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两国联手拍摄的《生死朗读》，曾一举拿下奥斯卡五项提名。对此，德美两国的媒体和民间一时都掀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但主流媒体大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角度，绝不敢越雷池半步。伦敦《周日时报》（Sunday Times）毫不客气地指称这部电影为“含有色情内容的纳粹宣传片”，德国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也用大号黑体字亮出“罪孽者必须受罚”的立场。《南德意志报》（Die Süddeutsche Zeitung）指摘史林克企图以此为纳粹德国“洗刷过去”；《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ner Zeitung）则战战兢兢地表态说：“日耳曼人终于想从自己不堪的过往中解脱出来。”
　　电影改编自史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Der Vorleser/The Reader）》，这次受到媒体上纲上线的大肆挞伐，实属意料之中。史林克似乎也早有打算，这部小说最早不是用他的母语德语而是在美国用英文出版。即便如此，这棵“政治毒草”还是没有逃脱“正义之剑”的追捕。坊间拿它和君特·格拉斯的《蟹行》（Im Krebsgang / Crabwalk）多加比较，宣称“两部小说都是要为“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反”。
　　德国书评界对《朗读者》的反响却是软性的：格拉斯、史林克、史莱德（Schneider）、富尔特（Forte）等战后一代德国作家似乎正在以他们的“妄语”（Normalisierungsgerede）构筑一个新的“德意志牺牲者”的形象。女性剧作家富尔特早在她的《带血的鞋子》中，就把纳粹德国时期的反纳粹派也归入到牺牲者的行列。凡此种种，似乎是想要开启德国那段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但这声音却是如此的微弱，微弱得像是一声叹息：从错位的罪孽感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正确观”中解脱出来去尝试重构健康的“二战”历史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对于德国的第三代（Dritte Generation）而言，如果说是可欲的，那么究竟是可能的么？历史反思的一个基本欲求是尽可能全面地公开真相。对“二战”时期德国排犹史已经形成压倒性善恶观和惯性思维的今天，这一声叹息，究竟能够传到多远？
　　引发此文的缘由，并非《生死朗读》浓墨重彩渲染的不伦之恋，也非故事始末之间略带德式辩证的情节设计，更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还是政治错误的辩论。《生死朗读》留给笔者的，可以说是对于法治与现代性本身多向度的设问以及对故事背后秘而不宣的战后情结的探寻。影片用大量时间展现了德国刑事法庭对奥斯维辛工作人员汉娜的审判过程，这应当不是一个胶片剪辑的巧合，作者实际在用法庭审判和对汉娜的终身监禁隐喻着什么。《生死朗读》背后隐藏着对于法律和人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刻追问。史林克在回顾小说《朗读者》创作时曾说：“战后一代与他们曾经为纳粹当兵的父辈之间存在不能言说的隔阂。哪个年轻人会去敬重他曾经当过刽子手的父亲？那一段历史仿佛不能开启。对于自己民族曾经的罪孽，我们的记忆是坍塌的，灵魂是破碎的，我们究竟还要失语和迷茫到什么时候？”
　　关于“罪责与爱情”
　　《生死朗读》讲述的绝不仅仅是忘年的情爱，女主角汉娜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是带有污点的纳粹情人。然而故事的开端却以一段奇遇般的忘年之恋作为序幕。年逾三十的汉娜和年仅十四岁的米歇尔从一次邂逅而迸发出激情，如胶似漆整整一个夏天。这段情爱，色彩明媚，丝丝入扣。当时汉娜还是西门子公司属下普通的电车检票员。她完全不通读写，生活简单而孤僻。“我无从了解她其余部分的生活，她的过去。除去工作和与我共度的那些时光之外，她究竟在干些什么，就像一个谜。”（75页）也许正是出于对文字和感性世界的疏离，两人每一次相约，汉娜都要求米歇尔为她朗读一段。从《奥德赛》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樱桃园》到《带小狗的女士》。她在这段感情中表现得冷感，然而每一次的朗读都是一个曼妙的故事，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叙事中，泪笑和情爱交融升温，令少年米歇尔不能抵挡，年轻的心被俘获。
　　然而汉娜却突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时隔十年，再相见时竟然是在汉娜被控谋杀的审判庭上。分别的这些年，汉娜应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管理被押的犹太妇女。作为“狱卒”她无需读写，而最重要的日常事项莫过于服从“上级”命令。汉娜等八名侍卫在奥斯维辛定期挑选犹太妇女遣送灭绝营的毒气室；而在一次押解三百名犹太妇女的途中，临时关押犯人的教堂忽然失火，大门紧锁，包括汉娜在内的押解员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施救，而任凭火势蔓延，结果除一人生还外，所有犹太妇女都葬身火海。汉娜等人由此被控谋杀。
