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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要学科——控制论，已经涉及到各个方面，也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群众路线的实践可以从控制论中得到一些启示。“一切从群众中来”意味着基层机构要发挥传感器功能，搜集和传输信息；“一切到群众中去”则要求基层机构要发挥执行器功能，不失偏颇地执行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启示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建立反馈机制，检测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关键词】控制论；群众路线阐释
控制论是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控制论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思想。当前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下简称“活动”），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系统性，意味着“活动”能够借鉴控制论的科学方法，对“活动”进行科学的评价，增强“活动”的效果。
（1）控制论研究被控对象的控制和通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传播、处理、存储和利用。人控制机器或者计算机控制机器，都是一种双向信息流的过程。有效的控制必然是这样一种双向信息的流动过程，这就是说，一定要有反馈。反馈具有能用过去行为来调整未来行为的性能。
与控制理论相对比，控制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群，是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或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系统观点和方法。控制论的基本思想是要把动物和机器加以比较，发现共同存在着对信息的提取、交换和利用的过程，特别是信息反馈成为动物和机器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共同规律。控制论中的信息与反馈是与“适应”有联系的，反馈也可以是比较高级的，即过去的经验不仅用来调节特定的动作，而且还用来调节行为的全盘策略。信息与反馈是与“学习”有联系的。
控制论强调将一个学科中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概念直接应用到另一个科学领域，促进其发展，而且可以采用“功能类比”的方法得到许多新的启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活动”可以借鉴采用控制论的观点和方法，控制论中的成熟概念如反馈可以直接应用到“活动”中去。控制论追求实现特定的目的，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定目的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群众路线实践是一个学习①的过程，那么就要求对该学习过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有一个反馈机制，反映群众路线学习的情况。通过对实际的学习情况的反馈，调整群众路线学习和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从而更好地矫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模式。
（2）所谓控制是指为了改善系统的性能或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通过对系统输出信号的采集和加工而产生控制信号施加到系统的过程。通常情况下，人们讨论的是可控系统，它包括控制部分和被控对象。控制部分由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组成。传感器用来采集信息，并把它变换到合适的形式，传送到控制器。控制器用来加工信息，产生控制信号，这是控制系统的核心。执行器则将控制器产生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和变换，以此产生控制作用，最终施加到被控对象上。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我党的生命线。对群众路线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控制论进行类比，可以发现，群众路线的内涵中有与控制论中的控制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群众路线符合控制的要求。
控制是为了达到改善系统的性能或者达到特定的目的，群众路线有没有目的？肯定是有的。党执行群众路线，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是为了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设时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抓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一切为了群众”。因此，可以看出，群众路线的执行与控制一样具有相同的追求特定目的的特征。
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活动，需要明确群众路线的的执行主体。群众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主体，而是党的干部、政府官员，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受益对象。从这个层面来看，群众与执行群众路线的主体之间就存在交流沟通的问题，也就是说，干部如何才能了解群众的需求，从控制的意义上说，就是传感器如何工作的问题。针对如何了解群众的需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言论，并且认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 ②党和政府的基础干部，发挥着传感器的作用，负责收集群众的利益诉求的相关信息，并向更高级的机构传输该信息。
可控系统中的传感器可以设定，使之只传递被挑选出来的信息，而实际上，有着传感器功能的基层干部，倾向于传递对其自身有利的信息，尽管中央并没有发出挑选信息的指令。对党和国家来说，只传递被挑选过的信息的传感器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危险也许不会在短时间爆发，但长时间的积累之后的爆发，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治理。因此，控制器要获得全面的有效的信息，就必须防止传感器对信息进行挑选。防止传感器对信息进行挑选，并不是说传感器不能对信息的真假进行辨别，而是防止传感器只传输对其自身有益的信息。对基层干部而言，必须确定其搜集信息的原则，而“实事求是”就是首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搜集到的信息，其可信度比较高，真实地反映了信息所指示的对象的性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够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传感器可能出现的另外情况是，整个传感器出现问题，根本无法收集信息，更谈不上向上传输信息。当控制系统中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更换传感器，但并不保证更换之后，就能收到相同的效果，因为问题可能存在于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的线路。线路中断或者被堵塞，都可能导致传感器不工作或无法传递信息，因此保持线路通暢就显得尤为重要。群众路线工作“一切从群众中来”的“来”必须注意到“来”意味着要确保线路通畅，不通畅的线路是谈不上“来”的。实际上，基层干部执行传感器功能的时候，往往根据自己的判断而对群众的意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干部的逻辑和群众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不同，群众认为是“错”的事情，干部则认为是“对”的。如此，在传感器的线路中出现了“堵”的情况。实际上，一些干部就是使用“堵”的思维，譬如发生事件时封锁消息，并美其名曰减少不良影响，截访也是“堵”。