她拿到课堂上念。但是，有一次，我和她发生了一点儿小争论，她不耐烦地说：“你以前的老师就说你特别烦！”我立即闭上嘴，从此跟这位老师疏远了。
然而，她曾对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说：“这孩子作文写得很好，你可以在这个方面加以培养。”这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告诉我的，我永远感激她。
我又上了几年学，遇到了一些老师，但我始终认为，能够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是他（她）的小学老师。因为小学生的年龄大多在6—12岁，心地单纯、情感脆弱，遇到伤害时没有自卫和化解能力，会把所有的压力放在自己的心头，形成自卑、胆怯的心理暗疾。
就拿我自己来说，至今在面对世界时，我仍然信心不够，我常常不能确定我是否被欣赏、被喜爱。我变得躲闪、不大方，时时想抱紧双臂，尽可能地收缩自己，我怕一旦打开，就会迎来像我小学老师所投给我的那种冷眼。
长大后，我看到了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这个小豆豆比小时候的我还糊涂，时常搅得全班同学没法上课。老师忍无可忍，找来她妈妈，请她把小豆豆带回家。当时，小豆豆的妈妈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带着她来到了一个叫“巴学园”的学校。在这里，小豆豆遇见了小林校长。
这是一位以幼儿教育为己任的老师，为了发掘学生的乐感，他研究韵律操；为了提高患有侏儒症的孩子的自信心，特别设计出一次适合他的体育竞赛，让他在每个项目上都得了第一名；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里，他对拉了小豆豆辫子的男孩说：“你要尊重女孩子，爱护女孩子。”而每次看到小豆豆时，他都说：“小豆豆，你真是个好孩子！”
而在我的童年，从来没有人那样由衷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么，我把它补给我的孩子吧。
过完寒假，我爸带我去学校报名。老师对我爸说：“这个孩子还是退学吧。”
她不需要细说理由，我爸非常清楚我这半年来的所作所为。
家长对我的教育开展得算是早的，三四岁的时候，我爸就自制了很多生字卡片让我认读，再大一点儿，开始给我买小学课本。5岁那年，我已经把三年级的语文书自学完了，可以阅读像《三百六十五夜》这样的读物。我爸信心十足地带着我来到学校，由于年龄太小，我还接受了一个简单的面试，顺利通过后，才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形势就此急转直下，我非但不像我爸预想的那样出类拔萃，反而成了一个糊里糊涂、晕头转向的小孩：永远不记得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在试卷上画莫名其妙的花脸，不敢去厕所以致常常把裤子尿湿，还没到期中，课本已经被我弄得破烂不堪……我几乎每天回家后眼圈都是红的，说谁又打我了，其实人家不过是多看了我一眼。
我爸百思不得其解，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天，我在五斗橱上面发现两本崭新的课本，还有一只粉红色的电风扇造型的铅笔刀，我开心地想这些肯定是给我的。果然，晚上我爸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的课本已经不能用了，你知道买两本课本要多少钱吗？要是换成大米，可以买一大堆。我给你买了新书，希望你能有个新的开始，不要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去了。”
我既惭愧又兴奋，最后，得到新书本的快乐占了上风。第二天，我带着它们来到学校，同学们的眼睛都直了，女生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我很少被如此簇拥过，感觉轻飘飘的。快要放学时，悲剧发生了，我的新课本不见了。这是我在上小学一年级时所经历的无数恶作剧中的一个，我已经想不起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总之，我爸的激励教育失效了。
我变成了一个让老师和家长都头疼的孩子。他们有时批评，有时鼓励，但谁也没想过一个原本挺喜欢学习、头脑也还算灵活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小木头”？时过境迁，如今我回想起这一切，倒是能理解那个可怜的孩子，她不过是因为害怕。
我提前一年上学，又是在年底出生，所以在班上是最小的，很容易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
我至今仍然记得，有个女同学笑眯眯地拿削得很尖的铅笔朝我脸上戳。那时我不知所措，我还不懂得怎么对付这个世界，即使遇到恶，也只是一缩再缩。每日处在惶恐的压迫下，我不变成那样的一个孩子才怪呢！
既然这样，我爸只好非常气恼地把我领回家，接下来的半年，我都在自学中度过。奇怪的是，离开学校，我马上神清气爽，整个儿开了窍，回想起在学校的表现，自个儿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年秋天，我爸又带着我去报名。在新的班级里，我的成绩一路领先。有一次放学时，老师对一个同学的家长说：“你们家这孩子，心就像被塞实了似的！”又指指我，说：“你看人家，一点就通。”同学的姐姐在一边说话了：“她是我们班的留级生。”这个新情况让我的老师很尴尬地沉默了。从此，我敏感地注意到，她对我的态度明显与以往有所不同。
我没有能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第一学期结束时，班里选“三好学生”，我看着我的票数排在前面，却没能拿到那张光荣的奖状。倒是到了第二学期，我的票数并不够，却获得了“三好学生”的称号。现在想来，应该是那位老师因为就要和我分别了，对我的喜爱最后超过了对留级生的厌恶，所以她才做出这样的补偿。
