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森其人

　　刘震云把他最稀罕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舞台剧改编交付给了牟森。这两位的强强组合，让这部戏备受期待。不只因为小说好，但改编难度大，也因为它被认为是牟森离开戏剧舞台二十年后的回归之作。
　　牟森是谁？论活跃度和当下的影响力，作为戏剧导演的牟森确实在大众视野中缺少些存在感。尤其对于80、90后的观众而言，在他们尚未成年之时，牟森已经历了他的创作巅峰，随后便隐退了。
　　但牟森绝对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中国实验戏剧的开拓者，在上世纪80、90年代，他的作品都极前卫、具有突破性。把“先锋话剧”带火了的孟京辉，最早参与戏剧的记录就是在牟森的戏里做演员。
　　1993年的《彼岸》可以说是现象级作品。它来自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主持的一个演员实验训练班，三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训练了5个月，《彼岸》做为结业剧目。它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排练室里连演了7天，当时，京城艺术圈的人几乎都来了，极轰动。戏里，学生们在交织的绳子中间挣扎、攀爬，一边喊着：“现在有一条河，而不是一根绳子，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渡过这条河，到达彼岸！”张楚看完后，弹吉它给演员们演唱他的名作《姐姐》。崔健也深受触动，特别为此写了一首歌，就叫《彼岸》。戏剧排练、演出的过程被记录在了同名记录片《彼岸》里，这是牟森那段辉煌时期极为稀少而珍贵的影像记录。
　　牟森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就对戏剧着迷。八十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年代，院团多、剧作家多、导演多、演出多，牟森几乎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剧院。1984年，牟森排了他的第一部戏《课堂作文》，是中文系80级的毕业演出，在学校食堂兼礼堂里上演。后来原著作者、西德剧作家埃尔文·魏克德收到他们的剧照和信深受感动，给他们回了信。这次经历让牟森认识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魏克德的来信更鼓舞了他。
　　大学毕业，牟森去西藏话剧团工作了一年，之后回来成了北漂。1987年，他创建蛙实验剧团，排演尤奈斯库的《犀牛》、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奥尼尔的《大神布朗》。纪录片《流浪北京》中记录下了牟森那时的生活状态：留着圆寸，戴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眼神里有一种不服气，用北京话说，挺“葛”的，同时言语中也流露出不安。他与艺术家张大力蜗居在一起，当时漂在城市里没有稳定工作的人被称作“盲流”，牟森就是个盲流导演。
　　镜头前，牟森笃定地说：“我没想过我不干戏剧干别的会怎么样，有一个小说叫《你别无选择》，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我曾经给自己看清了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死，自杀，但我承认我做不到;第二就是混，但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法往下混，这混甚至包括结婚生孩子过日常生活，我肯定做不到;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那我就喜欢戏剧。”
　　

牟森

曾经的戏剧导演，现任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主任，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创意媒体“剧集”方向和空间设计与叙事工程“巨钩”方向硕士生导师。近年来，致力于“重构”中国近代史“进程”和“变迁”的叙事工程，在空间方向和时间方向同时开展新创作品类“巨构”和“剧集”。参与项目有2010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叙事总导演）、2013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开幕演出《上海奥德赛》（总叙事）、2016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终端站作品《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总叙事）和九零后家庭编年史剧集项目《天堂所允许的一切》（2016，总叙事）。

　　1994年，牟森走上了世界舞台。他为首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排演的委约作品《零档案》首演即引起轰动，之后差不多接到了当年全世界所有重要艺术节的邀请，并进行了世界巡演。
　　戏里，“工人拉下焊接面罩，抓起粗粗的铁枝，一根一根地焊到铁板上。一张工作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电线零件等杂物和一台老式录音机，长台后站着一位男子，持续地叙述。诗歌从录音机中不停地传出。又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沉默不语，她的目光冷静而尖锐。观众身后的放映机放着无声的影片，一个婴儿正在接受心脏手术。
　　最后一场是爱情戏。年轻的女子带着一篮子苹果和西红柿上台了，它们被插到布满舞台的铁枝上，好似一个奇怪的花园。舞台右边的鼓风机呼呼地怒号。突然，年轻女子尖叫起来，在金属和苹果组成的密林中，焊接工人和讲故事的男子疯狂地猛冲，扯下苹果和西红柿，在工作台上碾碎，砸在旋转的扇叶上，果汁四处飞溅。年轻女子返回，向台上扔成堆的苹果，演出在愤怒和疯狂中结束。”
　　这样的表演即使在当下也是震撼和前卫的。