最近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省，河南省各个地区的官员则将巡视组的驻地包围，防止上访的群众向巡视组接触，这就是“堵”的最显著表现。最有效的信息搜集工作是让信息靠近传感器，主动“来”，若信息带有对传感器的排斥性，传感器将花费更加多的能量才能捕获信息。实际工作中，那种“脸难看”、“话难听”的干部工作作风意味着花费更多的资金了解群众的需求，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因此，这些情况应该杜绝。 “一切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重要一环，是指“将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③。在控制系统中，这样的功能由执行器来执行。执行器按照控制器传输的指令操作动作，完成控制器的指令，从而达到控制的特定目的。“一切到群众中去”，这个“去”有着最重大的含义，群众路线的前半部分的工作都是为了“去”，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在群众中实践。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是否忠实于指令的问题。不执行控制器的指令的执行器，所造成的后果，有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毁灭。因此，执行器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是由整个系统结构决定的。多个原因可引起执行器执行指令出现偏差。执行指令信息不完整，造成执行器的理解不准确而造成的执行偏差是比较常见的。群众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各个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具有执行器功能的基层干部，由于个体差异的因素，对政策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差异。对于这种情况，加强完善指令信息的完整性，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执行器执行指令出现偏差还可能是执行器本身已经损坏，已经无法担当执行指令的功能，控制系统中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执行器。执行器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执行器有选择地执行指令，对于某些不利的指令，执行器抗拒或者拖延执行。基层机构的干部，在行使执行器功能时，就可能选择执行对其自身利益有利的指令，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发生了偏差。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基层机构的利益所在，使政策上不偏向于基层机构的利益；要给执行器设定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与群众利益相符合的，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④；要加强对执行器的监督，及时纠正发生的偏差，这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3）反馈控制是一种最基本的控制原理，要求根据误差信息通过一定的控制算法形成控制作用。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成为反馈方法，是指将系统的结果（输出）的一部分，经过处理后再送到系统的输入端，以调整系统的再输出。用维纳的话来说，就是根据过去的操作情况去调整系统未来的行为。反馈方法已经成为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思维和方法之一。
实际上，反馈对于一切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普适性。人和动物在行进中要不断地目视目标，不断地消除偏差，直至达到目的地。市场对于物价与其价值的偏差不断进行纠正，使得物价基本上在其价值的上下进行波动。实际上，反馈的过程是信息传递和误差消除的过程，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控制方式。
“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得信息，从而了解其目的是否已经达到”⑤。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同样需要反馈的功能，从而了解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从上文可以知道的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具有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功能的基层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基层组织具有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双重功能，这意味着对基层组织的监督显得更为必要。因此，反馈控制运用于整个群众路线的学习过程的同时，也要运用于基层组织。
“过去的经验不仅用来调节特定的动作，而且用来调节行为的全盘策略”⑥。因此，现在进行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要吸取过去的群众路线学习活动的经验，以适应新环境、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党的历史活动中，过去最成功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因为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使全党团结一致，带领广大的劳动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借鉴党在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经验。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成果是显著的，这个成果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很明确地体现了出来，但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由于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和所处的复杂环境，试图通过肉眼的观察进行评定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可以量化的评价系统。运用这个系统对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并将获得的评价信息重新输入，以纠正“活动”中出现的偏差。评价的内容最好是可以量化的，群众路线教育之前，某地区某个时间段内群众反映通过执行传感器功能的干部反映上来的事情有多少，被解决了的事件有多少等等，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群众路线教育之后，反映上来的问题有多少，被解决的问题又有多少，通过比较，就可以能够确切地说明群众路线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这个评价系统而获得反馈，当“活动”的反馈信息显示为负反馈⑦时，才能够说明，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当信息为正反馈时，说明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需要重新改变方式进行。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借鉴反馈控制的理论，建立监督机制，必须对执行传感器和效应器双重功能的基层干部進行监督。这里涉及到监督的主体与对象，群众是监督“活动”的对象，而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只能是被监督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效应器和执行器的基层干部和组织，不能直接监督自己，不能直接评价自己，必须把自身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使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经通过效应器反映到控制器，是否通过效应器执行控制器的指令得到了解决，只能由群众进行判断。如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群众反映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或者根本没有解决，那么说明这个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群众对“活动”的监督，不是说监督是否进行了教育活动，而是监督基层是否切实把存在的问题真实地传输到执行控制器功能的中央机构，并且没有偏差地执行了指令。
