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在争议声中却越来越变成一股潮流，甚至连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缩写为HEFCE）这样的官方机构也在最近开始考察研究各大媒体的大学排名，以期对其将来拨款有参考价值（英国《卫报》，二○○七年四月十九日）。英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当属《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卫报》所做的三种。排名之所以引起争议，一是恰恰说明其实大家都很在乎它，二是每种排名所用指标有所不同，而相同的指标又往往被分配以不同的权重。此外，英国的排名都是排教学分数（teaching score），也就是说，各大媒体的排名所针对的都是即将入学的本科学生。因此，对想读更强调个性化以及个人化的研究（生）学位（research degree）的人来说，这些排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有价值的信息。
　　英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传统，就是严重的阶级分化以及社会对这种分化的强烈意识。这种分化在英国的教育系统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来自于精英或者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传统上往往进入收费高而教育质量优秀的私立学校或说独立学校（private schools, independent schools），主要包括公学（public schools）和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学习，而大批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孩子则进入免费的公立学校（state schools，以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为主）学习。相应地，前一种学生中的很多人毕业后就进入以牛津、剑桥为首的名牌大学深造，之后再进入包括政界在内的国家政治、文化、经济权力的中心；后一种学生中的不少人则进入二、三流的大学（尤其是一九九二年开始由技术专科学校〔polytechnics〕升格为大学的所谓“九二后”〔post-1992〕学校）学习，或者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几十年以前，英国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们特别骄傲于他们的“男性”文化。这种文化在校园里表现为反抗学校及教师权威并且不认真学习，在离校后则表现为在制造业找到一份能体现他们男性气质和能力的体力工作。这种弥漫于工人阶级后代中的有意自我培育本阶级文化的过程被民族志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述为“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并以此作为他这部三十多年前写就的经典著作的标题。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反叛而浪漫的培育工人阶级文化的努力越来越失去它的土壤。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工人家庭的（男）孩子们也就逐渐失去了发挥他们一技之长的领域。同时，因为没有“学习”学校课程的传统和兴趣，他们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完全被社会排除在外的群体，看不到未来能带给他们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下述这种现象：一向以促进男女平等为己任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有一天突然发现校园里女生越来越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里女生所占百分比也越来越高。这种“突如其来”的现象引发学者惊呼：未来是女性的吗（Is the future female）？
　　现在，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而言，扩大招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布莱尔政府宣称，二○一○年在校大学生的百分比要达到50%），而其中扩大来自于低阶层家庭子弟的比重更属当务之急。这对一向标榜追求社会公平的英国政府来说，就是通过发起社会运动、采取措施、设立项目来帮助来自于代表名额不足（under-represented）的社会群体或者社区的孩子进入大学。代表名额不足的群体或者社区根据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分法，包括体力劳动者（包括有技能、半有技能和无技能）家庭、公立学校以及低入学（参与）率区三种。因此，近些年来，对英国高等教育的讨论都离不开以下两个热门话题：“Widening Participation”（扩大参与）与“Aimhigher”（帮助代表名额不足群体或社区的孩子进入大学）。同时，政府也特别鼓励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精英大学积极招收来自上述背景的学生。
　　然而，这些积极的措施常常遭到反对。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二○○一年。那年，位于西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宣布要更加积极地考虑并且招收公立学校的学生。作为一所传统的精英大学，它的做法立即引起了独立学校的反弹。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进入布里斯托大学的独立学校认为，布里斯托的这一做法是对独立学校的歧视，损害了独立学校学生的利益。因此这些学校警告说，如果布里斯托大学坚持这一做法，它们也将联合起来抵制后者。不过，即便如此，英国高等教育并没有放松扩大招收代表名额不足之群体或社区子弟的努力。二○○七年三月，英国专门负责全日制大学入学申请的服务机构UCA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宣布，以后大学招生时，报考的学生必须提供父母是否具有大学学位的信息。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来自低阶层家庭、也即父母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有更多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又一次在英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因为后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中上层阶级的公然歧视。
　　大学对于来自低阶层家庭子弟的包容度也引起了大学排名者的兴趣。《卫报》二○○四年就在它的排名中设立了一项包容性（inclusiveness）指标来考察每所大学里来自低阶层家庭或者公立学校学生的比重。不过这项指标因为分数上差距不大（满分是六分）且包含内容过于笼统，显示不出很多重要而微妙的信息。因此，为了深入了解英国大学在阶级（不）平等方面的真实图景，我在下面要引用的是另外一些排名指标以及来自其他一些渠道的更具体的数据。
　　在二○○七年三月的一份题为《公立学校学生与著名大学无缘？》的报道中，BBC公布，“顶级学府剑桥大学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来自公立学校学生的入学申请数字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下降”，“这个情况在其他著名英国大学也有出现”。这显然与“英国执政工党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提高公立学校学生进入大学的比率”的努力背道而驰。该报道进一步指称，“那些称为‘独立学校’的私立学校对例如剑桥等大学的罕有学位的操控有所增加”。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独立学校扬言抵制布里斯托大学的做法。从抵制布里斯托到操控剑桥，说明代表社会精英力量的私立中学作为中上层阶级传承文化资本、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在英国社会中拥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毫不奇怪，在二○○六年的大学排名中，《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把中学校长及大学同行对大学的评估（heads/peer assessments）加在了它的排名指标里。按照这个排名，以一百为满分，得分最高的几所大学依次是：剑桥（六十一），牛津（五十九），帝国理工（IC）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五十四），布里斯托和伦敦大学学院（UCL）（五十一），爱丁堡（五十）。这一条指标之所以重要，固然是因为它体现了西方同行评估体系（peer review）的学术独立的价值观（中国正是在这方面屡遭诟病），不过同时也反映了英国人固执维护社会等级体系的习性。这个由社会精英（中学校长及大学同行）建立并掌控的英国大学声望排名获得的是英国公众的认可，并由此而成为社会默认的标准。事实上，一九八五年在葡萄牙成立的欧洲精英大学联盟Coimbra集团就早已“合法化”了传统年代里英国（及欧洲）精英大学的范畴：牛（津）剑（桥）布（里斯托）爱（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