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33名智利矿工被困矿井逾两月后获救，智利举国欢腾。全球关注这宗新闻的朋友也为此深深感动，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大家看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核心价值——每一条人命都那么宝贵，都应该珍重。
　　纵然开始时被泼冷水，说营救行动成功机会渺茫，智利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拯救行动花了逾1.7亿港元，但总统皮涅拉(Pinera)赞扬整个行动鼓舞全世界，展现出国家最美好的一面。
　　为了人命，智利政府坚持了69天，但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我国有关官员却只坚持了不足8小时。
　　事故发生后，总理温家宝到达温州探望伤者，慰问死者家属，更到现场献花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说：“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铁道部长打电话，他可以证实，我只说了两句话，两个字，就是救人……我觉得事故处置的最大原则就是救人，千方百计救人。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铁道部门有关方面是否做到这一点，要给群众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
　　总理说：“社会和群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对于事故的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我认为我们应当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并且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更进一步承诺，调查处理会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大家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
　　正如遇难者家属杨峰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采访时所说：“如果死了人，只要鞠个躬，只要下个台就能把问题解决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事故，会愈来愈多。”
　　所以，追究真相，不是為了过去，而是为了将来；不单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不是为了贼过兴兵，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如果要为真相展开调查，可以参考哪些模式呢﹖
　　1996年，香港嘉利大厦发生大火，造成40死81伤的重大惨剧。本来香港消防处等多个政府部门数天内已经完成一份内部调查报告并马上提交香港总督，彭定康（香港殖民地末代总督）收到报告之后，高度赞扬了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在会上却提议应另行委任独立人士进行调查，再做一份报告。
　　他强调自己百分之百相信同事，但因为这次灾难惹来各界高度关注，所以调查必须让公众觉得是客观、中立和公正的，因此有必要独立进行。最后他委任了大法官胡国兴进行独立调查。
　　这让我想起一句法学名言：“公义不单要得到伸张，还要被人明显及亳无疑问地看到它是得到伸张的。”(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
　　用香港政界的一句老话：“我们是不能自己查自己的。”这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也为了让公众看到公正，为了能够服众。
　　香港回归后曾出现多次重大事故，例如新机场使用之初出现大混乱、公屋兴建出现短桩丑闻、非典、雷曼迷债风波，为了让公众知道真相，香港立法机关都先后成立过委员会，就行政机关的失误进行独立调查。由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去做的原因，如前所述，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避免政府部门文过饰非、马虎了事，也为了让公众看到公正，能够服众。
　　所以，对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建议，由人大启动过去30年未曾使用的“睡美人条款”，即依《宪法》第71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笔者也认为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最后，笔者想补充两点。第一，前面提到的嘉利大厦大火，因为很多死者都烧成灰烬，事后辨识死者身份的工作相当困难。但为了表示尊重，也为了让家属稍感安慰，当局首次派遣了一个灾难遇害者辨认小组到现场辨别死难者身份。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生怕搞乱死者骸骨和骨灰。妥善安排他们的骸骨（哪怕只剩骨灰）及遗物，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第二，前面提到的智利矿坑事故，两个多月里，救援过程透明公开，全球千逾记者云集肇事现场，其间不免发掘了很多负面新闻，不少报道更将矛头直指政府当局，但智利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却没有封杀或打压传媒，更把33个矿工的姓名、照片、年龄、家庭背景等资料公开，让大家感受到，出事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堆冰冷的数字。我认为，将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共同面对危机，绝对值得其他国家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