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央大学溯源于清末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1921年郭秉文以南高师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在东南大学的基础上，融合河海大学、江苏政法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南京商业专门学校、江苏工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医科大学等八校组建成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同年4月，江苏大学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
然而从1930年首任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正式辞职到1932年罗家伦任校长，中央大学陷入了一场六易校长的风波中，其中1932年就五易其长，可谓高校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学生们要免费教育，教授们要加薪，张乃燕不能答应，被迫辞职了
1928年6月7日，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辞职。8日，大学院便发布了这样一则人事任免训令：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调任大学院参事，由吴稚晖继任校长；吴氏未到任以前，由该校行政院普通教育处处长程时煃暂行代理；徐善祥和傅斯年分别出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与高等教育处处长之职。
消息一经刊出，风波骤起。
舆论推测张乃燕此次明升暗降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党员登记时，张乃燕得罪党部。其二，该校内部与张乃燕素来不和者的联合行动。
其实张乃燕的调离，与胡刚复的辞职紧密关联。由于新任命的中央大学会计组组长兼商学院院长程振基与前任会计人员进行移交时，发现有67800元现金巨款未经交出，此款是作为办理自来水之用，由胡刚复保存代办。程氏即要求胡氏将此款交回会计组，胡氏以不便办理为由拒绝交出。程氏认为这一做法明显违背学校会计制度，遂致函校长张乃燕，请示办理。张乃燕于是将原函送给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吴稚晖过目。个中内幕遂大白于天下，胡氏引咎辞职。
胡氏辞职引起素来与其关系密切的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的强烈不满，后者遂以大学院名义发布了上述训令。
对于大学院的训令，各任免人员均坚辞不就。
张乃燕一方面呈文国民政府，辞去大学院参事，并表示在新任校长到任之前仍由自己负责校务。另一方面要求国民政府对此次任命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審查，并对大学院的任命提出两点质疑：其一，按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大学校长的选任为该委员会职权之一，此次校长人选缘何未经大学委员会讨论？其二，向来学校高等教育处处长由校长聘任，为何此次校长尚未去职，而大学院就已经事先预定好人选？
蔡元培自知理亏，自请处分。
吴稚晖也致函蔡元培，力辞中大校长一职。
任命之时，代理校长程时煃因公赴沪，6月12日返京（指南京）之后，随即将大学院授予公文及函件一律退还。
10日，徐善祥复函大学院“行政实非所长，务恳即日收回成命，另简贤能”。
傅斯年亦坚辞不就。
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们则为推进校务出谋献策。吴稚晖表示不就中大校长之职后，中大学生遂开会提议正式校长人选问题。9日的全体大会上，学生们提出校长人选的三项标准供大学院参考：须革命领袖，在党国无丑行；须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无劣迹；须热心校务，有预定之计划。
在11日的纪念周会议上，学生对校长人选提出汪精卫、谭延闿、周鲠生、戴季陶、胡汉民、陈公博、于右任七人，并投票决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三人，请大学院择优任命；同时，对高等教育处处长人选提出王星拱、孟宪承和周鲠生三人，决定孟宪承一人。
12日，不满张乃燕的中大教授召开教员全体大会，本着教授治校的精神，由正式教授会议产生临时校务维持会，再由临时校务维持会呈文大学院从速解决校长人选问题。蔡元培同意此举，在吴稚晖的疏通下，张乃燕将校务移交校务维持会。而学生会方面对教授治校表示反对，并上演恶作剧讽刺教授会。
校行政院职员则发表宣言，称赞张乃燕办理校务有方。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则冒名校务委员会的宣言，对校长人选表示反对。为此中大教授汤用彤等登报申明维持会并无发表任何宣言，以正视听。
由于各方对校长人选意见不一，6月15日，大学院召开大学委员会，追认大学院指令。中大在新校长人选未定之前，由张乃燕继续维持；解散临时校务维持会。至此，这场易长风波告一段落。
张乃燕被免职，表面上因其督查失职，而真正原因则是由于大学区制实行过程中产生的人事纠葛及大学教育经费纠葛所致。1930年中央大学发生“整理校务运动”，张乃燕由于没有满足学生和教授们的免费教育和加薪要求，在教授、学生以及教育部长蒋梦麟一干人等的反对下，被迫辞职。
二、朱家骅整顿中山大学成效卓著，来到中央大学变成苦苦支撑
张乃燕辞职后，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本怀将中央大学建成“首都最高学府”宏愿，不意校内繁复的人事纠葛及时局变动，使得朱家骅苦撑一年便辞职他往。
1930年11月5日，中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新校长人选标准四项：第一，学问道德素孚众望者；第二，专心任事，发展中大者；第三，办理高等教育卓有成效者；第四，在党国有相当历史者。会后学生会将任免标准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并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
朱家骅得以调任中大校长，既因其在广州整顿中山大学时铁腕手段的成效卓著，也因蒋介石的赏识。朱家骅的调离，却使广州中山大学发生了一场拒迎新校长金会澄的风潮，这恐怕是国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12月21日，朱家骅正式就职，国民政府分派大员道贺，并寄托殷切希望。
