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晚清以来，长江沿江区域城市带的形成和发展在沿江城市群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对民国以后乃至现代中国城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不平等条约使沿江一些城市被迫开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在客观上又成为这些城市现代化的起点。
【关键词】长江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城市现代化；承先启后
1 长江“黄金水道”的意义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及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江两岸产生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作为人口、资源、信息的集约点，分别充当了不同地域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重镇或经济、文化中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清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沿江城市在从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角色中得到了相应得转化，经济上更加凸显出其独特的开发和发展优势。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天然河道相比。“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已经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1。清代中叶我国内河航运里程己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1万公里。己基本达到近代的规模2。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河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的流通渠道。并因此而具有“黄金水道”之称。这条“黄金水道”同时成为了联系沿江城市的重要枢纽。
2 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沿江城市是中国近代化先行地区。多是走的依托长江、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轮船航运业的开拓是近代沿江城市兴盛的前提；开埠通商则是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的契机，它淡化了沿江城市“城”的功能，增强了“市”的功能。可以这样说，长江沿江城市引导和制约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沿江城市的发展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作为沿江区域内经济、文化中心的沿江城市是首先在近代中国接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先驱。
政治上 明清几百年，不同政权所建立的都城（北京是原有的首都）几乎都在长江沿江。镇江、安庆、武汉在一定时期内作过苏、皖、鄂的省会。长江上游的重庆自古就是川东的军事政治中心。清初，四川总督曾一度移驻于此，称重庆府，建重庆镇，置总兵署，又设分巡川东道署。“直到1913年袁世凯政权改重庆府为巴县，1921年11月后，重庆先后设商埠督办、市政公所；商埠督办公暑。1927年成立市政厅。1929年分巴县城区正式设立重庆市，成立市政府。”3。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另外，仅在辛亥革命中，沿江城市互为呼应、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凸现得非常明显，其酝酿在上海，领导总部在上海，起事在武昌，经济来源在上海，建都在南京，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经济上 大部分沿江城市因得长江之利，具有商业贸易的天然优势，开埠和通商使商品流通规模扩大，沿江城市群也逐步形成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了长江经济区域的城市带。城市扩散效应得以发挥，带动了周边城市或各自临近区域的经济发展。开埠通商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19世纪50年代上海外贸超过了广州，使之外贸独步一帜。“这个口岸辟埠通商的效果立刻显露，并且还一年比一年显著。上海的出口比重原占七分之一（1846年），很快就增长到三分之一（1851年），而在今后的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4。武汉、重庆则分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晚清依据条约开辟的77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流域占14个；近代中国设立的海关主要有46个，长江流域就占16个，其中12个设在沿江城市5。长江上游的重庆是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重庆已是一个人口较多且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方向发展的聚集点，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6。19世纪90年代以后，重庆的正式开埠和川江轮船的开辟则为国内外资本与商品涌入四川、重庆创造了条件。自此，四川、重庆进出口商品急剧增加，扶摇直上，1891—1930年40年间增长了24.7倍，输入物资以棉纱、棉布、棉花、五金器材等为大宗（其中国货约占70％），输出货物则以生丝、桐油、猪鬃、药材、食盐为大宗。外贸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四川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条件7。
被称为“九省通衢” 的武汉，早在明清之际已经跻身“天下四大镇”之列，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开埠通商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武汉近代交通、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械和原料。“汉口自开埠后，即显示出作为华中乃至中国西南各省农产品总汇市场的巨大优势，… …由于土货出口额甚巨，直到1900年前，汉口对外贸易有巨额的出超”8。甲午后，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汉口的进口商品中又大大增加了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引进。“1895年，汉口进口原材料价值1302668关两，占同年进口总值的6.8％。1905年该项进口值更增至20120508关两，占进口总值的38.6％。生产工具的进口也显著递增，1895年进口值为584340关两，1905年升至1854455关两”9。
因此，总的来说，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不论是在引进西方机器、制造机器等方面、贸易方面、工业方面、金融方面都名列全国前茅。据史料统计，直到抗日战争前，长江城市这三个行业的产值在关内地区占将近一半；在金融方面，沿江城市是中国金融活动最为频繁、金融实力最强的地区。到1936年，全国有本国资本的银行164家，其中总行设立在沿江城市的有72家，占43.9%。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是外资在华银行的集中地，也是本国资本银行最集中的地方，汉口是长江中游和中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重庆则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镇江、芜湖、九江、沙市则起着金融中转站的作用10。