命運的礼物

　　然而，1998年后，牟森却悄然隐退了。
　　问他原因，他说，很简单，“就是觉得不能超越自己。那时太年轻，1994、1995年时机遇特别好，邀约特别多，我不知道省力气，最多时差不多2年排5个戏。那时戏叫作品，作品跟产品是有区别的。产品要保证它品质的稳定I生，有稳定的受众，不能随便变的。可是作品不一样，一重复自己就难受得要死。从《彼岸》到《零档案》、《与艾滋有关》，到1995年的《红鲱鱼》等，每一部戏都在往前走。可到了1996年就觉得吃力了，不能一个比一个好，就觉得不舒服。”
　　到2018年，正好二十年。其实牟森并没有完全和戏剧隔绝。2002年他还受林兆华邀请到人艺出任了剧目总监。2003年非典期间，他又为广州话剧团排了一部抗击非典的主旋律作品《最高利益》。戏剧之外，他则花了十年时间研读历史。“我40岁的时候有了巨大的困惑。比如对于本人所属的种族、社会，有了很多困惑，自己就要去解决，就读史，十多年后就没有困惑了。”2007年，他给南方都市报写历史专栏，叫“刀兵记录”，讲二十四史里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600字，写了10个月，“有时为了赶‘deadline’写得直胃疼，但是收获特别大。” 　　对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牟森有个“命运的礼物”之说，什么意思呢？“当你做一件事，你得到了应得的结果，可是，你意外地、额外地又得到了一个东西，这被我称为命运的礼物。”比如，1998年底，他为上海通用拍了一部企业宣传片，一次从上海飞北京，因北京下雪飞机延误了，他就在机场书店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两大本哈佛MBA经典案例，“这种书原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就因为我在拍那个大工业生产，飞机延误，我停留在机场没事干，就读进去了，觉得比小说还好看。这一定是命运的礼物。”后来牟森在互联网大热的时候，认真地做过一段网站CEO，手底下管着30多个人。
　　命运的礼物一次次带给他惊喜，比如他近几年专注做的“叙事工程”。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2013年在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上做了《上海奥德赛》大型装置叙事项目，2014年，他成为了中國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的教授。

“杀心”落

　　要说到做《一句顶一万句》这个事，一半是礼物，一半则出于情义。牟森与刘震云认识了二十多年，管他叫哥。1990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发表后，牟森一口气读完，很是喜欢。1995年，他就带着由此排演的作品《黄花》参加了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可是，牟森自己对戏并不满意，觉得辜负了刘震云的信任，心怀愧疚。2009年，《一句顶一万句》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连载时，牟森追着读完的。之后，他在博客里写下了八个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牟森把《一句顶一万句》称为“一部超级中国社会史诗”，“它的发生地在河南和山西，可是对于我，我母亲那边、我父亲这边也是一模一样，小说在人物、事情上都超越了河南，它写的是中国最大多数人遇到的事情，是百姓的精神生;舌。”
　　他有把它搬上舞台的心思，但一直没实现，“是一次错过吧。”有一次，和鼓楼西剧场的经理李羊朵聊起合作，她无意中提到拥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剧版权，这时所有机缘就都勾连了起来。“就我来做吧！”牟森终于如了愿。
　　小说是真好，但体量庞大，人物就有上百个，改编难度特别大。剧本构思了一年多，牟森最后提炼出了“获救”的主题。“两个‘杀人犯’。拔刀。掖刀。《一句顶一万句》呈现的价值观，超越了文学，超越了戏剧。吴摩西和牛爱国，他们将刀掖回去的同时，他们就获救了。”为了对河南有更感性的认知，牟森两次亲赴小说的发生地、刘震云的故乡延津。而且，演员也全是他从河南招募来的，他们中有豫剧演员、电台主播、戏校学生，都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一个创作了众多实验性作品的导演，二十年后导一出现实题材的大戏，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倍感压力吧？牟森毫无犹豫：“一点儿没有。”这时的他已年过50，待人十分谦和，记者走进排练厅，他马上从座位上起身过来招呼。他会照顾身边每个人的感受，当提出是否可以让他和几位主演拍合照时，他答，所有人都是主演，拍就要一起拍。《流浪北京》里盲流青年的桀骜气质在他身上消失了，代之以温润。问他，“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了吗？”，牟森坦陈：“变化巨大。四十岁前我以自我为中心，以世界为半径画圆。四十岁后我以世界为中心，以自我为半径画圆。以前脾气不好，还是有‘杀心’，四十岁以后就没有怨了。”