朱家骅长校后，企图将自己在中山大学时治校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央大学，采取了各项措施力图稳定校园秩序。
首先是整顿学风。针对张乃燕任上，学生干预校政的情况，朱家骅采取强硬措施对待学生，再显铁腕风格。在其长校后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就训诫学生“我希望和各位同学，多在学术上做功夫，对于校务，兄弟自当负责，谋本校的发展”。朱家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见总理纪念周学生秩序不佳，便发布告，训斥学生行为嚣张。在中央大学校庆纪念日的演讲中，朱家骅批评现在的学生一进入大学便“带了三分大爷气，挂名读书的也有，不上课的也有，本校同学，自然完全不能例外。不但如此，而且发现的很不少”。在“倒张风潮”中，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教育免费。为纠正此种不良学风，朱家骅商定，从下学期开始，由注册员派员检查课堂，学生应将学费、住宿费缴清，才准注册上课。
其次，礼待教授。由于张乃燕未能妥善处理好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之间的关系，大批教授表态辞职。朱家骅多方运作，成功挽留。为笼络教职员的情感，朱家骅还在南京世界大饭店宴请全校教职员，并表示将严格遵照大学组织法，秉承教授治校精神，改组校务会议。朱家骅还礼聘了顾毓锈、郭任远、沈刚伯、徐佩琨、颜德庆、萧一山等知名教授。
再次，改善办学条件。在其任内力主行政节简，尽量减少行政支出，提高教职员工及学生待遇。先后建成生物馆、新教学楼、文昌桥学生宿舍。朱家骅还完成张乃燕发起而中途停工的大礼堂，首都最高学府的建设步伐向前迈进。
经费短绌一直是困扰中央大学发展的瓶颈。围绕中央大学的经费拨付，中央与江苏省之间一直矛盾很深。1931年春夏之交，江苏发生大水灾，江苏经费支绌。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议决每月停发中央大学经费5万元，朱家骅虽力争而无果。中央大学经费仅靠财政部每月5万元勉为维持，教职员工薪水一直拖欠，以致该校教职员有停课索薪动议，中大再陷经济危机。
而时局的发展则使鸡犬不宁的中央大学火上浇油，并导致铁腕教育家朱家骅也不得不服软离职。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国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青年学众的强烈愤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中央大学也忝列其中。面对这种局面，朱家骅采取的策略是“学术救国”，劝阻学生游行示威，但青年学生按捺不住愤怒，1931年9月28日，中央大学千余人冒雨奔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恰好当时朱家骅在中央党部出席纪念会议，学生遂趁机要求朱校长率众至外交部请愿。朱家骅迫于情势，又恐学生滋生事端，于是答应一同前往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拒不接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外交部殴打王正廷。事后，朱家骅自认处置无方，引咎辞职，当局一再挽留。
其后，学潮日盛一日，朱家骅一再致电学生家长把学生领回家。12月8日，北大示威团、武汉大学生赴京请愿团250余人及中央大学700余人联合从中央大学出发进行示威游行，事态进一步扩大。
12月13日，朱家骅再次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因学生自动罢课已经放假，同时致函教育部请辞。1932年1月9日，国民政府批准朱家骅辞职。
三、桂崇基刚准备上任，就被学生打了，遂表示辞职，不能胜任
朱家骅辞职后，中央大学校长的人选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31年12月27日，传言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从顾孟余、翁文灏、周鲠生三者中，请中央择一任命为校长。随后又传闻中央已内定顾孟余为校长，学生方面获悉表示欢迎。
但实际的人事任免却有点出人意料，桂崇基的名字屡显报端。
桂崇基，江西贵溪人。1926年被选任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1932年1月8日，一些渴望复课的学生组织“迎桂复课运动大会”，欢迎桂崇基即日莅校视察。桂崇基也满怀信心，表示与中央接洽经费妥帖后，即赴校接事。
1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桂崇基出任中大校长。
10日，桂崇基赴校接事，却遭飞来横祸。桂崇基莅临中大与代理校务的法学院院长刘光华商议接洽事宜，被拒桂派学生得知，当即邀集数十人前往质询，结果大起冲突，“致桂面部受伤，皮破血流。”幸亏刘光华竭力调解，桂崇基才得以脱身。当日，拒桂派学生还成立“中大拒桂护校运动委员会”，向新闻记者报告该校拒桂经过及意义。
11日中大正式复课，校务仍由教授会推举刘光华暂为维持。学生则赴中央党部请愿，反对桂崇基长校。居正接见请愿学生，允将所请各点交中常会讨论。
拒桂派学生还将校门用木架堵塞，仅留二个缺口，可容一人出入，南高院门也被封闭。
学生还打碎学校文书组门窗，将校印及装有重要文件的保险箱取去藏匿，非待校长问题解决不肯交出。
12日，代理教育部长段锡朋派高教司司长孙本文赴中大，召学生代表到教育部，由段锡朋接见，出示行政院来电，批准收回桂崇基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任命。并表示以后校长人选，以专办教育而无政治色彩者出任，以免因政局更动校长随之更换。
此次的拒桂运动引起了学生内部分裂。15日，中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400余人，多数学生指责拒桂派学生被人“收买”，拥护徐谦、顾孟余、邹鳌生等为校长，拒桂派表示反对，双方当场发生冲突。为此，1月18日，中大学生自治会召开非常大会，再次确定校长人选标准：（一）纯粹学者；（二）办理高等教育卓有成效者；（三）毫无政治色彩者。会议提出的校长人选有：马君武、任鸿隽、秉志、刘树杞、胡庶华、陆志苇、翁文灏、周鲠生、竺可桢。最终票选竺可桢（172票）、翁文灏（152票）、任鸿隽（106票）三人为校长候选人，呈请国民政府择一任命。19日，中大自治会推派代表四人赴行政院教育部请愿，要求速收回桂崇基校长成命，并即日就自治会票选校长候选人择一任命。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接见，表示收回成命不成问题，对于校长人选，政府自会参照学生意见。而校内教授会则发起复迎前校长朱家骅回任，为此学生会特函教授会勿再作主张。