输入西方文化方面 在输入西方文化方面，沿江城市在全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前，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遭到中国几代人有效的抵制，但战后的几十年，一些西方的文明成果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传播，并辐射到内地城市，直接引起城市思想文化的变革。“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11。开埠通商后，沿江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展示了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物质文明方面，上海租界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西式建筑和街道，50年代出现西式商店，60年代出现煤气灯，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照明就进入了电灯时代。饮水方面，1872年，上海英美租界建成了第一座小型水厂“沙漏水行”。汉口自来水使用较晚，1906年也出现了由华商创办的“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有线电报电话也很早在上海租界使用，几乎与西方的大城市同步。西方物质文明的体现是多方面的，这些都随西人的足迹所至而广泛传播于长江的沿江城市，并成为逐步向内地城市传播的先导。
制度文明方面，上海自1845年英租界辟设后，便有了近代城市管理制度，诸如市政规划、道路要求、消防要求、治安管理等，这在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均有明确表述。早期的制度不仅只是在上海，在汉口的英租界也有《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则》。
精神文明方面，近代西书的翻译，绝大部分由上海承担，汉口、重庆等地在销售、散发方面做过很多努力。译书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多由上海出版。晚清出版的中外文报刊1889种，其中638中由长江沿江城市出版，占33.8%。晚清时期，上海不仅是长江沿江城市翻译西书中心，也是整个中国翻译西书中心和最大的基地。上海之外，南京、汉口也出版过少量西书，1897年，张之洞就曾经委派陈庆年为湖北译局总办，翻译了《格致学丛编》、《化学全书》等作为学校教材12。
3 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开放性是实现城市功能的基本前提，尤其是作为一定地域内经济、文化中心的近代城市更是如此。而开埠通商，给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促进了近代沿江城市的发展和有机联系，形成了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休戚相关、联系密切的沿江城市带。而这些城市的崛起又为推进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方面，沿江城市从开埠到崛起，虽然没有能从本质上改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但是聚集在这些城市中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却产生出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类型，延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直到后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武汉等城市仍然在中国城市中居于龙头老大的地位。1912年以后，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且可以与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全国的新式工业集中于上海，大规模的工厂不下250家，资本总额达3亿元，产业工人达30万人。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十分迅速，1922年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棉纺织业中心。另外，武汉的面粉工业，历史虽短，但在民国初年颇有发展，还有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公司，均为中国规模甚大的重工业企业13。上游的重庆直至今天更是对四川甚至西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城市的开埠通商又暂时让晚清政府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更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能在这种较易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氛围里酝酿革命的火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沿江城市的崛起促进了城市口岸的物流和人流，刺激了城市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带动了周边其它城镇的繁荣。吸引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致使城市人口增多、范围扩大、设施改进、功能增强。沿江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又使一些原有的城市从单一的行政功能发展成为经济功能与行政功能相并存，且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城市，城市的类型相应得到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到当时，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沿江城市在辛亥革命中的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就表现得尤为突出，领导总部在上海，起事在武昌，经济来源在上海，建都在南京。直至今天，沿江城市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仍然有目共睹。
4 结语
沿江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承先启后之地位和作用，对民国以后乃至现代中国城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代城市虽然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却是一种畸形发展。这些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由于其发展动力、分布格局等方面和中国内陆大多数城市不同，因而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整体上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对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甚至对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檀：《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史学月刊》2004年8月。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3]陈建明：《重庆市基层行政管理》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387页。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页。
[5]具体参见张洪详《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附表三、四、五，第321至329页。
[6]参见隗灜涛《试论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4-7页。
[7]凌耀伦：《重庆近代工业发展述略》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01-102页。
[8]《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第37页，转引自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61页。
[9]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9页。
[10]参见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0、41页。
[11]田光：《上海之今昔感》，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转引自熊月之《上海城市精神：从历史到今天》载于《城市管理》2003年第2期第13页。