牟森延津行记：中原是一种态度

　　我去年3月18号进的延津，说起来正好一年了。第一次我带着我的两个研究生，第二次是去年5月，和李羊朵、作曲、舞台设计等一大队人马又走了一遍。3月17号中午，我开车从杭州出发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河南，从商丘入河南境，夜里，穿越一个又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村庄，十分寂静，也很寂寞。有的餐馆可能已经打烊了，但灯还在，还看到了小卡拉OK之类的店。这一下就唤起了我对小说的记忆，过去的人都要靠走路的，从一个地儿走到另一个地儿，一旦有了不顺心的事，杀心就起了，拔刀就要去杀人。然后，又因为一个什么事，杀心就落了，把刀掖起来了。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主要讲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延津。一路走在县道上，能真切地感受到地气，特别好。在一个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地方，黄河古道旁边，我们停下来吃了羊杂汤，当时，碰到一对夫妇带着一个闺女，爸爸名叫陈守良，完全就像是《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因为在小说里，人名和地名是重要特点，里面不断地出现各种人名，各种地名，各种职业，描绘的是百姓百业。而且，那个羊汤馆都是自己杀羊，我就感觉已经走进了《一句顶一万句》的世界里。
　　大概中午就到了延津，那是小说的起点。我就像朝圣一样，进延津界时有块牌子，我还特意下车拍了一张照。延津县城里竟然很有秩序，这出乎我的意料。就像小说里写的，原来延津真是有延津渡的，以前大概在黄河的南边，现在它变到了北边，后来黄河改道了，来回都要过黄河大桥。延津的李县长是震云哥的朋友，因为小说里也写到好几任延津的县长，我肯定要去拜见一下，见到他我说，终于见到一个真的了！我们还去到了震云哥的家乡，见到了他的妈妈、妹妹，他妹妹特别豪放，请我们喝酒。
　　之后，我们继续从延津往北行，穿过了太行山，到了山西沁源县，小说里曹青娥被拐卖到了那里，它南面是沁水，它以一条河流命名的。这是出延津记的路线。我觉得震云哥的写作，一定是做足了准备，比如曹青娥被拐卖到的曹家庄和被嫁到的牛家庄真的存在，我还真去了。
　　后来，我还到了郑州，先去了火车站，就是吴摩西扛着大包，看见老高和吴香香吃白薯的地方。虽然现在的火车站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了，但是没关系，我就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就有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去河南，没想到是来自这个缘分。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连晓东带我去拜访了一些人，比如豫剧表演艺术家赵吟秋老师，她在戏里演老年曹青娥，听赵老师唱现代戏的感觉很特别。连晓东还做了一个戏剧声音博物馆，他也帮我介绍了很多演员。
　　那次进出延津，大概9天，走了3000多公里，让我一下子对《一句顶一万句》的感受就不仅仅来自书里的故事了。闭上眼睛我就想起来，以前的人要走过太行山，怎么也得花上3个月到半年才行，很感慨。还会想到牛爱国，他在沁源那样一个非常小的县城里生活，老婆跟人家偷情了，他必须得出去找。
　　河南人的生存环境太坏了。在东西南北之间，它是一个交通要冲处，只要有战争，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键是黄河，它带来的只有坏处。还有太行山的阻断隔绝，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真的会走投无路。我过太行山时，一进山里导航就失灵了，提示说这是无数据路段。我马上就想起了过去人的难。还记得讲项羽的故事里有一句：行至乌江，走投无路。对汉语里“投”这个字，我感慨了半天，因为文明的标志就是交通和通讯。我经历过前互联网时代，真要尝过走投无路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味。所以河南人特别苦，面对这些苦，他们就特别顽强。因此，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特别强大，它是一部超级的中国社会史诗。
　　我去年3月时问震云哥，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中原是什么？他一点没想就说，中原是一种态度。咱们知道在地理上、历史上，逐鹿中原也好，饥荒也好，或者黄河改道带来的自然灾害也好，中原都是苦难深重的。在震云哥的小说《温故1942》里，老张临死前，他想起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饿死的，他觉得：“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我值了！”这就是精神生活，中原人有一种豪气在。