桂崇基被打后，鉴于该校经费积欠良久，而校内政治环境又险象环生，遂表示辞职，不能胜任。得到政府的肯定答复，学校师生满怀期待任鸿隽长校。
四、学生们欢迎任鸿隽，政府尊重学生意见予以任命，无奈任鸿隽力辞不就
1932年1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桂崇基辞职，任命任鸿隽长校中大。任鸿隽为学生自治会票选的三位校长候选人之一，这充分说明了政府的任命考虑了学生的意见。
任鸿隽（1886-1961），浙江湖州人。早年赴日美留学，1915年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并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曾在与中央大学颇有渊源的东南大学任副校长一职，对该校历史颇为熟悉。而此时任鸿隽正出任由美国庚款所退资金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兼干事长，职高权重，掌握中基会财政大权，这对于陷入经费困顿的中央大学无疑至关重要。多种因素的契合，使任氏成为中大校长的不二人选。
但任命书发出后，任鸿隽本人却反映冷淡，从一开始就表示出力辞不愿就任的意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多次函电催促任鸿隽南下（当时中基会总部设在北平）就职，而任氏则迭上辞呈。
4月，朱家骅提议在任鸿隽未就任前，仍由刘光华代理校务。
5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武汉大学校长，请其嘱托正在武汉讲学的任鸿隽复南京就职。
6月，任鸿隽复电患病，无法南下，校长一职未便虚悬，从速改选。
获悉该电后，教育部即派次长亲自北上敦请任鸿隽南下就职。中大学生也派代表赴北平请愿，但均未能劝动任鸿隽南下。从任鸿隽被任命到批准辞职，双方前后坚持达半年之久。一方面表现了国民政府的态度真诚，另方面说明了任氏的辞意坚决。
任氏的坚辞不就，有两个原因不得不考虑。一是因为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江苏教育厅长陈公博坚持由中央专款资助中央大学，江苏教育经费办理江苏地方教育。中央大学教授的薪水积欠至此已极为严重，任鸿隽不敢贸然前往。二是因为中央大学的党化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定位格格不入。南方中央大学创办的《时代公论》倾向于官方意识形态，与北方的以胡适、任鸿隽创办的同人刊物《独立评论》在政治理念上有很大的分歧，两种刊物时常发表檄文，隔空论战。
五、深知中央大学内部困顿，“起立推辞达七八次之多”的段锡朋被国民政府坚持任命，第一天到校即遭群殴
管理无人，中央大学态势进一步恶化。中央大学教授于6月6日决定索薪罢教。6月15日，中大教授、学生召开大会，组织“中大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随后数次赴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刘光华穷于应付，请辞代理校长职务。6月27日，中央大学学生700余人召开大会，请行政院批准刘辞职，令查谦教务长代理校务。大会仍坚持前议，由政府从任鸿隽、翁文灏、竺可桢三人中择一任命。大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朱家骅的决议。请求政府彻底清查朱家骅执掌中大校长时，中大水灾舞弊案，要求朱家骅将挪用的水灾捐款限期送还会计组，并通电全国反对朱家骅升任教育部长。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答应请愿师生，若任鸿隽不能来京就任，月底前定有其他解决办法；教育部次長段锡朋对请愿的中大学生允诺，定当从三人中择一任命。
6月28日，行政院正式批准任鸿隽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刘光华辞去代理校长。但令中大学生失望的是，新任校长并未如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允诺请愿的学生那样，从已经票选的三位校长候选人中择一任命，而是段锡朋自己被任命为代理校长。行政院议决会议上，深知中央大学内部困顿的段锡朋“起立推辞者达七八次之多”，但无奈汪精卫和各部长敦促，勉强答应。
行政院的任免决议引起中大学生的极大不满，并拟定6月29日讨论对付办法。
29日清晨，段锡朋致电中大教务处长查谦，请其做好准备，自己将赴中大接任校长一职。8时许，段锡朋乘小车来到中大，即赴校长室与查谦会商。中大学生闻讯后，拥至校长室，将段锡朋掳至楼下，一直拽到南体院门外。不等段锡朋解释，便将段踢倒在地，拳脚相加。段锡朋身上所穿蓝色丝罗长衫当即被撕成碎片。所乘汽车也一并捣毁。
经中央医院治疗，出具以下病单：左腕殴伤，肉裂流血，伤口径八分；右头顶殴伤高肿；右额伤，流血少许，伤口长斜形；左耳伤，皮裂，伤口径深二分；右手微伤皮破；左右两肩殴伤肿痛；背上部左右两面殴伤肿痛。
文化学生竟上演如此劣民暴行，可谓斯文扫地。
殴段暴行发生后，行政院紧急召开临时会议议决，严令各主管机关依法惩办，国立中央大学，除在沪设立的商、医两学院外，暂行解散，听候整理，所有教职员重行聘任，所有学生重行甄别。朱家骅引咎辞去教育部长职。
肇事后，中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反对段锡朋代理校长；改组“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为“护校运动委员会”，合并办理校长、经费两问题。并发表拒段原由：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与请愿允诺的结果不同、拒段以护中大之发展。
中大教授会方面对学生的暴行表示惋惜，并声明殴段是少数学生的单独行动，与大部分教授毫无关系。教授会还指出，解散学校的主要原因是教授会曾举发朱家骅在校长任内贪污，因而遭朱挟私报复。将殴段责任推向学生与朱家骅。
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以后，整理工作该如何进行？
六、李四光接掌中大，自言“惭愧极了”、“整理不了”，四周后辞职
行政院解散中大令传开后，中大学生开始变得理性，告诫全体同学在未奉到政府命令前，务请全体同学安心读书，严守秩序，并盼护校委员会请愿政府收回成命。
学生自治会还致电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请求出面调解，使学校免于解散。中大毕业同学会还派代表赴元老张静江、居正、陈果夫等住处，请其设法向政府疏通。
但久被中大问题烦扰的行政当局此次整顿中大之意极为坚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表谈话，认为中大大学生公然凶殴师长，对于校长则迎此拒彼，动辄倾轧，此等嚣风，由来已久，决心整顿，刻不容缓。朱家骅认为处理中大工作应分两步走：先解散，再整理。