[12]参见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670--681页。
[13]转引自张宪文、田玄：《辛亥革命: 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关键词】长江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城市现代化；承先启后
1 长江“黄金水道”的意义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及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江两岸产生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作为人口、资源、信息的集约点，分别充当了不同地域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重镇或经济、文化中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清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沿江城市在从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角色中得到了相应得转化，经济上更加凸显出其独特的开发和发展优势。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天然河道相比。“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已经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1。清代中叶我国内河航运里程己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1万公里。己基本达到近代的规模2。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河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的流通渠道。并因此而具有“黄金水道”之称。这条“黄金水道”同时成为了联系沿江城市的重要枢纽。
2 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沿江城市是中国近代化先行地区。多是走的依托长江、背倚腹地、发挥地理优势，由商业化而工业化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轮船航运业的开拓是近代沿江城市兴盛的前提；开埠通商则是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的契机，它淡化了沿江城市“城”的功能，增强了“市”的功能。可以这样说，长江沿江城市引导和制约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沿江城市的发展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作为沿江区域内经济、文化中心的沿江城市是首先在近代中国接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先驱。
政治上 明清几百年，不同政权所建立的都城（北京是原有的首都）几乎都在长江沿江。镇江、安庆、武汉在一定时期内作过苏、皖、鄂的省会。长江上游的重庆自古就是川东的军事政治中心。清初，四川总督曾一度移驻于此，称重庆府，建重庆镇，置总兵署，又设分巡川东道署。“直到1913年袁世凯政权改重庆府为巴县，1921年11月后，重庆先后设商埠督办、市政公所；商埠督办公暑。1927年成立市政厅。1929年分巴县城区正式设立重庆市，成立市政府。”3。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政治军事地位。另外，仅在辛亥革命中，沿江城市互为呼应、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凸现得非常明显，其酝酿在上海，领导总部在上海，起事在武昌，经济来源在上海，建都在南京，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经济上 大部分沿江城市因得长江之利，具有商业贸易的天然优势，开埠和通商使商品流通规模扩大，沿江城市群也逐步形成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了长江经济区域的城市带。城市扩散效应得以发挥，带动了周边城市或各自临近区域的经济发展。开埠通商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19世纪50年代上海外贸超过了广州，使之外贸独步一帜。“这个口岸辟埠通商的效果立刻显露，并且还一年比一年显著。上海的出口比重原占七分之一（1846年），很快就增长到三分之一（1851年），而在今后的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4。武汉、重庆则分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晚清依据条约开辟的77个通商口岸中，长江流域占14个；近代中国设立的海关主要有46个，长江流域就占16个，其中12个设在沿江城市5。长江上游的重庆是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重庆已是一个人口较多且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方向发展的聚集点，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6。19世纪90年代以后，重庆的正式开埠和川江轮船的开辟则为国内外资本与商品涌入四川、重庆创造了条件。自此，四川、重庆进出口商品急剧增加，扶摇直上，1891—1930年40年间增长了24.7倍，输入物资以棉纱、棉布、棉花、五金器材等为大宗（其中国货约占70％），输出货物则以生丝、桐油、猪鬃、药材、食盐为大宗。外贸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四川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市场、资金和技术条件7。
被称为“九省通衢” 的武汉，早在明清之际已经跻身“天下四大镇”之列，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开埠通商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武汉近代交通、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械和原料。“汉口自开埠后，即显示出作为华中乃至中国西南各省农产品总汇市场的巨大优势，… …由于土货出口额甚巨，直到1900年前，汉口对外贸易有巨额的出超”8。甲午后，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汉口的进口商品中又大大增加了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引进。“1895年，汉口进口原材料价值1302668关两，占同年进口总值的6.8％。1905年该项进口值更增至20120508关两，占进口总值的38.6％。生产工具的进口也显著递增，1895年进口值为584340关两，1905年升至1854455关两”9。
因此，总的来说，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不论是在引进西方机器、制造机器等方面、贸易方面、工业方面、金融方面都名列全国前茅。据史料统计，直到抗日战争前，长江城市这三个行业的产值在关内地区占将近一半；在金融方面，沿江城市是中国金融活动最为频繁、金融实力最强的地区。到1936年，全国有本国资本的银行164家，其中总行设立在沿江城市的有72家，占43.9%。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是外资在华银行的集中地，也是本国资本银行最集中的地方，汉口是长江中游和中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重庆则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镇江、芜湖、九江、沙市则起着金融中转站的作用10。
输入西方文化方面 在输入西方文化方面，沿江城市在全国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前，西方的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传入中国，遭到中国几代人有效的抵制，但战后的几十年，一些西方的文明成果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传播，并辐射到内地城市，直接引起城市思想文化的变革。“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11。开埠通商后，沿江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展示了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物质文明方面，上海租界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西式建筑和街道，50年代出现西式商店，60年代出现煤气灯，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照明就进入了电灯时代。饮水方面，1872年，上海英美租界建成了第一座小型水厂“沙漏水行”。汉口自来水使用较晚，1906年也出现了由华商创办的“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有线电报电话也很早在上海租界使用，几乎与西方的大城市同步。西方物质文明的体现是多方面的，这些都随西人的足迹所至而广泛传播于长江的沿江城市，并成为逐步向内地城市传播的先导。
