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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82年的天津富方集团董事长翟冠林，是年轻一代中的一份子。年仅36岁的他，已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市侨联常委，并在不久前，以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翟冠林常说，身份不仅不是荣誉，更是责任和担当，“我希望把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凝聚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精英团队，打造全新的津派商人文化和形象。”
作为“继创者”，壮志于胸的翟冠林，这些年来跟白手起家的父亲翟贵生的关系，从偶像崇拜到内心暗暗较劲的同行，再到并肩奋战的战友。这段不乏叛逆对抗的父子和解之路，也是翟冠林作为企业带头人的成长之路。
从小崇拜的偶像
采访中，翟冠林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父亲的尊敬、崇拜和深深的爱，“父亲做人做事的潜移默化，让我受益终身。”
翟冠林祖父家有四个孩子，父亲翟贵生是家里老大，当时家里不宽裕。翟冠林说，当年奶奶在天津火车站摆摊卖茶水，父亲在家烧开水再给奶奶送去，父亲每天一边烧水送水，一边看书学习。父亲16岁时还在铁锨厂上班，每天要数1000个烧红的铁锨头才能下班，就这也没落下学习。
等“文革”过后恢复高考，没上过高中的翟贵生直接考上了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到了天津市机械研究所，当时单位里只有翟贵生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上班之后翟贵生也没有放松，还去夜校学日语，刚好赶上单位有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翟贵生被选上了。留学日本，让翟贵生开了眼界，深深感受到我们国家和日本的科技差距，也坚定了科技为立足之本的信念。
回忆父亲的过往，翟冠林如数家珍。
回国之后，翟贵生开始开办公司，就是要在产品中植入科技，用科技服务社会。1995年天津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天津市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翟贵生创业时，翟冠林还比较小，当时并不懂父亲的事业，“但是因为当时家里居住条件不好，住平房，就一间屋子，父亲在家和同事谈工作的时候，我在旁边写作业也能听到一些。”翟冠林回忆说，当时朦朦胧胧地知道他父亲干事情干得很牛，大家都很信服，也得了科技进步奖、科技发明奖等很多荣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津南开区的鞍山西道被称为科贸一条街，连续5年，翟贵生都是科贸一条街的十佳经理。翟冠林说：“所以从小父亲就是让我崇拜的偶像，我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下也形成了一种概念——做企业家是很光荣的事情。”
“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知道了父亲用的名片，有一次老师让写未来理想志向的作文，我写完作文之后，还专门在文字后面画了一张名片，给自己画了个总经理的名片，說自己以后也要做总经理。”翟冠林回忆说，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企业，就是以父亲为榜样，觉得做总经理很光荣，在企业里受拥护、有威信。
在翟冠林的记忆里，父亲工作一直很忙，“我们父子平常也没有太正式的谈心沟通，父亲对我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翟冠林告诉记者，他小时候非常淘，“我们父子最多的谈心都发生在父亲批评教育我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反复强调，他能有今天得益于他那些有远见的朋友们家长的提点，无论是初中之后在家自学，还是工作后再学日语，都是去好朋友家玩的时候人家给的教导。所以我也一直铭记在心，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要交好朋友，好朋友不是说能帮你解决什么具体的生活问题，而是能让你有志向有理想有眼光向前进，还有就是对朋友要以诚相待。”
翟冠林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但是也受到父亲很大影响的。”翟冠林透露，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科研人员，一心扑事业上，公司赚了钱也还继续投在研发上，家里每年分不回来多少钱，在自己16岁时家里才住上楼房，之前十几年都住的是平房。
暗暗较劲的同行