对话

Q=《北京青年》周刊 A=牟森

Q：小说的主旨是人与人之间有话说、“说的着”。对此你有体会吗？

　　A：其实我是一个一直生活在江湖层面的人，我是基本上没怎么在单位里待过，交往的朋友不是同学、同乡、同事，而且朋友特别多，哪里都有说的着的人。但肯定也有说不着的人，说不着就不来往。我又有一个嗜好，爱饮酒，有时候喝一杯就说得着了。当年读库的主编老六，他在西祠胡同上面弄了一个“饭局通知”，都是一帮70后的人，发明了—个词“一朋”，就是一生一世的朋友，跟同学同乡同血缘都没有关系，所以感谢这个互联网，天天在论坛上轮转吵架，完了底下吃饭喝酒，就成了一朋。
　　但是说到杀心起，随便一想我都有无数次的杀心起。小说里面，牛爱国要杀好朋友冯文修，因为其中老肖嘴长传闲话，这段太写实了，各种话，经过几张嘴，传着传着最后不就是想杀人嘛。这里讲到杀心起也是一个比方，不是真的就去杀人，我觉得杀心起和落是—种修辞，对于我，《一句顶一万句》特别牛的地方就在于它给出了一种价值观，呈现了一种中国情感结构，这是超越文学也超越戏剧的。在做话剧时，我是有点企图心的，希望能够把这种价值观传递出来，让观众抵达感动。

Q：哪个情节或台词特别打动你？

　　A：年輕的曹青娥和拖拉机手在夜里耕地的那段，那时镇上有了第一辆东方红拖拉机——我这个年龄的人是被其和国刚刚建立的50、60年代时的影像塑造出来的，看到东方红拖拉机，“曹青娥不理侯宝山，侯宝山也不理曹青娥;到了夜里，侯宝山到曹家院后接曹青娥，两人绕到地里，一块用拖拉机犁黑。”两个大灯把田地照得很亮。就觉得这个情景是特别动人的。

Q：改编剧本遇到了哪些难题？

　　A：小说本来结构就非常完美了，语言特别好。但容量大是个问题，又得删又不能影响到故事进行的逻辑。另外，出延津和回延津记如何匹配，不能失调，纠结了—春节。我曾经想把回延津记挪到前面去，前后改了7稿。

Q：传教士老詹在书里比重不大，但在剧里为什么很重要？

　　A：震云自己谈得特别清晰，他说为什么这里面有老詹（传教士）这个人物，一方面是现实，河南特别多的传教士，尤其在更早，民国和以前，延津的天主教堂现在还在。西方是一个人神世界，有宗教信仰，人面对难处、恐惧有一个地方可去。而中国是人人社会，这就有很大的不同，没人说得着话，就会孤独。实际上，老詹作为传教人员是失败的，那么多年就发展了8个人。但他也是一个获救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是不要结果的，而且最后死在了这儿。

