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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下行
2013年棋至中局，我国经济的下行趋势愈发明显。7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6月份制造业PMI已经降至50.1%，是近9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且同日公布的汇丰制造业PMI也回落至48.2%。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景气度出现了一致性的下降。
实际上，自从二季度以来，越来越多的指标已经明显指向经济下滑。一季度时曾经引发市场热议的三大背离，即M2与经济增速、CPI与PPI以及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同两个PMI指标一样，发展趋势开始趋同。
5月份M2同比增速为15.8%，比4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而4月份16.1%的同比增速是2011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在高层表态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之后，贷款增速开始放缓，加之外汇占款增长速度的回落，5月份的M2增速终于开始掉头向下，同以工业增加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速表现出一致的趋势。一季度曾经甚嚣尘上的“M2高企为何没有带动GDP回升”的讨论终于有所降温。
5月份CPI同比增速为2.1%，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PPI同比增速为-2.87%，降幅继续扩大。5月份CPI与PPI也表现出趋势一致性。PPI的连续下降，主要反映的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与部分工业品的产能过剩，而CPI的回落虽然主要由食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下降所致，但经济增速的放缓也限制了物价的涨幅。两者趋势的一致，同样能够反映出宏观经济的不景气。
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连续刷新历史高点之后，终于在6月初开始显现出疲态，人民币汇率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之间的背离也开始弥合。当然，人民币兑美元的这一轮升值，同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热钱涌入有直接关系，而随着美联储退出QE的预期升温，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尤其是出口的走弱，人民币出现贬值应为题中之义。
总体来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会在一季度7.7%的基础上继续下探，可能会落在7.5%附近，接近年初制定的目标值。现在再回看去年四季度7.9%的同比增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技术反弹，昙花一现过后，仍然会落入7%-8%的常态区间。
转型升级依赖金融抓手
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接近决策层的心理底线，下一步政策走向已经成为坊间热议焦点。而上周以来，“李克强经济学”（Liknomics）的提法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关注。从新总理上任近半年来的行事风格来看，以其名字作为标签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不会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二是去杠杆化，尤其是金融业的去杠杆，三是以政府放权让利推动经济结构改革，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边界。
可以看出，新总理并没有萧规曹随，而是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如果按照这种脉络来推定，则这一时点上政策放松的可能性会非常小。通过冷却经济来迫使之前过度扩张的企业来去产能、去杠杆，进而实现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主基调。
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导向逐渐清晰。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可被视为李总理施政纲领的集中体现。
《意见》总共十条，因此也被称为“金融十条”。第一条，“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设定了政策环境，第二条至第六条具体阐述资金应重点支持哪些方面，第七条至第十条则从进行制度支持和风险防范方面展开。从《意见》中，大致可以窥见本届政府的政策导向。
首先，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意见》开宗明义，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这一表述同此前李总理反复强调的“目前我国经济仍位于较高增速区间”相呼应。尽管一季度GDP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7.9%回落至7.7%，二季度可能继续放缓，但并未击破政府的心理防线。《意见》的第一条明确提出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会继续下降，政府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其次，政策重心逐渐向“调结构”和“促转型”倾斜。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由来已久，新一届政府宁愿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也要争取在结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必须以“金融业”为抓手。只有将资金资源配置到符合经济规律、亟待转型升级的领域中去，配置到具有经济效率、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中去，才能提高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率，并藉此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最后，改革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李总理此前就已经强调过，“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必须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这一思路同样在《意见》得到体现。无论是“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抑或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都反映出新一届政府打破现有格局、强力推动金融改革的意愿。
除了上述三大政策导向之外，《意见》还给人不少耳目一新之感。其一是提法新。例如“加大对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服务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实施企业兼并重组”、“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等，这些提法在以往的文件中都不多见。其二是做法新。在各条指导意见之后，一并列明了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这在国务院发文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显示出新一届政府落实各项意见的坚定决心。
整体来看，《意见》以金融业为抓手，以“调结构”和“促转型”为目的，详细地阐述了金融支持经济的具体路径，可以视为金融业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纲领”。对银行业而言，以下三点必须引起重视：一是必须接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政策维持稳健的现实，不能再指望大规模的开闸放水；二是必须将业务发展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机会；三是必须做好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金融格局变化。 经济转型对金融改革的要求
经济转型的一项内在要求是，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瑞士信贷关于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是，所有发达国家消费在全球的占比都将下降，而美国的消费占比将从2007年的30%下降到2020年的20%。相比较，中国的消费占比则将从5.3%增加到21%。可见，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将这种消费增长潜力激发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国内的消费需求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其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中国的公共服务和个性化消费品的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政府正致力于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较，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增加低端消费需求，但是中高等收入阶层对个性化和人性化消费服务的需求却仍然受到供给能力不足和作为服务消费补足品的闲暇时间不足的限制。