“我和父亲相处的第二阶段比较像同行，我们一起做事，说不上同行竞争，但我心里肯定是有跟他较劲的。”翟冠林告诉记者，他小时候不爱学习，也不欺负人干什么坏事，就是爱玩要自由，“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电影、音乐，还组过摇滚乐队，老师都觉得我考不上大学，结果没想到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学院我学的制片管理，辅修了导演专业。”
作为中国工商联合会十二大代表，翟冠林投上宝贵的一票
毕业之后，2000年到2006年翟冠林一直当北漂，这段时间翟冠林过得非常浪荡自由，可以说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开了眼界。翟冠林坦言，“父亲对我算是放养，一直给我比较多自由。不过，这期间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谈了两次，他说，‘你干导演也行，但是你也得有生活经历吧，你在北京这么混能有啥经历？你要不回来练练，也不耽误你拍戏’。父亲对我还是非常宽容尊重的，都是以商量的口吻，没有强制我做任何事。”正好，翟冠林当时也不想在北京这么荒废地混下去了，就在2006年回了天津，不过他也不想到父亲的公司上班，就自己尝试开文化公司，但是几个项目都不合适，又晃荡了一年，“到了2007年，父亲跟我说，借给你30万元，你自己开个公司，给你两个省、配个师傅和财务，你做代理，要是干倒闭了，老老实实回公司上班。”
2007年年底，翟冠林开了公司，开始出差跑业务，跟着老师傅一点点学，这时候他和父亲的关系就是一种同行的感觉，都在一个行业里，但是上下游的关系。之后翟冠林一点点拓展业务，不再局限于销售代理父亲公司的产品。对于自己开拓的业务，翟冠林记忆犹新，“第一单是8000块钱。因为精力旺盛，我还做了一年半煤炭生意，赶上了煤炭暴涨也经历了暴跌，总体不赔不赚，就赶紧出来了。”实践出真知，这段经历给他的收获就是，“要选择行业，选择有附加值的产品来做，然后就一门心思做医疗设备的服务贸易。”翟冠林有了自己的经营心得，经过10年打拼，到2017年年底，翟冠林的公司一年营业额两个亿。翟冠林谦虚地表示，还算有点小成绩吧，也是对小时候的理想——做一个合格的总经理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修炼吧。
并肩前行的战友 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翟冠林又有了新的体会，“现在，我感觉我和父亲比较像战友，在并肩战斗。这两年父亲在外面说起我，也会说，做得还可以，发展得还不错。”
翟冠林告诉记者，“说起来很有意思，工作上，其实我有一段叛逆期。我和父亲最初在工作中的观点和理念完全不一致，就在管理、用人、经营、财务这些方面总是谈不到一块，算是观念上的对立。父亲是凡事亲力亲为的风格，一般太能干的人都这样。”翟冠林经常这样比喻：“公司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二儿子，父亲在大儿子身上花的心血更多。”
2014年到2015年，翟冠林的公司越做越大并且开始涉足实业搞生产制造，“这才感觉到，做实业确实不一样，真是如履薄冰，必须谨慎再谨慎，之前我总觉得父亲太保守，大刀阔斧的东西太少，后来才逐渐理解他的不容易，其实长辈的建议还是要认真分析和考虑的。商场如战场，可能有些观点在一定阶段是对的，但是当你做到更高层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也许按父亲的建议做可能更对吧。”
翟冠林最终认可并完全理解父亲翟贵生，是他在南开大学读MBA时去日本访问，看到日本那些传承300多年的小企业，翟冠林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一直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当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后回来，这种工匠精神就深植于他的骨血，他一直精益求精做产品，没有盲目扩张公司，没有搞房地产捞快钱，没有准备上市炒股票，他从来不想那些东西，他骨子里只是一个科研者，直到现在，他每天想的还是怎么设计、研发、升级、完善产品。”
翟冠林会传承父亲的这种工匠精神，但又有所不同，“我不是学机械制造的，在研发制造上可能并不能像父亲那样有发言权，但我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组织者，把企业带对方向，聚拢优秀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去发挥，不会凡事都亲力亲为。”翟冠林坦言，从父亲身上，自己也汲取了很多教训，“最重要的是，企业带头人不能事必躬亲，这样会让员工有依赖感也放不开手脚，另外，也要特别注重对管理层的培训，要给试错的机会，这样才能集体成长。”
翟冠林坦承自己是水瓶座，“水瓶座创意想法比较多，也是说一不二的性格，从小有军人情结，这十年来也基本上是军人作风，直来直去，执行力强，为人坦荡磊落，公司有点半军事化的管理。”后来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也发现，“完全军人作风也不行，有时候太快速地做判断，容易不准确，要懂得慢下来，懂得节奏，这是父亲给我的影响。”在翟冠林看来，他和父亲之间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给我的感受还是挺强烈的。”