　　从法律的技术层面探析，法庭上汉娜承受的并非罪刑相适应的对待。诉讼程序因为她口不对心的自认以及另外五名共同被告的联合诬陷而明显呈现出证明逻辑上的硬伤。当法官要求汉娜当庭验证字迹以核对她是否谋杀企划的执笔者时，汉娜无从写下任何一个词句。惧怕被发现是文盲更甚于惧怕被判为谋杀罪主犯。这是怎样一种心理权衡，实在令人无从揣测。但目不识丁的汉娜终于当庭拒绝落笔，而径自承认了对自己不利的主要证据。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米歇尔此时鼓起勇气站出来，当庭作证汉娜根本不通读写的事实，她很可能仅被判处三年零四个月的监禁——不是别人而是只有他，不是别的时候而是只有那几秒钟，才可能成为她下半生命运的转折。但倘若如此，法官必定继续追问米歇尔和被告人的关系而牵扯出他年少时期那段不能说的秘密。法律从业者在德国历来被冠以“正义守卫者”的神圣光环，私生活上的丑闻将会给年轻律师的从业前途抹上不明不白的污点。人性是脆弱和自私的，米歇尔在矛盾的煎熬之后选择了沉默。
　　故事的开始是单向的爱情，故事的结束是双面的罪责。
　　法律何以慰藉人心
　　法律难道仅是冷酷和苍白的制度网罗？以法律为业的人应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意义总是人自己去赋予的。规则本身还是规则。法律的分量和情爱的深度究竟如何取舍，我想，若干年后成为知名刑辩律师的米歇尔应该能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毕业于海德堡法学院，相信米歇尔对“公平正义人权自由”这些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应该耳熟能详。如果说法律慰藉人心是可能的，那米歇尔为什么不能以“她為纳粹工作，她是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为理由而说服自己学会遗忘？他忘不了汉娜。他为自己那几秒钟的沉默背负了一辈子的情债。他结婚，生子，又离婚。他有情人，却从不付诸真心。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老了，汉娜的故事依然挥之不去。
　　可以说，纳粹德国对于米歇尔而言也是陌生的，那并非他的时代。尚在米歇尔成年以前的二十年间，希特勒还下令那些“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被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斯拉夫各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必须被消灭，他们“无权活在这个世界上”。影片给出中年米歇尔行走于集中营旧址阴森暗湿的走廊上的深蓝底色的片段——纳粹德国设立的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都是死亡之营，五百万的囚徒在这里挨饿受刑被杀戮。汉娜就曾在这里从事过“挑选”的工作。所谓“挑选”，是由于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这项工作，无需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修养，只用付诸一个正常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力，也能笃定这是一种惨绝人寰的操持。然而法庭上的汉娜为什么显示出不知所以甚至是无辜的表情呢？她究竟明了自己在奥斯维辛的供职意味着什么吗？德国书评界以“无罪的罪孽”（unschuldig schuldig）来描绘汉娜和米歇尔的故事，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史林克讲的故事充满了柔软的反讽和灰蓝色的寓意。法律的守卫者爱上了一个纳粹犯人——米歇尔选择的志业以法律的名义和形式公正的程序，判决他的爱人终身监禁。于公，他和爱人站在两个敌对的阵营；于私，他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涤荡着那个夏天留给他的温情与回忆。同汉娜在那些鲜活的文学故事中共度的浪漫时光，彼时曾经是他美好生活最大的秘密和最重要的支撑。而此时，那些美好，那些朗读，却统统成了沉重的枷锁。他永远地失去了汉娜。冰冷的判决把他的爱人从曼妙的年少时光中抢夺走，仅留下一把破碎的遗憾。法治理想的漂亮辞藻——“公正”也好，“自由”也罢，对于米歇尔而言，不曾带来些许的解脱，反倒增添了重重的困惑。
　　史林克把德国战后一代对于儿时的回忆，用米歇尔的内心世界来做隐喻，此处多少见了分晓。这样多种情愫和多种价值错位、纠缠的迷茫，这种无法言表只能暗自神伤的痛苦，这种永失我爱、支离破碎的感觉，我想，正是史林克想要表达的一种心情。
　　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对情爱表现得冷感和无动于衷的汉娜，被判终身监禁，终于被“正义的法律之剑”收服到狭小的牢笼，终身背负“纳粹刽子手”的红字，身着囚服，不见天日。对于法律的审判——事实认定和量刑公允与否尚且不论——汉娜没有反诘。“那些死去了的永远不能复活”——垂老的阶下囚在死前的一句话，可见她内心深深的负罪感。然而法律没有慰藉这个孤老女人的心——法律为什么要去慰藉一个罪犯的心？但人活着总需要点理由，也就脱不了一点微渺的心灵寄托。最终给她抚慰的，是中年米歇尔寄给她的一盒又一盒的朗读录音。从荷马到席勒，从契诃夫到劳伦斯，那个明媚的夏天两人一起相拥分享的叙事和糅杂其中的恋恋红尘，而今化声声朗读，如同水银泻地，源源不断地送到汉娜的耳畔。叙事和朗读，对于汉娜，成为她在狱中人之为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而对于米歇尔，则是排遣他心中悔恨和歉疚的唯一负载。