6月30日，警备部至中大逮捕数名殴段学生。7月1日，教育部下令，限该校学生、职员三日内离校。2日，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自3日起，各办公室、教室、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学生教职员宿舍一律封闭。4日起，任何人非有该校所发之临时出入证，一概不得进出。对此中大教授表示严重抗议，认为政府举措过当。
7月6日，行政院特设国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负责中大解散后的校务整理工作。聘任蔡元培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为副委员长，另聘顾孟余、罗家伦、竺可桢等8人为委员。9、10两日，整理委员会先后两次开会讨论中大整理事宜，内容涉及院系调整、校务改组、经费分配、学生甄别、提高待遇等诸多方面。随后段锡朋辞去中大校长职，由李四光继任。
由于李四光的学者身份及薄弱的政治背景，7月28日赴校之时，受到中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为解决人事纠葛，李四光决定成立教授聘任审查委员会和院务设计委员会，但却遇到中大教授的消极抵抗。李四光在致好友胡适的信函中流露出无奈：“关于中大事，惭愧极了。我不能整理，也觉得无法整理。一面是整委会，一面是老教授，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学生，四把尖刀好像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任职不到半月，李四光即递上辞呈，李在辞职信中说：“校内各部意见复杂，个人体弱才短，实穷于应付，整委会预定之计划，十未行一。”
8月10日，蔡元培等也致函行政院，准备辞去整委会委员长一职，并建议解散整委会。
整委会的工作成果也仅是对院系作了大的调整和经过一个暑假的整顿，最后宣布开除19名学生。教授罢教索薪依旧继续，学生罢课请愿一如既往。中大问题的症结所在——校长人选和经费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中大纠纷势将蔓延。
七、罗家伦长校的10年，也是中央大学发展史上的黄金10年。学科繁荣，人才济济，引领时代风骚
8月23日，行政院第57次会议议决，准予蔡元培等辞去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准予李四光辞去代行校长职务，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曾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重要盟友。1920年后，前往欧美留学。1926年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加入国民党，任蔣介石政治秘书，深受蒋介石信赖。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对于行政院的任命，罗家伦起初坚决辞谢。但在教育部以及学界要人的一再劝请下，1932年8月28日，罗家伦向外界发表谈话，“最近因受各方之责备与逼迫，仅答应到时考虑事实以后，再定去就”，态度有所松动。31日，李四光亲自造访罗家伦，商办移交问题，罗家伦应允出任校长。9月2日，罗家伦向行政院和教育部递交了任职三条件：一、经费应予以切实保障；二、对于校长，请政府给予专责与信任；三、如有建设计划，请尽全力督促实现。行政当局表示自当倾力协助。9月5日，罗家伦正式长校中央大学。
10月17日，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第一次全校大会上发表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著名演说，陈述了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罗家伦指出，首都大学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使命，然后办理大学才有意义。而这个“特殊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何谓“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有机文化必须使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相互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
罗家伦心目中，中央大学的榜样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在演讲中，他分析了德国复兴的三种伟大力量，除了政治和军事改革之外，第三种力量便是民族文化的创立。深受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影响，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应当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伟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去了中央大学的意义。
如何实现中央大学的这种特殊使命？罗家伦制定了六字治校方略和四字学风建设。罗家伦认为，“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
第一时期为安定时期，必须安定而后可以养成学术之风尚，而后可于安定中求进步；第二时期为充实时期，力求人才之集中与设备之增进；第三时期为发展时期，按预定之计划为大规模之建设，使其成为近代式之大学。每一时期约为三年。
在六字治校方略铺展的同时，辅以“诚、朴、雄、伟”四字的学风建设。“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向着共同的意志去奋斗；“朴”，即是质朴，避免苛求浮华，反对拿学问做门面，不计名利，在学问上做长期的努力；“雄”，即要有大无畏的气魄，扭转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的颓风，养成民族的浩然正气；“伟”，就是志存高远，力避门户之见与固步自封，放手开创雄图伟业。
在这种使命感的指引下，罗家伦妥善解决了中大内部纠纷，使学校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罗家伦长校的10年也是中央大学发展史上的黄金10年。学科繁荣，人才济济，引领时代风骚。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大也内迁陪都重庆，因学术、政治因素的缠绕，中央大学再陷易长风波。