期待超越的未来
作为“企二代”，总要面临接管父辈企业的新老冲突磨合期，翟冠林坦言，自己还没有完全正式接管，现在只是部分融合，“我也在实业里对接一些金融工具和智能化制造理念，希望赋予企业创新点。”在翟冠林看来，能和父亲并肩战斗很幸福，“不敢说超越父辈，我只是没给老爷子丢脸。我们年轻的‘企二代’一般都自称企业带头人，不敢以企业家自居。而且和那些上市集团的二代企业带头人相比，我还有机会超越父亲，父亲还给我留了些上升空间。”
因为曾经在工作中得到很多贵人相助，也从周围的小伙伴身上获益良多，如今，翟冠林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年轻的“企二代”团结起来。据悉，在天津市统战部领导的支持下、市工商联领导的倡议下，天津市青年商会正在筹备中，翟冠林任筹备组组长，天津本土企业像天士力、狗不理、天狮这些企业的准接班人都在第一批创会会员名单里。翟冠林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把自己这些年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分享出来，基本温饱都解决了之后，为什么还要做企业？商人是要逐利，但是物质追求永无止境，人生在世几十年，总有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还是要让人生有价值、让自己和企业对社会有价值。”
半月长征路，分享胜利会师的喜悦
在翟冠林看来，对“企二代”來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其实很多‘企二代’都具备了大志向大格局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对90后、00后这些年轻创业者起到榜样作用，并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如果能把‘企二代’精英群体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对外也能打造出我们新一代的津派商人形象，让全新的津派商人文化，成为天津对外的一张名片。”
重走长征路的途中，顶风冒雪过草地，“第一方面军队长”张贵友（右一）向“副总指挥”翟冠林（左一）报告胜利通过草地，全员安全抵达
采访的最后，翟冠林告诉记者：“父亲做人做事的潜移默化，让我受益终身，我也希望能为孩子起到榜样作用，让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有个性，然后还有担当。如果每个人都有健全人格，都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不仅我们天津，整个社会都会越来越好。于公于私，我都该继续砥砺前行。”
翟冠林常说，身份不仅不是荣誉，更是责任和担当，“我希望把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凝聚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精英团队，打造全新的津派商人文化和形象。”
作为“继创者”，壮志于胸的翟冠林，这些年来跟白手起家的父亲翟贵生的关系，从偶像崇拜到内心暗暗较劲的同行，再到并肩奋战的战友。这段不乏叛逆对抗的父子和解之路，也是翟冠林作为企业带头人的成长之路。
从小崇拜的偶像
采访中，翟冠林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父亲的尊敬、崇拜和深深的爱，“父亲做人做事的潜移默化，让我受益终身。”
翟冠林祖父家有四个孩子，父亲翟贵生是家里老大，当时家里不宽裕。翟冠林说，当年奶奶在天津火车站摆摊卖茶水，父亲在家烧开水再给奶奶送去，父亲每天一边烧水送水，一边看书学习。父亲16岁时还在铁锨厂上班，每天要数1000个烧红的铁锨头才能下班，就这也没落下学习。
等“文革”过后恢复高考，没上过高中的翟贵生直接考上了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到了天津市机械研究所，当时单位里只有翟贵生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上班之后翟贵生也没有放松，还去夜校学日语，刚好赶上单位有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翟贵生被选上了。留学日本，让翟贵生开了眼界，深深感受到我们国家和日本的科技差距，也坚定了科技为立足之本的信念。
回忆父亲的过往，翟冠林如数家珍。
回国之后，翟贵生开始开办公司，就是要在产品中植入科技，用科技服务社会。1995年天津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天津市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翟贵生创业时，翟冠林还比较小，当时并不懂父亲的事业，“但是因为当时家里居住条件不好，住平房，就一间屋子，父亲在家和同事谈工作的时候，我在旁边写作业也能听到一些。”翟冠林回忆说，当时朦朦胧胧地知道他父亲干事情干得很牛，大家都很信服，也得了科技进步奖、科技发明奖等很多荣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津南开区的鞍山西道被称为科贸一条街，连续5年，翟贵生都是科贸一条街的十佳经理。翟冠林说：“所以从小父亲就是让我崇拜的偶像，我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下也形成了一种概念——做企业家是很光荣的事情。”