我二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她对我既爱又恨：一方面我老是不交作业，一问就是“忘了带了”；另一方面，我成绩倒还好，尤其是作文写得不错。
那时的作文还叫小作文，无非是记一个难忘的人或者记一件难忘的事，老师慧眼识珠地从我的作文里发现了几个她认为很漂亮的比喻。有一次，她选拔组长，轮到我所在的那一组时，她沉吟：“你们这组选谁呢？闫红吧，成绩不错，作文写得也挺好，就是不爱交作业！”最后，她还是让我当了组长。说实话，对于我而言，那是莫大的鼓励。
我在一、二年级遇到的这两位老師，虽然都不够完美，也曾给过我小小的伤害，但我能感觉到她们还是爱孩子的，和我遇到的第三位班主任完全不同。
升入三年级，我们又换了一位班主任。在上第一节课时，这位老师就非常讨厌我。因为我老不交作业，上课爱做小动作。她多次提出批评，我屡教不改。反正，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充斥于我生活中的就是“请家长”。一个“请”字给这件事罩上了文雅、温情的面纱，但经历过它的孩子都知道，它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
首先，你难以启齿，不知如何措辞以避重就轻。但不管你怎么说，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家长与你一同走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时，那阴沉的表情可以称得上“冷暴力”；从老师那儿饱受羞辱地回来，是这场事件的高潮，一次暴风骤雨的大发作。
那位老师对我的一切都看不顺眼，衣着、发型，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她把我的作文本甩到我妈的脚下，说：“看看你的小孩写的作文，三言两语，字不成字，句不成句，话都说不好！”那时的她一定料不到我日后会靠文字吃饭。
我曾被她勒令停课反省，也曾在放学后被她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有一次，我被她撵出课堂，却不敢走开，只得站在外面听讲。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年级，我突然患上了偏头疼，现在我已经弄不清楚我当时是真的有病，还是为了逃避学校装模作样。头疼肯定是有一点儿的，不过没有严重到非休学不可的地步，但在当时，我却抓住它大做文章，想要休学。
我爸还在犹豫不决，班主任老师快乐地推波助澜了，她说：“这孩子是得休学了。她天天上课眼睛都睁不开，以前她眼睛多么有神啊！”
这是这位老师说到我时，唯一一次露出温情的笑容。尽管这种笑容不无伪装的成分，背后藏着更深的厌恶和她不能说出口的目的，但是，真的，这是她唯一一次像画报上的老师那样对我微笑。
于是，我休了学，在乡下的姥姥家待了半年。这半年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它使我拥有了乡村背景，从而对四季转换、草木枯荣非常敏感，我爱上了天空、河流与田野。
半年后，我回到学校，新老师对我很好，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尤其是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几乎每一篇作文都会被她拿到课堂上念。但是，有一次，我和她发生了一点儿小争论，她不耐烦地说：“你以前的老师就说你特别烦！”我立即闭上嘴，从此跟这位老师疏远了。
然而，她曾对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说：“这孩子作文写得很好，你可以在这个方面加以培养。”这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告诉我的，我永远感激她。
我又上了几年学，遇到了一些老师，但我始终认为，能够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是他（她）的小学老师。因为小学生的年龄大多在6—12岁，心地单纯、情感脆弱，遇到伤害时没有自卫和化解能力，会把所有的压力放在自己的心头，形成自卑、胆怯的心理暗疾。
就拿我自己来说，至今在面对世界时，我仍然信心不够，我常常不能确定我是否被欣赏、被喜爱。我变得躲闪、不大方，时时想抱紧双臂，尽可能地收缩自己，我怕一旦打开，就会迎来像我小学老师所投给我的那种冷眼。
长大后，我看到了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这个小豆豆比小时候的我还糊涂，时常搅得全班同学没法上课。老师忍无可忍，找来她妈妈，请她把小豆豆带回家。当时，小豆豆的妈妈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带着她来到了一个叫“巴学园”的学校。在这里，小豆豆遇见了小林校长。
这是一位以幼儿教育为己任的老师，为了发掘学生的乐感，他研究韵律操；为了提高患有侏儒症的孩子的自信心，特别设计出一次适合他的体育竞赛，让他在每个项目上都得了第一名；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里，他对拉了小豆豆辫子的男孩说：“你要尊重女孩子，爱护女孩子。”而每次看到小豆豆时，他都说：“小豆豆，你真是个好孩子！”
而在我的童年，从来没有人那样由衷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孩子！”那么，我把它补给我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