　　生死朗读，成了两个人心灵最后的慰藉，完成了法律所无法担当也可能并不顾及的使命。人，其实也是简单的动物，需要听故事，像个孩童一样，回归本真，才有安慰和温暖。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但慰藉人心的，未必就一定是法律。史林克深知刚性的法律规则网罗和形式正义的外壳相比于人心与性灵的距离有时是何其遥远。天知道德国的法学家们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制造出了多么精密反复的制度和规则。但是盔甲再漂亮，失却了正义的灵魂，也可能成为杀人的机器。史林克虽然被骂，但却也被骂得聪明，因为这个时候人人都会忘记规则，忘记审判，而被情爱与叙事的力量折服，对生死相隔的两人抱以同情。
　　对“法治国家”的反讽？
　　“社会学家认为他们用一种叫道德的东西进行操作，但他们不是。他们用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来操作。你不会仅仅因为在奥斯维辛工作而感到内疚，当时德国有八千多人在奥斯维辛工作过。但其中只有十九人被定罪，六人被控谋杀。谋杀罪名要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有杀人的故意。这就是法律。法官关心的问题往往不是正确与否，而是合法与否。法官的判断依据不应是现时的法律，——而是那个时候的法律，行为时的法律。没错，法律本来就是狭隘的。而且重点是，我认为那些被告，在行为时并不了解他们做的事情是错的。”
　　史林克借助法学教授的一段授课道出了他本人对汉娜的道德与法律评价。短短半分钟，却喊出了否定整个有罪判决的声音。这正是史林克被指摘“炮轰法治国家，要为纳粹分子平反”的原因所在。《明镜》周刊在评论中指出“判处汉娜终身监禁的，是我们的法治国家”，言下之意，同情汉娜的人，包括史林克本人在内，无不在怀疑法治国家的正确性。真是如此么？
　　强行性制度网络构筑的法律机器和理性冰冷的审判程序做出了一个令绝大多数人满意的结论：终身监禁。史林克狡猾地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承受审判的特定对象，不是装疯卖傻的战犯形象，不是歪瓜裂枣的囚徒模样，他设计了汉娜——一个衣冠整洁，目不识丁的女人，一个正在慢慢衰老的女人，作为承受三百名犹太妇女被活活烧死的谋杀案件的首要罪人。她是如此的平庸，平庸得就如同你和我。她是如此的普通，普通得除了昔日情人，没有人会在乎她的名字。镜头给出米歇尔深埋在双腿之间双泪纵横的眼睛。在冷峻严厉的法官面前，在共谋陷害者鄙弃的目光面前，在听审民众高声的谩骂面前，汉娜的表情疑惑重重而手足无措。史林克的这一情节设计实在老辣，因为任何一个观者都会在此时为之深深牵制住，内心一阵柔弱的痉挛。
　　用阿伦特（Hanna Arendt）的视角观之，身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汉娜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喜爱古典文学，热衷于莫扎特、席勒和贝多芬的普通人。换言之，那些在旁听席上高声叫骂“纳粹”的人，只是在利用别人进行罪己性的发泄，使用的无非是物化第三人来撇清自己的卑鄙伎俩。换言之，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把纳粹刽子手塑造成青面獠牙疯狂邪恶，尽诉犹太民族（要知道在“二战”中被屠杀的种族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仅仅波兰人就在种族屠杀中死掉了五百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电影家和文学家，可能也和那些听审席上的叫骂者一样！阿伦特的视角实在开始令我不安起来。但事情还远不是这么简单。法不溯及既往。三百名犹太妇女被杀案发生在一九四四年，正是纳粹帝国倒台的前夕。当时德国的刑法作为纳粹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自然也向当时的政治取向卑躬屈膝。譬如当时德国的刑法典进行了不堪入目的大修正，竟然取消了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要宣判一个犹太人死刑只需判定他“按照刑法的基本思想和民众的善良情感应当科处刑罚”。换言之，以汉娜等为代表的八千多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似乎只是在“依法办事”，履行“职务行为”——而这却正是现代刑法规定的阻却行为违法性的适合理由之一。想象一下纳粹德国的政治环境，被架在条条框框的科层制中，每个人只要服从长官命令就好，谁会去深思什么反人类罪行？战后的德国刑法进行了反弹式的大修，所有纳粹性质的条文都被取消。笔者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混淆善恶是非的界限，也绝不是要反讽德国当下引以为傲的法治国家无视基本的刑法原则，不是。要说的是，在大屠杀的人间惨剧背后，其实蕴藏了更加深刻的值得反思的课题。这将是对整个法治，整个现代性以及德意志深层民族性格加以反思的缩影。我们不能因为畏惧而隐身于政治正确的大旗背后，将大屠杀的记忆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图谱化，这反倒会错过了真正值得追问和剖析的部分。