作为象牙塔的东南高校，中央大学长期处于不平静的状态。朴实的教学场所因非学术因素的介入而变得不再单纯。五四以来被过于拔高的学生运动，应当予以重新审视。学生关心校务本无可厚非，但方式应当合情合理更要合法。本应理性斯文的中大学生一再上演殴打师长的暴行，实属不该。易长风潮中教职员高举的“教授治校”的大旗，体现了教育独立的精神与原则，这也是当下教育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
回归历史，探寻民国学术繁荣的奥秘，对当今的高校发展或有裨益。
然而从1930年首任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正式辞职到1932年罗家伦任校长，中央大学陷入了一场六易校长的风波中，其中1932年就五易其长，可谓高校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学生们要免费教育，教授们要加薪，张乃燕不能答应，被迫辞职了
1928年6月7日，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辞职。8日，大学院便发布了这样一则人事任免训令：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调任大学院参事，由吴稚晖继任校长；吴氏未到任以前，由该校行政院普通教育处处长程时煃暂行代理；徐善祥和傅斯年分别出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与高等教育处处长之职。
消息一经刊出，风波骤起。
舆论推测张乃燕此次明升暗降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党员登记时，张乃燕得罪党部。其二，该校内部与张乃燕素来不和者的联合行动。
其实张乃燕的调离，与胡刚复的辞职紧密关联。由于新任命的中央大学会计组组长兼商学院院长程振基与前任会计人员进行移交时，发现有67800元现金巨款未经交出，此款是作为办理自来水之用，由胡刚复保存代办。程氏即要求胡氏将此款交回会计组，胡氏以不便办理为由拒绝交出。程氏认为这一做法明显违背学校会计制度，遂致函校长张乃燕，请示办理。张乃燕于是将原函送给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吴稚晖过目。个中内幕遂大白于天下，胡氏引咎辞职。
胡氏辞职引起素来与其关系密切的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的强烈不满，后者遂以大学院名义发布了上述训令。
对于大学院的训令，各任免人员均坚辞不就。
张乃燕一方面呈文国民政府，辞去大学院参事，并表示在新任校长到任之前仍由自己负责校务。另一方面要求国民政府对此次任命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審查，并对大学院的任命提出两点质疑：其一，按大学委员会组织条例，大学校长的选任为该委员会职权之一，此次校长人选缘何未经大学委员会讨论？其二，向来学校高等教育处处长由校长聘任，为何此次校长尚未去职，而大学院就已经事先预定好人选？
蔡元培自知理亏，自请处分。
吴稚晖也致函蔡元培，力辞中大校长一职。
任命之时，代理校长程时煃因公赴沪，6月12日返京（指南京）之后，随即将大学院授予公文及函件一律退还。
10日，徐善祥复函大学院“行政实非所长，务恳即日收回成命，另简贤能”。
傅斯年亦坚辞不就。
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们则为推进校务出谋献策。吴稚晖表示不就中大校长之职后，中大学生遂开会提议正式校长人选问题。9日的全体大会上，学生们提出校长人选的三项标准供大学院参考：须革命领袖，在党国无丑行；须学问渊博，在教育界无劣迹；须热心校务，有预定之计划。
在11日的纪念周会议上，学生对校长人选提出汪精卫、谭延闿、周鲠生、戴季陶、胡汉民、陈公博、于右任七人，并投票决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三人，请大学院择优任命；同时，对高等教育处处长人选提出王星拱、孟宪承和周鲠生三人，决定孟宪承一人。
12日，不满张乃燕的中大教授召开教员全体大会，本着教授治校的精神，由正式教授会议产生临时校务维持会，再由临时校务维持会呈文大学院从速解决校长人选问题。蔡元培同意此举，在吴稚晖的疏通下，张乃燕将校务移交校务维持会。而学生会方面对教授治校表示反对，并上演恶作剧讽刺教授会。
校行政院职员则发表宣言，称赞张乃燕办理校务有方。报纸甚至刊登了一则冒名校务委员会的宣言，对校长人选表示反对。为此中大教授汤用彤等登报申明维持会并无发表任何宣言，以正视听。
由于各方对校长人选意见不一，6月15日，大学院召开大学委员会，追认大学院指令。中大在新校长人选未定之前，由张乃燕继续维持；解散临时校务维持会。至此，这场易长风波告一段落。
张乃燕被免职，表面上因其督查失职，而真正原因则是由于大学区制实行过程中产生的人事纠葛及大学教育经费纠葛所致。1930年中央大学发生“整理校务运动”，张乃燕由于没有满足学生和教授们的免费教育和加薪要求，在教授、学生以及教育部长蒋梦麟一干人等的反对下，被迫辞职。
二、朱家骅整顿中山大学成效卓著，来到中央大学变成苦苦支撑
张乃燕辞职后，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本怀将中央大学建成“首都最高学府”宏愿，不意校内繁复的人事纠葛及时局变动，使得朱家骅苦撑一年便辞职他往。
1930年11月5日，中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新校长人选标准四项：第一，学问道德素孚众望者；第二，专心任事，发展中大者；第三，办理高等教育卓有成效者；第四，在党国有相当历史者。会后学生会将任免标准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并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
朱家骅得以调任中大校长，既因其在广州整顿中山大学时铁腕手段的成效卓著，也因蒋介石的赏识。朱家骅的调离，却使广州中山大学发生了一场拒迎新校长金会澄的风潮，这恐怕是国民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12月21日，朱家骅正式就职，国民政府分派大员道贺，并寄托殷切希望。
朱家骅长校后，企图将自己在中山大学时治校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央大学，采取了各项措施力图稳定校园秩序。