“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知道了父亲用的名片，有一次老师让写未来理想志向的作文，我写完作文之后，还专门在文字后面画了一张名片，给自己画了个总经理的名片，說自己以后也要做总经理。”翟冠林回忆说，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企业，就是以父亲为榜样，觉得做总经理很光荣，在企业里受拥护、有威信。
在翟冠林的记忆里，父亲工作一直很忙，“我们父子平常也没有太正式的谈心沟通，父亲对我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翟冠林告诉记者，他小时候非常淘，“我们父子最多的谈心都发生在父亲批评教育我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反复强调，他能有今天得益于他那些有远见的朋友们家长的提点，无论是初中之后在家自学，还是工作后再学日语，都是去好朋友家玩的时候人家给的教导。所以我也一直铭记在心，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要交好朋友，好朋友不是说能帮你解决什么具体的生活问题，而是能让你有志向有理想有眼光向前进，还有就是对朋友要以诚相待。”
翟冠林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但是也受到父亲很大影响的。”翟冠林透露，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科研人员，一心扑事业上，公司赚了钱也还继续投在研发上，家里每年分不回来多少钱，在自己16岁时家里才住上楼房，之前十几年都住的是平房。
暗暗较劲的同行
“我和父亲相处的第二阶段比较像同行，我们一起做事，说不上同行竞争，但我心里肯定是有跟他较劲的。”翟冠林告诉记者，他小时候不爱学习，也不欺负人干什么坏事，就是爱玩要自由，“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电影、音乐，还组过摇滚乐队，老师都觉得我考不上大学，结果没想到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学院我学的制片管理，辅修了导演专业。”
作为中国工商联合会十二大代表，翟冠林投上宝贵的一票
毕业之后，2000年到2006年翟冠林一直当北漂，这段时间翟冠林过得非常浪荡自由，可以说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开了眼界。翟冠林坦言，“父亲对我算是放养，一直给我比较多自由。不过，这期间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谈了两次，他说，‘你干导演也行，但是你也得有生活经历吧，你在北京这么混能有啥经历？你要不回来练练，也不耽误你拍戏’。父亲对我还是非常宽容尊重的，都是以商量的口吻，没有强制我做任何事。”正好，翟冠林当时也不想在北京这么荒废地混下去了，就在2006年回了天津，不过他也不想到父亲的公司上班，就自己尝试开文化公司，但是几个项目都不合适，又晃荡了一年，“到了2007年，父亲跟我说，借给你30万元，你自己开个公司，给你两个省、配个师傅和财务，你做代理，要是干倒闭了，老老实实回公司上班。”
2007年年底，翟冠林开了公司，开始出差跑业务，跟着老师傅一点点学，这时候他和父亲的关系就是一种同行的感觉，都在一个行业里，但是上下游的关系。之后翟冠林一点点拓展业务，不再局限于销售代理父亲公司的产品。对于自己开拓的业务，翟冠林记忆犹新，“第一单是8000块钱。因为精力旺盛，我还做了一年半煤炭生意，赶上了煤炭暴涨也经历了暴跌，总体不赔不赚，就赶紧出来了。”实践出真知，这段经历给他的收获就是，“要选择行业，选择有附加值的产品来做，然后就一门心思做医疗设备的服务贸易。”翟冠林有了自己的经营心得，经过10年打拼，到2017年年底，翟冠林的公司一年营业额两个亿。翟冠林谦虚地表示，还算有点小成绩吧，也是对小时候的理想——做一个合格的总经理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修炼吧。
并肩前行的战友 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翟冠林又有了新的体会，“现在，我感觉我和父亲比较像战友，在并肩战斗。这两年父亲在外面说起我，也会说，做得还可以，发展得还不错。”
翟冠林告诉记者，“说起来很有意思，工作上，其实我有一段叛逆期。我和父亲最初在工作中的观点和理念完全不一致，就在管理、用人、经营、财务这些方面总是谈不到一块，算是观念上的对立。父亲是凡事亲力亲为的风格，一般太能干的人都这样。”翟冠林经常这样比喻：“公司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二儿子，父亲在大儿子身上花的心血更多。”
