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家伊萨克·斯特恩于1979年6月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他通过琴房的小窗口，看到学生们在勤奋地练琴，不禁感慨：“这每一扇窗口里都蕴藏着一位未来的音乐大师”。
　　


　　1981年，斯特恩的中国之行被拍摄成电影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影片对架起中国和世界桥梁，其作用大大超越了奥斯卡小金人的重要性。影片中为斯特恩演奏的3位中国青少年分别是小提琴徐惟聆、大提琴王健和钢琴潘淳。30年过后，王健已成世界顶尖的大提琴家，古典音乐唱片第一品牌DG旗下屈指可数的华人独家签约艺术家；徐惟聆则是中国最出色的女小提琴家之一，活跃在音乐学院的讲台上和音乐厅的舞台上；潘淳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教书育人，继续着斯特恩未尽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特恩对中国音乐界的关照和期待，通过影片中这3位音乐学子如今的成就和1999年访华20周年的重访纪录片延续至今。斯特恩在不经意间担当了中国音乐界教父和先知的角色。
　　1979年是不可磨灭的一年。除了斯特恩历史性的访华，小泽征尔、卡拉扬、安德鲁·戴维斯、梅纽因也先后来华访问考察或演出。在中国这片对新生事物如饥似渴的土地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群星璀璨的名字和刚刚步出阴霾的中国碰撞，自然产生了许多光辉的火花。他们的名字自然永远镌刻在了中国的音乐史中。
　　在那特殊的年代，这些演出被定性为“涉外演出”，有着极为严格的选曲标准，音乐会门票也按政策派发。音乐评论家卜大炜在其《拾回的记忆——记七十年代的几次“涉外演出”》中，便有对“涉外演出”珍贵而完整的回忆。从1973年年初约翰·普里查德带领伦敦爱乐乐团到访北京，同年年中克劳迪奥·阿巴多和威利·博斯考夫斯基与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同年9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部队的文艺标兵，“在一年当中有西方世界的三大乐团相继来访，真是一个罕见的高潮”。
　　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反思和变革之后，音乐界在1979年迎来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临界值。究竟是档期的一致、机缘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努力，使得1979年更像是一颗中国音乐界的超级新星爆发一般。虽然彼时笔者尚未出世，但还是斗胆以为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成因。以1973年外团来访高潮作为铺垫，改革开放政策对人心的鼓舞以及国人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西方经典文化的向往都是推波助澜的动力。
　　1979年无疑不可复制，也是令吾等80后乃至90后乐迷梦寐以求、心驰神往但追取即逝的。出生于沈阳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历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6年12月他首先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考察，继而于1978年6月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熟悉了一批中国经典音乐和优秀的演奏家。1979年小泽征尔两次访华，第一次在1979年3月，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作为中美建交文化互动的一部分。作曲家吴祖强回忆道：“我和小泽征尔结识是因为访问中请他听了中央乐团排练我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及《草原小姐妹》，他听后十分激动，随即提出希望再次来华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这两部作品。这一想法在他1978年5月第二次访问北京时顺利实现，也令人惊讶地反映出他对中国音乐风格和内涵的深刻理解与敏捷反应。”由此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音乐会的中国曲目便包括了指挥家钟爱的《二泉映月》《白毛女组曲》及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二胡和琵琶独奏分别是姜建华和刘德海。音乐会后仅隔数月，小泽征尔便邀请二胡与琵琶独奏家们赴美演出。纵然之前有1973年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分别与钢琴家殷承宗合作《黄河协奏曲》，笔者依旧有理由相信，恰恰是1979年才是以《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为代表的中国经典作品第一次被国际知名乐团和国际知名指挥家合作上演。如果说1973年将《黄河协奏曲》推上了世界舞台，那1979年则是中国音乐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更多地被世界认知和认可的关键一年，泛起的涟漪同样波及到了其后的时光流水。
　　1980年夏天，波士顿交响乐团再度邀请刘德海、刘诗昆、姜建华和中央乐团指挥家韩中杰赴美国坦格伍德夏令营，除了保留曲目，还演出了吴祖强为刘德海改编的琵琶与管弦乐队音诗《春江花月夜》，以及为姜建华改编的二胡与管弦乐队《江河水》。有一点不可否认，1981年当柏林爱乐乐团与卡拉扬向中国元老指挥家黄贻钧发出邀请时，黄老先生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3场音乐会曲目亦包括刘德海演奏的《草原小姐妹》。这是《草原小姐妹》第二次响彻世界级音乐殿堂，被世界级乐团所演奏。从这点出发，《草原小姐妹》已经拥有了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一样的国际地位。小泽征尔作为先驱者，功不可没。
　　同斯特恩一样，小泽征尔这位卡拉扬的门徒从自1976年至2008年的先后11次访华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中国作品推广和培养新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大批音乐家的成名和成才或多或少地拜小泽征尔所赐，诸如指挥家邵恩、陈佐湟、陈燮阳、胡咏言、大提琴家赵静和圆号演奏家韩小明等。另一位小提琴家梅纽因也于1979年10月访华演出讲学，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除了与盛中国合作了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外，还肩负着培养新人的重任。梅纽因离开中国时带走了两名极富潜质的小提琴学生，一位是金力，另一位是陈响。
　　安德鲁·戴维斯率领多伦多交响乐团1979年11月的访华演出，为1979年的音乐界完美收官。而1979年10月，奥地利指挥家，被誉为“指挥皇帝”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率领世界乐团列强中的无冕之王柏林爱乐乐团历史性访华，为这一年“盖棺论定”，1979年注定功成名就，无可超越。这是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首次访华，也是卡拉扬的唯一一次访华演出。他在北京体育馆连演3场音乐会，3套曲目。虽然没有像小泽征尔和尤金·奥曼迪等人友好地在音乐会中融入中国作品，也没有在中国专门从事教学和普及工作，卡拉扬仍以其天王巨星般的偶像地位和魔法般的神奇指挥技艺征服了中国人，并在国内掀起了一阵卡拉扬风靡和古典音乐追星热潮。这股热潮进而发展成古典音乐热，完好地保持到了80年代末期。
　　中国的新生代乐迷从激光唱片中缅怀包括卡拉扬在内的那一批曾经来过中国但已经逝去的音乐大师，诸如雅沙·海菲茨、安东·鲁宾斯坦、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伊萨克·斯特恩、耶胡迪·梅纽因和尤金·奥曼迪等。当我们手捧激光唱片之时，也许会记得这一同样诞生于1979年的新科技为聆听音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从这点出发，卡拉扬与1979年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不可割舍的，影响力也是无可超越的，而其指挥的音乐和个人魅力将在这一诞生于1979年的科技革命产物中代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