首先是整顿学风。针对张乃燕任上，学生干预校政的情况，朱家骅采取强硬措施对待学生，再显铁腕风格。在其长校后的第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就训诫学生“我希望和各位同学，多在学术上做功夫，对于校务，兄弟自当负责，谋本校的发展”。朱家骅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见总理纪念周学生秩序不佳，便发布告，训斥学生行为嚣张。在中央大学校庆纪念日的演讲中，朱家骅批评现在的学生一进入大学便“带了三分大爷气，挂名读书的也有，不上课的也有，本校同学，自然完全不能例外。不但如此，而且发现的很不少”。在“倒张风潮”中，学生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教育免费。为纠正此种不良学风，朱家骅商定，从下学期开始，由注册员派员检查课堂，学生应将学费、住宿费缴清，才准注册上课。
其次，礼待教授。由于张乃燕未能妥善处理好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之间的关系，大批教授表态辞职。朱家骅多方运作，成功挽留。为笼络教职员的情感，朱家骅还在南京世界大饭店宴请全校教职员，并表示将严格遵照大学组织法，秉承教授治校精神，改组校务会议。朱家骅还礼聘了顾毓锈、郭任远、沈刚伯、徐佩琨、颜德庆、萧一山等知名教授。
再次，改善办学条件。在其任内力主行政节简，尽量减少行政支出，提高教职员工及学生待遇。先后建成生物馆、新教学楼、文昌桥学生宿舍。朱家骅还完成张乃燕发起而中途停工的大礼堂，首都最高学府的建设步伐向前迈进。
经费短绌一直是困扰中央大学发展的瓶颈。围绕中央大学的经费拨付，中央与江苏省之间一直矛盾很深。1931年春夏之交，江苏发生大水灾，江苏经费支绌。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议决每月停发中央大学经费5万元，朱家骅虽力争而无果。中央大学经费仅靠财政部每月5万元勉为维持，教职员工薪水一直拖欠，以致该校教职员有停课索薪动议，中大再陷经济危机。
而时局的发展则使鸡犬不宁的中央大学火上浇油，并导致铁腕教育家朱家骅也不得不服软离职。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国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青年学众的强烈愤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中央大学也忝列其中。面对这种局面，朱家骅采取的策略是“学术救国”，劝阻学生游行示威，但青年学生按捺不住愤怒，1931年9月28日，中央大学千余人冒雨奔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恰好当时朱家骅在中央党部出席纪念会议，学生遂趁机要求朱校长率众至外交部请愿。朱家骅迫于情势，又恐学生滋生事端，于是答应一同前往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拒不接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外交部殴打王正廷。事后，朱家骅自认处置无方，引咎辞职，当局一再挽留。
其后，学潮日盛一日，朱家骅一再致电学生家长把学生领回家。12月8日，北大示威团、武汉大学生赴京请愿团250余人及中央大学700余人联合从中央大学出发进行示威游行，事态进一步扩大。
12月13日，朱家骅再次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因学生自动罢课已经放假，同时致函教育部请辞。1932年1月9日，国民政府批准朱家骅辞职。
三、桂崇基刚准备上任，就被学生打了，遂表示辞职，不能胜任
朱家骅辞职后，中央大学校长的人选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31年12月27日，传言中大学生自治会提出从顾孟余、翁文灏、周鲠生三者中，请中央择一任命为校长。随后又传闻中央已内定顾孟余为校长，学生方面获悉表示欢迎。
但实际的人事任免却有点出人意料，桂崇基的名字屡显报端。
桂崇基，江西贵溪人。1926年被选任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1932年1月8日，一些渴望复课的学生组织“迎桂复课运动大会”，欢迎桂崇基即日莅校视察。桂崇基也满怀信心，表示与中央接洽经费妥帖后，即赴校接事。
1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桂崇基出任中大校长。
10日，桂崇基赴校接事，却遭飞来横祸。桂崇基莅临中大与代理校务的法学院院长刘光华商议接洽事宜，被拒桂派学生得知，当即邀集数十人前往质询，结果大起冲突，“致桂面部受伤，皮破血流。”幸亏刘光华竭力调解，桂崇基才得以脱身。当日，拒桂派学生还成立“中大拒桂护校运动委员会”，向新闻记者报告该校拒桂经过及意义。
11日中大正式复课，校务仍由教授会推举刘光华暂为维持。学生则赴中央党部请愿，反对桂崇基长校。居正接见请愿学生，允将所请各点交中常会讨论。
拒桂派学生还将校门用木架堵塞，仅留二个缺口，可容一人出入，南高院门也被封闭。
学生还打碎学校文书组门窗，将校印及装有重要文件的保险箱取去藏匿，非待校长问题解决不肯交出。
12日，代理教育部长段锡朋派高教司司长孙本文赴中大，召学生代表到教育部，由段锡朋接见，出示行政院来电，批准收回桂崇基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任命。并表示以后校长人选，以专办教育而无政治色彩者出任，以免因政局更动校长随之更换。
此次的拒桂运动引起了学生内部分裂。15日，中大学生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400余人，多数学生指责拒桂派学生被人“收买”，拥护徐谦、顾孟余、邹鳌生等为校长，拒桂派表示反对，双方当场发生冲突。为此，1月18日，中大学生自治会召开非常大会，再次确定校长人选标准：（一）纯粹学者；（二）办理高等教育卓有成效者；（三）毫无政治色彩者。会议提出的校长人选有：马君武、任鸿隽、秉志、刘树杞、胡庶华、陆志苇、翁文灏、周鲠生、竺可桢。最终票选竺可桢（172票）、翁文灏（152票）、任鸿隽（106票）三人为校长候选人，呈请国民政府择一任命。19日，中大自治会推派代表四人赴行政院教育部请愿，要求速收回桂崇基校长成命，并即日就自治会票选校长候选人择一任命。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接见，表示收回成命不成问题，对于校长人选，政府自会参照学生意见。而校内教授会则发起复迎前校长朱家骅回任，为此学生会特函教授会勿再作主张。
桂崇基被打后，鉴于该校经费积欠良久，而校内政治环境又险象环生，遂表示辞职，不能胜任。得到政府的肯定答复，学校师生满怀期待任鸿隽长校。
四、学生们欢迎任鸿隽，政府尊重学生意见予以任命，无奈任鸿隽力辞不就
1932年1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桂崇基辞职，任命任鸿隽长校中大。任鸿隽为学生自治会票选的三位校长候选人之一，这充分说明了政府的任命考虑了学生的意见。