2014年到2015年，翟冠林的公司越做越大并且开始涉足实业搞生产制造，“这才感觉到，做实业确实不一样，真是如履薄冰，必须谨慎再谨慎，之前我总觉得父亲太保守，大刀阔斧的东西太少，后来才逐渐理解他的不容易，其实长辈的建议还是要认真分析和考虑的。商场如战场，可能有些观点在一定阶段是对的，但是当你做到更高层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也许按父亲的建议做可能更对吧。”
翟冠林最终认可并完全理解父亲翟贵生，是他在南开大学读MBA时去日本访问，看到日本那些传承300多年的小企业，翟冠林说，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一直身体力行的工匠精神，“当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后回来，这种工匠精神就深植于他的骨血，他一直精益求精做产品，没有盲目扩张公司，没有搞房地产捞快钱，没有准备上市炒股票，他从来不想那些东西，他骨子里只是一个科研者，直到现在，他每天想的还是怎么设计、研发、升级、完善产品。”
翟冠林会传承父亲的这种工匠精神，但又有所不同，“我不是学机械制造的，在研发制造上可能并不能像父亲那样有发言权，但我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组织者，把企业带对方向，聚拢优秀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去发挥，不会凡事都亲力亲为。”翟冠林坦言，从父亲身上，自己也汲取了很多教训，“最重要的是，企业带头人不能事必躬亲，这样会让员工有依赖感也放不开手脚，另外，也要特别注重对管理层的培训，要给试错的机会，这样才能集体成长。”
翟冠林坦承自己是水瓶座，“水瓶座创意想法比较多，也是说一不二的性格，从小有军人情结，这十年来也基本上是军人作风，直来直去，执行力强，为人坦荡磊落，公司有点半军事化的管理。”后来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也发现，“完全军人作风也不行，有时候太快速地做判断，容易不准确，要懂得慢下来，懂得节奏，这是父亲给我的影响。”在翟冠林看来，他和父亲之间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给我的感受还是挺强烈的。”
期待超越的未来
作为“企二代”，总要面临接管父辈企业的新老冲突磨合期，翟冠林坦言，自己还没有完全正式接管，现在只是部分融合，“我也在实业里对接一些金融工具和智能化制造理念，希望赋予企业创新点。”在翟冠林看来，能和父亲并肩战斗很幸福，“不敢说超越父辈，我只是没给老爷子丢脸。我们年轻的‘企二代’一般都自称企业带头人，不敢以企业家自居。而且和那些上市集团的二代企业带头人相比，我还有机会超越父亲，父亲还给我留了些上升空间。”
因为曾经在工作中得到很多贵人相助，也从周围的小伙伴身上获益良多，如今，翟冠林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年轻的“企二代”团结起来。据悉，在天津市统战部领导的支持下、市工商联领导的倡议下，天津市青年商会正在筹备中，翟冠林任筹备组组长，天津本土企业像天士力、狗不理、天狮这些企业的准接班人都在第一批创会会员名单里。翟冠林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把自己这些年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分享出来，基本温饱都解决了之后，为什么还要做企业？商人是要逐利，但是物质追求永无止境，人生在世几十年，总有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还是要让人生有价值、让自己和企业对社会有价值。”
半月长征路，分享胜利会师的喜悦
在翟冠林看来，对“企二代”來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其实很多‘企二代’都具备了大志向大格局的基础，我们希望能对90后、00后这些年轻创业者起到榜样作用，并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如果能把‘企二代’精英群体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对外也能打造出我们新一代的津派商人形象，让全新的津派商人文化，成为天津对外的一张名片。”
重走长征路的途中，顶风冒雪过草地，“第一方面军队长”张贵友（右一）向“副总指挥”翟冠林（左一）报告胜利通过草地，全员安全抵达
采访的最后，翟冠林告诉记者：“父亲做人做事的潜移默化，让我受益终身，我也希望能为孩子起到榜样作用，让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有个性，然后还有担当。如果每个人都有健全人格，都能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不仅我们天津，整个社会都会越来越好。于公于私，我都该继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