　　法治，现代性与大屠杀
　　“二战”时期德国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浩劫。时至今日，德国文化界但凡有国际获奖的作品，无论电影，还是小说，多少都和“二战”或大屠杀挂上一点联系（格拉斯的《铁皮鼓》、《狗年月》；电影《柏林苍穹下》、《无处为家》等等），这仿佛已经成了业内的潜规则，仿佛不骂自己的父辈，就没办法在国际上出头似的。一个甲子已然过去，但对于“二战”和种族大屠杀的反思，在今日之德国却并未跨过历史的门槛。相反，这段历史被德国人自己——尤其是德国媒体和主流政治话语——公式化和图谱化：“二战”的历史记忆，盟军的压倒性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彻底倾覆，被等同于“官兵捉强盗，强盗没跑掉，咱用民主打强盗”的简单逻辑。“民主”也好，“人权”也罢，在当下之德国，越来越成为“皇帝的新衣”，其意义正逐渐被架空和抽离，而沦为空洞的意识形态话语。凡此种种，都最终反作用于德意志自身的民族性格和世界观念。
　　但是幸好，阿伦特和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追问。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二战”的浩劫，种族大屠杀的灾难，是现代社会的原则决定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讲究道德关怀。德国的帝国时期以降，法制文明高度发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在“数目字的管理”（黄仁宇语）之下，社会被高度的格式化，“人”只能选取一个格子蜷缩在里面生活，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人群过着“三规”的日子。“现代性”就如同一个引力无限的巨大黑洞，人们在不知所以的状态下就被席卷进来而被囊括其中。整个社会变成一条工厂的流水线，每个人都参与生产，但并不对最终产品负责。纳粹德国参与大屠杀的绝大多数人都只和片面的数据、表格打交道，而完全不可能去考虑这些数字、表格总和的背后，可能是犹太人被电击的嚎叫或尸体焚烧的腐臭味道。集体无理性背后深藏着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缘由。可以说，奥斯维辛本身就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只不过这个工厂使用的原材料是人，而产出的最终产品是死亡和人脂肥皂。
　　除了在森严的科层制之下对上级负责外别无其他责任——“现代人”越来越丧失了进行整体反思与道德评价的時间与能力。汉娜认为自己只是在忠实地执行职务，殊不知事后却必须面对整个人类的公审。这对她来说很难讲是公平的，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了法治理想的最高原则——正义。因为在那个“非人化”高度理性的制度网络里，汉娜并没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去做出别样的选择。相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应当对自己的良心拷问，这也与康德对人的启蒙之于历史责任的观点相契合。
　　鲍曼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作为现代性基石之一的法治文明，也同样遭遇到他的尖锐质疑——现代法治（形式法治而非实质法治）从制度上为大屠杀提供了土壤。被蒙上眼睛的现代法治文明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有其阴森可怖的一面。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执行大屠杀的那些人，譬如说汉娜，似乎都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鲍曼的质疑颠覆了以往对大屠杀罪恶行径的所有解释。如同一声棒喝，令我们惊觉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原来不是源自秩序的缺失和涣散，而相反是源自形式上趋近完美的法治秩序本身。种族灭绝的刽子手并非一群野蛮暴虐、肆无忌惮的强盗，而是一群循规蹈矩、唯命是从、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但凡脱下制服，这些人就和你我没什么两样。就像汉娜一样，他们可能有昔日情人，可能有洁癖的毛病或者目不识丁的弱点，他们可能是因为害怕失业而应征到集中营工作，甚至还可能有挚交好友和妻儿老小。没有哪个现代人可以在这一场惨剧过后逃脱对自己良心的责问，没有人可以透过对别人的叫骂而洗刷自己作为现代社会一分子双手上的鲜血——包括你我。
　　对于历史的反思，可惜不是看一场诗情画意的老电影。剥落历史的碎片，可能没有芳草鲜美和落英缤纷，反而是辛辣和酸楚的，带给我们揪心的疼痛和无奈的叹息。但正是这样的过程，教会我们冷静和成长，学会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担当，因为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二战”和大屠杀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