这里需要的是生产体系的转换，即从大规模、标准化和相对简单的生产体系，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否从政府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金融转型要求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就成为经济和金融转型的核心任务。
党的十八大在阐述“中国梦”之“金融梦”时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并通过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首先，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这里面包括调控的目标、调控的工具和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其次，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是在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得来。再次，加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这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加以体现。最后，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以及跟国家发展规划的配合。他表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防范各类潜在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做到：
一、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调控的有效性。二、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解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问题的体制机制；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三、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积极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四、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准性。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注重提高资本市场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有序提升个人资本项目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和信贷等的可兑换便利化程度，在有管理的前提下推进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兑换。六、完善金融监管。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提升金融业稳健性标准；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七、推进创新，扩大开放。实践表明，金融创新需求往往是国际竞争和对外开放所促成的。主动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把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周小川指出，在规范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探索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稳妥有序推进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路径，建立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进一步拓展双边货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发展；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更好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继续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和有条件的各类企业“走出去”。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高级宏观分析师，世界经济博士）
2013年棋至中局，我国经济的下行趋势愈发明显。7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6月份制造业PMI已经降至50.1%，是近9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是历史同期的最低水平。且同日公布的汇丰制造业PMI也回落至48.2%。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景气度出现了一致性的下降。
实际上，自从二季度以来，越来越多的指标已经明显指向经济下滑。一季度时曾经引发市场热议的三大背离，即M2与经济增速、CPI与PPI以及人民币汇率与基本面，同两个PMI指标一样，发展趋势开始趋同。
5月份M2同比增速为15.8%，比4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而4月份16.1%的同比增速是2011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值。在高层表态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之后，贷款增速开始放缓，加之外汇占款增长速度的回落，5月份的M2增速终于开始掉头向下，同以工业增加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速表现出一致的趋势。一季度曾经甚嚣尘上的“M2高企为何没有带动GDP回升”的讨论终于有所降温。
5月份CPI同比增速为2.1%，比上个月回落0.3个百分点；PPI同比增速为-2.87%，降幅继续扩大。5月份CPI与PPI也表现出趋势一致性。PPI的连续下降，主要反映的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与部分工业品的产能过剩，而CPI的回落虽然主要由食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下降所致，但经济增速的放缓也限制了物价的涨幅。两者趋势的一致，同样能够反映出宏观经济的不景气。
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连续刷新历史高点之后，终于在6月初开始显现出疲态，人民币汇率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之间的背离也开始弥合。当然，人民币兑美元的这一轮升值，同国际市场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热钱涌入有直接关系，而随着美联储退出QE的预期升温，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面尤其是出口的走弱，人民币出现贬值应为题中之义。
总体来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势必会在一季度7.7%的基础上继续下探，可能会落在7.5%附近，接近年初制定的目标值。现在再回看去年四季度7.9%的同比增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技术反弹，昙花一现过后，仍然会落入7%-8%的常态区间。
转型升级依赖金融抓手
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接近决策层的心理底线，下一步政策走向已经成为坊间热议焦点。而上周以来，“李克强经济学”（Liknomics）的提法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关注。从新总理上任近半年来的行事风格来看，以其名字作为标签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不会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二是去杠杆化，尤其是金融业的去杠杆，三是以政府放权让利推动经济结构改革，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边界。
可以看出，新总理并没有萧规曹随，而是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行。如果按照这种脉络来推定，则这一时点上政策放松的可能性会非常小。通过冷却经济来迫使之前过度扩张的企业来去产能、去杠杆，进而实现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主基调。
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导向逐渐清晰。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可被视为李总理施政纲领的集中体现。
《意见》总共十条，因此也被称为“金融十条”。第一条，“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设定了政策环境，第二条至第六条具体阐述资金应重点支持哪些方面，第七条至第十条则从进行制度支持和风险防范方面展开。从《意见》中，大致可以窥见本届政府的政策导向。
首先，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意见》开宗明义，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这一表述同此前李总理反复强调的“目前我国经济仍位于较高增速区间”相呼应。尽管一季度GDP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7.9%回落至7.7%，二季度可能继续放缓，但并未击破政府的心理防线。《意见》的第一条明确提出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会继续下降，政府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
