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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朝『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宋代『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称赞有加。确实,宋代纸币—交子的出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商业空前繁荣
说起中国古代纸币,就不得不提到曾流通百余年的宋代交子。而提及交子,就不免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交子没有出现在繁荣昌盛的唐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后期,而是出现在两者之间的北宋时期?答案要从当时的人口规模、商业发展等社会现实中去寻找。
首先,北宋时,户口殷实,人数增加。据北宋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10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40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达50多个。北宋人口长期保持在七八千万,宋徽宗时期有165万多户,人口约为1亿。
其次,宋代的商业空前兴盛,打破了时空限制。宋初即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宋神宗时规定旧城各门的开闭时间分别为五更一点和三更一点,宋徽宗时州桥、马行街等夜市的营业时间可持续至三更。在地域上,除了城市以外,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也形成了许多“草市”和“镇市”,并出现了更多的“行”,如北宋东京人口在百万以上,约有160多行、6400多家商肆。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当时街道纵横交错,民居鳞次栉比,百肆杂陈,商旅云集。
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北宋商税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宋太宗时,年商税总额达400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贯,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再者,北宋时,战事频繁,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北宋铸造铜钱总量约为2.6亿贯,比此前所有朝代铸币总量还多。仅1073—1084年,铜钱铸造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
以贯为单位的钱是多少?《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结合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沈括《梦溪筆谈》等可知,宋代一百钱为“陌”或“百”,一千钱为“贯”。
因此,在商品经济大繁荣的同时,货币的计量、流通及支付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更轻便的货币成为现实的需求,于是,北宋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四川地区首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取代铁钱
宋代时,四川地区农业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丝织、造纸、酿酒和雕版刻印的中心地区。成都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也是粮食、蜀锦、绢布、茶叶、药材、纸张和书籍的最大集散地。当时的成都还设有茶马司,即专门掌管茶马互市的机构。
成都商业到底繁荣至何种程度?据宋人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记载,成都每月都有专业性的贸易集会,“正月灯市……四月锦市……八月桂市……十二月桃符市”。宋人李良臣在《东园记》中描述:“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商业的繁荣直接带来商税的增加。据统计,熙宁年间,四川的商税收入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6%;绍兴年间,四川的酒税收入占全国酒税总额的 40%。
北宋开国之初存在铜钱、铁钱及铜铁钱兼用的现象,分为几大货币区,四川为铁钱区。宋代唐士耻《灵岩集》记载:“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接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
然而,铁钱笨重,在“蜀道难”的地理环境下,尤其不适宜大宗及长途贸易。宋仁宗朝的益州转运使张若谷曾上奏:“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动辄肩挑车载,民苦转贸重。”美国学者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中介绍,北宋初年四川买1斤盐需要支付1.5斤铁币。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在蜀地亲见“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宋代文莹、曾巩等人也认为,铁钱太重不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农民在四川起义时还造成过“铁钱荒”。
综上可见,铁钱使用十分不便。于是,在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基础上,交子应运而生。《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宋代李攸《宋朝事实》记述尤详:“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元代费著在《楮币谱》中记载:“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
交子以楮纸为材料印制,因此又称“楮币”。交子由16户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富豪共同筹集36万缗作为保障金担保发行,商户可用铁钱兑换交子,每贯收取30文手续费。交子广泛流通后,发行量日增。时人感叹:“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宋人诗云“怀中交子是铁钱”“转行交子颂轻便”。
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采取措施,开始整顿交子铺户,并甄选出以王昌懿为首的16户特许经营。至此,政府认可了“私交子”的发行,张咏也被后世尊为“纸币之父”。
益州官设交子务
诚然,比起铁钱,交子轻便、安全,但其发行流通后也产生了诸多流弊。受利益驱使,伪造的假交子时有出现。“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或有交子铺户挪用存钱,“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当商民持交子交易时,或不按时兑换现钱,“关闭门户不出”。这些不守信用的行为引发了民愤,争讼不息。于是,当时的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便上请设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宋史·食货志》)。民间私交子不可避免地进入官方视野。
