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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地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地利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地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地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地。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地眷恋。黑板显得格外地光亮，粉笔是分外地白而柔軟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地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地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画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地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坚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
炽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地一致地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地，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他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选自《蛰居散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点读】]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1942年12月8日，日本占领了暨南大学所在的上海某租界，“我”匆匆赶到学校，与大家共同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在这之前，所有教师继续在课堂里上课。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正是这“最后一课”的情形。在作者的笔下，教课的人带着“坚毅的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学生们则恨不得能将所有的知识吞下去——大家“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处在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展现出的对国土的热爱和反抗侵略的决心。阅读时，注意从作者冷静而沉着的笔触中体会深沉而激烈的情感。可以将本文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进行对照阅读。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侵略战争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对学校教育的冲击是相似的。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地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地利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地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和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地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摇铃上课。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地。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笔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地眷恋。黑板显得格外地光亮，粉笔是分外地白而柔軟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地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地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画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地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坚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
炽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地一致地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地，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他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选自《蛰居散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点读】]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1942年12月8日，日本占领了暨南大学所在的上海某租界，“我”匆匆赶到学校，与大家共同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在这之前，所有教师继续在课堂里上课。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正是这“最后一课”的情形。在作者的笔下，教课的人带着“坚毅的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学生们则恨不得能将所有的知识吞下去——大家“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处在侵略者铁蹄下的中国人展现出的对国土的热爱和反抗侵略的决心。阅读时，注意从作者冷静而沉着的笔触中体会深沉而激烈的情感。可以将本文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进行对照阅读。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侵略战争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对学校教育的冲击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