任鸿隽（1886-1961），浙江湖州人。早年赴日美留学，1915年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并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曾在与中央大学颇有渊源的东南大学任副校长一职，对该校历史颇为熟悉。而此时任鸿隽正出任由美国庚款所退资金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董事兼干事长，职高权重，掌握中基会财政大权，这对于陷入经费困顿的中央大学无疑至关重要。多种因素的契合，使任氏成为中大校长的不二人选。
但任命书发出后，任鸿隽本人却反映冷淡，从一开始就表示出力辞不愿就任的意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多次函电催促任鸿隽南下（当时中基会总部设在北平）就职，而任氏则迭上辞呈。
4月，朱家骅提议在任鸿隽未就任前，仍由刘光华代理校务。
5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武汉大学校长，请其嘱托正在武汉讲学的任鸿隽复南京就职。
6月，任鸿隽复电患病，无法南下，校长一职未便虚悬，从速改选。
获悉该电后，教育部即派次长亲自北上敦请任鸿隽南下就职。中大学生也派代表赴北平请愿，但均未能劝动任鸿隽南下。从任鸿隽被任命到批准辞职，双方前后坚持达半年之久。一方面表现了国民政府的态度真诚，另方面说明了任氏的辞意坚决。
任氏的坚辞不就，有两个原因不得不考虑。一是因为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江苏教育厅长陈公博坚持由中央专款资助中央大学，江苏教育经费办理江苏地方教育。中央大学教授的薪水积欠至此已极为严重，任鸿隽不敢贸然前往。二是因为中央大学的党化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定位格格不入。南方中央大学创办的《时代公论》倾向于官方意识形态，与北方的以胡适、任鸿隽创办的同人刊物《独立评论》在政治理念上有很大的分歧，两种刊物时常发表檄文，隔空论战。
五、深知中央大学内部困顿，“起立推辞达七八次之多”的段锡朋被国民政府坚持任命，第一天到校即遭群殴
管理无人，中央大学态势进一步恶化。中央大学教授于6月6日决定索薪罢教。6月15日，中大教授、学生召开大会，组织“中大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随后数次赴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刘光华穷于应付，请辞代理校长职务。6月27日，中央大学学生700余人召开大会，请行政院批准刘辞职，令查谦教务长代理校务。大会仍坚持前议，由政府从任鸿隽、翁文灏、竺可桢三人中择一任命。大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朱家骅的决议。请求政府彻底清查朱家骅执掌中大校长时，中大水灾舞弊案，要求朱家骅将挪用的水灾捐款限期送还会计组，并通电全国反对朱家骅升任教育部长。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答应请愿师生，若任鸿隽不能来京就任，月底前定有其他解决办法；教育部次長段锡朋对请愿的中大学生允诺，定当从三人中择一任命。
6月28日，行政院正式批准任鸿隽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刘光华辞去代理校长。但令中大学生失望的是，新任校长并未如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允诺请愿的学生那样，从已经票选的三位校长候选人中择一任命，而是段锡朋自己被任命为代理校长。行政院议决会议上，深知中央大学内部困顿的段锡朋“起立推辞者达七八次之多”，但无奈汪精卫和各部长敦促，勉强答应。
行政院的任免决议引起中大学生的极大不满，并拟定6月29日讨论对付办法。
29日清晨，段锡朋致电中大教务处长查谦，请其做好准备，自己将赴中大接任校长一职。8时许，段锡朋乘小车来到中大，即赴校长室与查谦会商。中大学生闻讯后，拥至校长室，将段锡朋掳至楼下，一直拽到南体院门外。不等段锡朋解释，便将段踢倒在地，拳脚相加。段锡朋身上所穿蓝色丝罗长衫当即被撕成碎片。所乘汽车也一并捣毁。
经中央医院治疗，出具以下病单：左腕殴伤，肉裂流血，伤口径八分；右头顶殴伤高肿；右额伤，流血少许，伤口长斜形；左耳伤，皮裂，伤口径深二分；右手微伤皮破；左右两肩殴伤肿痛；背上部左右两面殴伤肿痛。
文化学生竟上演如此劣民暴行，可谓斯文扫地。
殴段暴行发生后，行政院紧急召开临时会议议决，严令各主管机关依法惩办，国立中央大学，除在沪设立的商、医两学院外，暂行解散，听候整理，所有教职员重行聘任，所有学生重行甄别。朱家骅引咎辞去教育部长职。
肇事后，中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反对段锡朋代理校长；改组“经费独立运动委员会”为“护校运动委员会”，合并办理校长、经费两问题。并发表拒段原由：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与请愿允诺的结果不同、拒段以护中大之发展。
中大教授会方面对学生的暴行表示惋惜，并声明殴段是少数学生的单独行动，与大部分教授毫无关系。教授会还指出，解散学校的主要原因是教授会曾举发朱家骅在校长任内贪污，因而遭朱挟私报复。将殴段责任推向学生与朱家骅。
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以后，整理工作该如何进行？
六、李四光接掌中大，自言“惭愧极了”、“整理不了”，四周后辞职
行政院解散中大令传开后，中大学生开始变得理性，告诫全体同学在未奉到政府命令前，务请全体同学安心读书，严守秩序，并盼护校委员会请愿政府收回成命。
学生自治会还致电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请求出面调解，使学校免于解散。中大毕业同学会还派代表赴元老张静江、居正、陈果夫等住处，请其设法向政府疏通。
但久被中大问题烦扰的行政当局此次整顿中大之意极为坚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表谈话，认为中大大学生公然凶殴师长，对于校长则迎此拒彼，动辄倾轧，此等嚣风，由来已久，决心整顿，刻不容缓。朱家骅认为处理中大工作应分两步走：先解散，再整理。
6月30日，警备部至中大逮捕数名殴段学生。7月1日，教育部下令，限该校学生、职员三日内离校。2日，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自3日起，各办公室、教室、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学生教职员宿舍一律封闭。4日起，任何人非有该校所发之临时出入证，一概不得进出。对此中大教授表示严重抗议，认为政府举措过当。