商业空前繁荣
说起中国古代纸币,就不得不提到曾流通百余年的宋代交子。而提及交子,就不免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交子没有出现在繁荣昌盛的唐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后期,而是出现在两者之间的北宋时期?答案要从当时的人口规模、商业发展等社会现实中去寻找。
首先,北宋时,户口殷实,人数增加。据北宋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10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40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达50多个。北宋人口长期保持在七八千万,宋徽宗时期有165万多户,人口约为1亿。
其次,宋代的商业空前兴盛,打破了时空限制。宋初即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宋神宗时规定旧城各门的开闭时间分别为五更一点和三更一点,宋徽宗时州桥、马行街等夜市的营业时间可持续至三更。在地域上,除了城市以外,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也形成了许多“草市”和“镇市”,并出现了更多的“行”,如北宋东京人口在百万以上,约有160多行、6400多家商肆。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当时街道纵横交错,民居鳞次栉比,百肆杂陈,商旅云集。
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北宋商税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宋太宗时,年商税总额达400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贯,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再者,北宋时,战事频繁,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北宋铸造铜钱总量约为2.6亿贯,比此前所有朝代铸币总量还多。仅1073—1084年,铜钱铸造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
以贯为单位的钱是多少?《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结合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沈括《梦溪筆谈》等可知,宋代一百钱为“陌”或“百”,一千钱为“贯”。
因此,在商品经济大繁荣的同时,货币的计量、流通及支付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更轻便的货币成为现实的需求,于是,北宋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四川地区首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取代铁钱
宋代时,四川地区农业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丝织、造纸、酿酒和雕版刻印的中心地区。成都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也是粮食、蜀锦、绢布、茶叶、药材、纸张和书籍的最大集散地。当时的成都还设有茶马司,即专门掌管茶马互市的机构。
成都商业到底繁荣至何种程度?据宋人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记载,成都每月都有专业性的贸易集会,“正月灯市……四月锦市……八月桂市……十二月桃符市”。宋人李良臣在《东园记》中描述:“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商业的繁荣直接带来商税的增加。据统计,熙宁年间,四川的商税收入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6%;绍兴年间,四川的酒税收入占全国酒税总额的 40%。
北宋开国之初存在铜钱、铁钱及铜铁钱兼用的现象,分为几大货币区,四川为铁钱区。宋代唐士耻《灵岩集》记载:“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接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
然而,铁钱笨重,在“蜀道难”的地理环境下,尤其不适宜大宗及长途贸易。宋仁宗朝的益州转运使张若谷曾上奏:“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动辄肩挑车载,民苦转贸重。”美国学者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中介绍,北宋初年四川买1斤盐需要支付1.5斤铁币。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在蜀地亲见“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宋代文莹、曾巩等人也认为,铁钱太重不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农民在四川起义时还造成过“铁钱荒”。
综上可见,铁钱使用十分不便。于是,在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基础上,交子应运而生。《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宋代李攸《宋朝事实》记述尤详:“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元代费著在《楮币谱》中记载:“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
交子以楮纸为材料印制,因此又称“楮币”。交子由16户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富豪共同筹集36万缗作为保障金担保发行,商户可用铁钱兑换交子,每贯收取30文手续费。交子广泛流通后,发行量日增。时人感叹:“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宋人诗云“怀中交子是铁钱”“转行交子颂轻便”。
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采取措施,开始整顿交子铺户,并甄选出以王昌懿为首的16户特许经营。至此,政府认可了“私交子”的发行,张咏也被后世尊为“纸币之父”。
益州官设交子务
诚然,比起铁钱,交子轻便、安全,但其发行流通后也产生了诸多流弊。受利益驱使,伪造的假交子时有出现。“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或有交子铺户挪用存钱,“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当商民持交子交易时,或不按时兑换现钱,“关闭门户不出”。这些不守信用的行为引发了民愤,争讼不息。于是,当时的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便上请设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宋史·食货志》)。民间私交子不可避免地进入官方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