其次，政策重心逐渐向“调结构”和“促转型”倾斜。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由来已久，新一届政府宁愿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也要争取在结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而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必须以“金融业”为抓手。只有将资金资源配置到符合经济规律、亟待转型升级的领域中去，配置到具有经济效率、能够创造就业的企业中去，才能提高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率，并藉此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
最后，改革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李总理此前就已经强调过，“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必须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这一思路同样在《意见》得到体现。无论是“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抑或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都反映出新一届政府打破现有格局、强力推动金融改革的意愿。
除了上述三大政策导向之外，《意见》还给人不少耳目一新之感。其一是提法新。例如“加大对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服务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对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要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等方式，实施企业兼并重组”、“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等，这些提法在以往的文件中都不多见。其二是做法新。在各条指导意见之后，一并列明了牵头部门和参与部门，这在国务院发文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显示出新一届政府落实各项意见的坚定决心。
整体来看，《意见》以金融业为抓手，以“调结构”和“促转型”为目的，详细地阐述了金融支持经济的具体路径，可以视为金融业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纲领”。对银行业而言，以下三点必须引起重视：一是必须接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政策维持稳健的现实，不能再指望大规模的开闸放水；二是必须将业务发展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新的机会；三是必须做好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金融格局变化。 经济转型对金融改革的要求
经济转型的一项内在要求是，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瑞士信贷关于全球消费增长的预测是，所有发达国家消费在全球的占比都将下降，而美国的消费占比将从2007年的30%下降到2020年的20%。相比较，中国的消费占比则将从5.3%增加到21%。可见，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将这种消费增长潜力激发成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动力。
未来国内的消费需求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其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趋势。中国的公共服务和个性化消费品的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政府正致力于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较，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有助于增加低端消费需求，但是中高等收入阶层对个性化和人性化消费服务的需求却仍然受到供给能力不足和作为服务消费补足品的闲暇时间不足的限制。
这里需要的是生产体系的转换，即从大规模、标准化和相对简单的生产体系，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这种生产体系的转换和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否从政府行政主导型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模式。由于资金是稀缺的社会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市场化就成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核心。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金融转型要求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就成为经济和金融转型的核心任务。
党的十八大在阐述“中国梦”之“金融梦”时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并通过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首先，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这里面包括调控的目标、调控的工具和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其次，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是在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得来。再次，加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这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加以体现。最后，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以及跟国家发展规划的配合。他表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防范各类潜在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做到：
一、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调控的有效性。二、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解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问题的体制机制；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三、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积极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四、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准性。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注重提高资本市场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有序提升个人资本项目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和信贷等的可兑换便利化程度，在有管理的前提下推进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兑换。六、完善金融监管。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提升金融业稳健性标准；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七、推进创新，扩大开放。实践表明，金融创新需求往往是国际竞争和对外开放所促成的。主动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趋势，加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把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周小川指出，在规范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探索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稳妥有序推进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路径，建立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进一步拓展双边货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发展；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更好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继续运用外汇储备支持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和有条件的各类企业“走出去”。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高级宏观分析师，世界经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