7月6日，行政院特设国立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负责中大解散后的校务整理工作。聘任蔡元培为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为副委员长，另聘顾孟余、罗家伦、竺可桢等8人为委员。9、10两日，整理委员会先后两次开会讨论中大整理事宜，内容涉及院系调整、校务改组、经费分配、学生甄别、提高待遇等诸多方面。随后段锡朋辞去中大校长职，由李四光继任。
由于李四光的学者身份及薄弱的政治背景，7月28日赴校之时，受到中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为解决人事纠葛，李四光决定成立教授聘任审查委员会和院务设计委员会，但却遇到中大教授的消极抵抗。李四光在致好友胡适的信函中流露出无奈：“关于中大事，惭愧极了。我不能整理，也觉得无法整理。一面是整委会，一面是老教授，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学生，四把尖刀好像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任职不到半月，李四光即递上辞呈，李在辞职信中说：“校内各部意见复杂，个人体弱才短，实穷于应付，整委会预定之计划，十未行一。”
8月10日，蔡元培等也致函行政院，准备辞去整委会委员长一职，并建议解散整委会。
整委会的工作成果也仅是对院系作了大的调整和经过一个暑假的整顿，最后宣布开除19名学生。教授罢教索薪依旧继续，学生罢课请愿一如既往。中大问题的症结所在——校长人选和经费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中大纠纷势将蔓延。
七、罗家伦长校的10年，也是中央大学发展史上的黄金10年。学科繁荣，人才济济，引领时代风骚
8月23日，行政院第57次会议议决，准予蔡元培等辞去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准予李四光辞去代行校长职务，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曾与傅斯年等共同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重要盟友。1920年后，前往欧美留学。1926年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7年加入国民党，任蔣介石政治秘书，深受蒋介石信赖。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对于行政院的任命，罗家伦起初坚决辞谢。但在教育部以及学界要人的一再劝请下，1932年8月28日，罗家伦向外界发表谈话，“最近因受各方之责备与逼迫，仅答应到时考虑事实以后，再定去就”，态度有所松动。31日，李四光亲自造访罗家伦，商办移交问题，罗家伦应允出任校长。9月2日，罗家伦向行政院和教育部递交了任职三条件：一、经费应予以切实保障；二、对于校长，请政府给予专责与信任；三、如有建设计划，请尽全力督促实现。行政当局表示自当倾力协助。9月5日，罗家伦正式长校中央大学。
10月17日，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第一次全校大会上发表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著名演说，陈述了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罗家伦指出，首都大学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使命，然后办理大学才有意义。而这个“特殊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何谓“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有机文化必须使大家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必须使各部分文化的努力在这个共同的意识之下相互协调，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
罗家伦心目中，中央大学的榜样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在演讲中，他分析了德国复兴的三种伟大力量，除了政治和军事改革之外，第三种力量便是民族文化的创立。深受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的影响，罗家伦认为中央大学应当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伟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去了中央大学的意义。
如何实现中央大学的这种特殊使命？罗家伦制定了六字治校方略和四字学风建设。罗家伦认为，“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
第一时期为安定时期，必须安定而后可以养成学术之风尚，而后可于安定中求进步；第二时期为充实时期，力求人才之集中与设备之增进；第三时期为发展时期，按预定之计划为大规模之建设，使其成为近代式之大学。每一时期约为三年。
在六字治校方略铺展的同时，辅以“诚、朴、雄、伟”四字的学风建设。“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向着共同的意志去奋斗；“朴”，即是质朴，避免苛求浮华，反对拿学问做门面，不计名利，在学问上做长期的努力；“雄”，即要有大无畏的气魄，扭转中国民族的柔弱萎靡的颓风，养成民族的浩然正气；“伟”，就是志存高远，力避门户之见与固步自封，放手开创雄图伟业。
在这种使命感的指引下，罗家伦妥善解决了中大内部纠纷，使学校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
罗家伦长校的10年也是中央大学发展史上的黄金10年。学科繁荣，人才济济，引领时代风骚。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大也内迁陪都重庆，因学术、政治因素的缠绕，中央大学再陷易长风波。
作为象牙塔的东南高校，中央大学长期处于不平静的状态。朴实的教学场所因非学术因素的介入而变得不再单纯。五四以来被过于拔高的学生运动，应当予以重新审视。学生关心校务本无可厚非，但方式应当合情合理更要合法。本应理性斯文的中大学生一再上演殴打师长的暴行，实属不该。易长风潮中教职员高举的“教授治校”的大旗，体现了教育独立的精神与原则，这也是当下教育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
回归历史，探寻民国学术繁荣的奥秘，对当今的高校发展或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