Q：为什么一定要用河南演员？

　　A：我认为演员一定要说河南话，因为语言节奏和心理节奏是一致的。如果说普通话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Q：戏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A：戏剧就是个机缘。我不是那种—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停止也特别自然。

Q：机缘对你来说很重要？

　　A：对。像现在我给学生讲一门课程叫“事出有因”，是90后家庭编年史，已经上了几个班了，特别棒。因为我的学生都是90后，发现如果让他们完全硬编故事是很难的——都才20岁左右嘛，但家族史每个人都有，于是就变成了90后家庭编年史。我已经给100个孩子上过课了，每一家的故事都不一样，来自的城市、家庭、家庭成员从事的行业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90后背后也有很多共同的属于社会结构的东西，比如离异家庭多，父亲都经常见不到，因为要去工作、创业之类的。特别有意思，我自己也有很多收获。

Q：除了机缘和情义，你做事还会考虑哪些因素？

　　A：我自己选择做—件事有两个原则，—个是我能做这件事，做不了肯定就不做，另外就是觉得自己有可能把这个事做得不坏，但我不去想能做得多好，因为这由不得自己。比如说喜剧我从来不敢做，觉得喜剧是另外一种天赋及技术系统，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虽然我喜欢看喜剧，但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敬而远之。有把握的事，比如我这几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开发的核心课程，叫叙事工程。叙事工程囊括了所有的具体的媒介，面对三个领域，展场、演场还有映场，映场就是放映、影片。

Q：中国美院在艺术上更先锋吗？

　　A：我不知道。因为我本身是被归堆儿的，我从来没有说自己先锋。所以我一直避免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的新，就是做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比如这一次震云哥说我排戏用了新手段，那是他的期待。我们这次用的手段，全是老的、旧的，古希腊戏剧里面用过的歌队、说书传统里的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还有，不要强调“最”，一“最”就排他了，我们没有资格说最。

Q：杭州很美，给你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什么变化？

　　A：我是比较早睡早起，不熬夜。我在杭州老喝酒，所以一喝酒，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健身，我爱游泳，也买过几次健身卡，平时也去跑步，杭州有10个最佳跑步去处。杭州有一点确实特别好，就是你抬腿出门到处都是景，西湖边散步确实太方便了。比如去登山，有个地方叫十里琅珰，去年重阳节还去爬了十里琅珰。

Q：物质方面什么会给你带来满足感？

　　A：我爱喝酒。我有一个研究生是温州人，她妈妈给我带的温州土烧很好。去年去过雁荡山，那个本地的土烧都很好。我最大的消费是书，虽然现在有电子书，但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喜欢万圣书园，我一周去买两次书，原来做博客日志有一个强迫症就是記书单，每次买的书单都记下来。我前些年给北青报写了很多篇买书记、读书记。

Q：平时你还喜欢做什么？

　　A：看电影、电视剧，看电视剧可以说是当业务来做，是关于叙事的，美剧、日剧、港剧、韩剧我都看。我曾经一天连续看15个小时电视剧，最后就看昏掉了，直接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再看。我觉得中国电视剧是值得尊重的行业，无论是从剧作、导演、演员还是摄影，简直是人才层出不穷，不像戏剧和电影。

Q：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A：读史这个事一直没完。我最想做的事，虽然现在是《一句顶一万句》，我自己一己之愿就是想做个重构历史，比如近代史，就是我对我读到的或感受到的代史的另外一种真实，当然这个真实是带引号的。
　　


　　


　　


　　


　　《一句顶一万句》原是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出版于2009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译有20多种语言，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戏剧版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
　　河南延津人曹青娥，七十八岁时病危。弥留之际，她想起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五岁时，因母亲与人偷情出走，继父吴摩西带她从延津出外寻找。途中，她被人贩子拐卖，几经辗转，落到山西沁源。七十年后，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又因妻子偷情出走，从沁源出外寻找。为完成她的遗愿，牛爱国回到延津，追根溯源至陕西咸阳，解开了吴摩西丢失曹青娥后的命运之谜。
　　为了一句说得着的话，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寻遍中原大地，寻过七十载时光，仿若命中注定的前世今生，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