【关键词】控制论；群众路线阐释
控制论是20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控制论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方面，也渗透到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经典思想。当前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下简称“活动”），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系统性，意味着“活动”能够借鉴控制论的科学方法，对“活动”进行科学的评价，增强“活动”的效果。
（1）控制论研究被控对象的控制和通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传播、处理、存储和利用。人控制机器或者计算机控制机器，都是一种双向信息流的过程。有效的控制必然是这样一种双向信息的流动过程，这就是说，一定要有反馈。反馈具有能用过去行为来调整未来行为的性能。
与控制理论相对比，控制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群，是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或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系统观点和方法。控制论的基本思想是要把动物和机器加以比较，发现共同存在着对信息的提取、交换和利用的过程，特别是信息反馈成为动物和机器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共同规律。控制论中的信息与反馈是与“适应”有联系的，反馈也可以是比较高级的，即过去的经验不仅用来调节特定的动作，而且还用来调节行为的全盘策略。信息与反馈是与“学习”有联系的。
控制论强调将一个学科中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概念直接应用到另一个科学领域，促进其发展，而且可以采用“功能类比”的方法得到许多新的启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活动”可以借鉴采用控制论的观点和方法，控制论中的成熟概念如反馈可以直接应用到“活动”中去。控制论追求实现特定的目的，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定目的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群众路线实践是一个学习①的过程，那么就要求对该学习过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有一个反馈机制，反映群众路线学习的情况。通过对实际的学习情况的反馈，调整群众路线学习和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从而更好地矫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模式。
（2）所谓控制是指为了改善系统的性能或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通过对系统输出信号的采集和加工而产生控制信号施加到系统的过程。通常情况下，人们讨论的是可控系统，它包括控制部分和被控对象。控制部分由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器组成。传感器用来采集信息，并把它变换到合适的形式，传送到控制器。控制器用来加工信息，产生控制信号，这是控制系统的核心。执行器则将控制器产生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和变换，以此产生控制作用，最终施加到被控对象上。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我党的生命线。对群众路线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控制论进行类比，可以发现，群众路线的内涵中有与控制论中的控制相似之处，也就是说群众路线符合控制的要求。
控制是为了达到改善系统的性能或者达到特定的目的，群众路线有没有目的？肯定是有的。党执行群众路线，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是为了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建设时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抓好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一切为了群众”。因此，可以看出，群众路线的执行与控制一样具有相同的追求特定目的的特征。
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活动，需要明确群众路线的的执行主体。群众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主体，而是党的干部、政府官员，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受益对象。从这个层面来看，群众与执行群众路线的主体之间就存在交流沟通的问题，也就是说，干部如何才能了解群众的需求，从控制的意义上说，就是传感器如何工作的问题。针对如何了解群众的需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言论，并且认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 ②党和政府的基础干部，发挥着传感器的作用，负责收集群众的利益诉求的相关信息，并向更高级的机构传输该信息。
可控系统中的传感器可以设定，使之只传递被挑选出来的信息，而实际上，有着传感器功能的基层干部，倾向于传递对其自身有利的信息，尽管中央并没有发出挑选信息的指令。对党和国家来说，只传递被挑选过的信息的传感器是十分危险的，这种危险也许不会在短时间爆发，但长时间的积累之后的爆发，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治理。因此，控制器要获得全面的有效的信息，就必须防止传感器对信息进行挑选。防止传感器对信息进行挑选，并不是说传感器不能对信息的真假进行辨别，而是防止传感器只传输对其自身有益的信息。对基层干部而言，必须确定其搜集信息的原则，而“实事求是”就是首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搜集到的信息，其可信度比较高，真实地反映了信息所指示的对象的性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够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传感器可能出现的另外情况是，整个传感器出现问题，根本无法收集信息，更谈不上向上传输信息。当控制系统中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更换传感器，但并不保证更换之后，就能收到相同的效果，因为问题可能存在于传感器和控制器之间的线路。线路中断或者被堵塞，都可能导致传感器不工作或无法传递信息，因此保持线路通暢就显得尤为重要。群众路线工作“一切从群众中来”的“来”必须注意到“来”意味着要确保线路通畅，不通畅的线路是谈不上“来”的。实际上，基层干部执行传感器功能的时候，往往根据自己的判断而对群众的意见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干部的逻辑和群众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不同，群众认为是“错”的事情，干部则认为是“对”的。如此，在传感器的线路中出现了“堵”的情况。实际上，一些干部就是使用“堵”的思维，譬如发生事件时封锁消息，并美其名曰减少不良影响，截访也是“堵”。最近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省，河南省各个地区的官员则将巡视组的驻地包围，防止上访的群众向巡视组接触，这就是“堵”的最显著表现。最有效的信息搜集工作是让信息靠近传感器，主动“来”，若信息带有对传感器的排斥性，传感器将花费更加多的能量才能捕获信息。实际工作中，那种“脸难看”、“话难听”的干部工作作风意味着花费更多的资金了解群众的需求，意味着巨大的浪费。因此，这些情况应该杜绝。 “一切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重要一环，是指“将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③。在控制系统中，这样的功能由执行器来执行。执行器按照控制器传输的指令操作动作，完成控制器的指令，从而达到控制的特定目的。“一切到群众中去”，这个“去”有着最重大的含义，群众路线的前半部分的工作都是为了“去”，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在群众中实践。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是否忠实于指令的问题。不执行控制器的指令的执行器，所造成的后果，有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的毁灭。因此，执行器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是由整个系统结构决定的。多个原因可引起执行器执行指令出现偏差。执行指令信息不完整，造成执行器的理解不准确而造成的执行偏差是比较常见的。群众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各个地方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具有执行器功能的基层干部，由于个体差异的因素，对政策的理解同样存在着差异。对于这种情况，加强完善指令信息的完整性，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执行器执行指令出现偏差还可能是执行器本身已经损坏，已经无法担当执行指令的功能，控制系统中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执行器。执行器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执行器有选择地执行指令，对于某些不利的指令，执行器抗拒或者拖延执行。基层机构的干部，在行使执行器功能时，就可能选择执行对其自身利益有利的指令，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就发生了偏差。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基层机构的利益所在，使政策上不偏向于基层机构的利益；要给执行器设定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与群众利益相符合的，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④；要加强对执行器的监督，及时纠正发生的偏差，这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3）反馈控制是一种最基本的控制原理，要求根据误差信息通过一定的控制算法形成控制作用。控制论中的反馈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成为反馈方法，是指将系统的结果（输出）的一部分，经过处理后再送到系统的输入端，以调整系统的再输出。用维纳的话来说，就是根据过去的操作情况去调整系统未来的行为。反馈方法已经成为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思维和方法之一。
实际上，反馈对于一切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普适性。人和动物在行进中要不断地目视目标，不断地消除偏差，直至达到目的地。市场对于物价与其价值的偏差不断进行纠正，使得物价基本上在其价值的上下进行波动。实际上，反馈的过程是信息传递和误差消除的过程，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控制方式。
“一个有效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反馈过程来取得信息，从而了解其目的是否已经达到”⑤。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同样需要反馈的功能，从而了解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从上文可以知道的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具有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功能的基层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基层组织具有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双重功能，这意味着对基层组织的监督显得更为必要。因此，反馈控制运用于整个群众路线的学习过程的同时，也要运用于基层组织。
“过去的经验不仅用来调节特定的动作，而且用来调节行为的全盘策略”⑥。因此，现在进行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要吸取过去的群众路线学习活动的经验，以适应新环境、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党的历史活动中，过去最成功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因为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使全党团结一致，带领广大的劳动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借鉴党在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经验。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成果是显著的，这个成果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很明确地体现了出来，但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由于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和所处的复杂环境，试图通过肉眼的观察进行评定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可以量化的评价系统。运用这个系统对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并将获得的评价信息重新输入，以纠正“活动”中出现的偏差。评价的内容最好是可以量化的，群众路线教育之前，某地区某个时间段内群众反映通过执行传感器功能的干部反映上来的事情有多少，被解决了的事件有多少等等，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群众路线教育之后，反映上来的问题有多少，被解决的问题又有多少，通过比较，就可以能够确切地说明群众路线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这个评价系统而获得反馈，当“活动”的反馈信息显示为负反馈⑦时，才能够说明，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当信息为正反馈时，说明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需要重新改变方式进行。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借鉴反馈控制的理论，建立监督机制，必须对执行传感器和效应器双重功能的基层干部進行监督。这里涉及到监督的主体与对象，群众是监督“活动”的对象，而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只能是被监督的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效应器和执行器的基层干部和组织，不能直接监督自己，不能直接评价自己，必须把自身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使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经通过效应器反映到控制器，是否通过效应器执行控制器的指令得到了解决，只能由群众进行判断。如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群众反映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或者根本没有解决，那么说明这个群众路线的教育活动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效。群众对“活动”的监督，不是说监督是否进行了教育活动，而是监督基层是否切实把存在的问题真实地传输到执行控制器功能的中央机构，并且没有偏差地执行了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