制度文明方面，上海自1845年英租界辟设后，便有了近代城市管理制度，诸如市政规划、道路要求、消防要求、治安管理等，这在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中均有明确表述。早期的制度不仅只是在上海，在汉口的英租界也有《工部局市政章程警察附则》。
精神文明方面，近代西书的翻译，绝大部分由上海承担，汉口、重庆等地在销售、散发方面做过很多努力。译书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多由上海出版。晚清出版的中外文报刊1889种，其中638中由长江沿江城市出版，占33.8%。晚清时期，上海不仅是长江沿江城市翻译西书中心，也是整个中国翻译西书中心和最大的基地。上海之外，南京、汉口也出版过少量西书，1897年，张之洞就曾经委派陈庆年为湖北译局总办，翻译了《格致学丛编》、《化学全书》等作为学校教材12。
3 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开放性是实现城市功能的基本前提，尤其是作为一定地域内经济、文化中心的近代城市更是如此。而开埠通商，给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迅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促进了近代沿江城市的发展和有机联系，形成了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休戚相关、联系密切的沿江城市带。而这些城市的崛起又为推进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方面，沿江城市从开埠到崛起，虽然没有能从本质上改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但是聚集在这些城市中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却产生出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类型，延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直到后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武汉等城市仍然在中国城市中居于龙头老大的地位。1912年以后，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且可以与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全国的新式工业集中于上海，大规模的工厂不下250家，资本总额达3亿元，产业工人达30万人。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十分迅速，1922年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棉纺织业中心。另外，武汉的面粉工业，历史虽短，但在民国初年颇有发展，还有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公司，均为中国规模甚大的重工业企业13。上游的重庆直至今天更是对四川甚至西部地区的经济辐射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城市的开埠通商又暂时让晚清政府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更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能在这种较易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氛围里酝酿革命的火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沿江城市的崛起促进了城市口岸的物流和人流，刺激了城市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带动了周边其它城镇的繁荣。吸引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致使城市人口增多、范围扩大、设施改进、功能增强。沿江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又使一些原有的城市从单一的行政功能发展成为经济功能与行政功能相并存，且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城市，城市的类型相应得到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到当时，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沿江城市在辛亥革命中的相互呼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就表现得尤为突出，领导总部在上海，起事在武昌，经济来源在上海，建都在南京。直至今天，沿江城市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仍然有目共睹。
4 结语
沿江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承先启后之地位和作用，对民国以后乃至现代中国城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代城市虽然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起点，却是一种畸形发展。这些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发源地，由于其发展动力、分布格局等方面和中国内陆大多数城市不同，因而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在整体上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对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甚至对今天中国城市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檀：《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史学月刊》2004年8月。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3]陈建明：《重庆市基层行政管理》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387页。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页。
[5]具体参见张洪详《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附表三、四、五，第321至329页。
[6]参见隗灜涛《试论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4-7页。
[7]凌耀伦：《重庆近代工业发展述略》载《重庆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01-102页。
[8]《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第37页，转引自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61页。
[9]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9页。
[10]参见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0、41页。
[11]田光：《上海之今昔感》，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转引自熊月之《上海城市精神：从历史到今天》载于《城市管理》2003年第2期第13页。
[12]参见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670--681页。
[13]转引自张宪文、田玄：《辛亥革命: 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