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教室坐下5分钟后，我就开始庆幸自己来得早。10点一过，人不断涌入，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穿短裙的，裹头巾的，还有一位大叔，乍看以为是查韦斯转世。10点07分开始上课时（上课时间总比课表迟7分钟，所谓“Harvard Time”），教室里大概挤进来小两百人，几无立锥之地。授课教授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同名同姓，银发银须，看着颇威严，课名是“宗教、政治与公共政策”，讲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读书时的室友，是著名的无神论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
　　这是我在哈佛shopping的第一堂课。李欧梵先生在《我的哈佛岁月》中写，哈佛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物’（course 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学生……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
　　周一恰逢美国劳动节，所以周二、周三是“购物”的高峰，宗教课一结束，来不及向老师请教他对希钦斯的看法，就骑着单车往社会学系赶，去听《记忆的政治》（Memory Politics）。这是人类学专业开的一门小型研修课（seminar）， 只有十几个座位，最后也来了三四十位“顾客”，女生为主，个个青春逼人，一个女孩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满了女权主义的漫画。两堂课的大纲都写明了“阅读任务重”几个字，讲《记忆的政治》的老师，不断抛出普里莫·莱维、汉娜·阿伦特、齐格蒙·鲍曼这样的名字，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来。案例分析重点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嚷嚷，为什么不讲苏联国家？”她一摊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门大课专讲苏联和东欧，哗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挤爆了。老师瘦高个，肤色棕红，俄国口音，上来就说会专门花一堂课讲讲普京的俄罗斯，“我是一个现在时的历史学家，虽然我历史系的同事都说，太关注时事是罪过。”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带你们回到1930年代。假如这是1930年代的课堂，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很大一部分会同情社会主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还有人会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你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献，你会惊讶于自由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处于怎样的下风。”
　　这位亲历苏联解体的历史系教授，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好几次摸鼻子，讲着讲着还会自己笑起来（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个个都是演说家，不动声色让底下笑成一 团），有几分天真，又觉得有讨好学生的企图，有一次他明显口误，尴尬地笑：“对不住啊，昨晚看美网看得太晚……”转过身去，看见他皱巴巴的衬衫背后湿了一大块。
　　身边多数同学关注的都是政治，《记忆的政治》、《网络时代的媒体与政治权力》、《讲故事的政治》、《个人数据的政治》……一个同学说，她的课堂里有两个前中情局雇员，其中一个还是发言人，“他发言可真多……”另一个同学在听了《个人数据的政治》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从技术上说，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邮政编码，就能锁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选了查尔斯河对岸商学院的课，回来感叹就是不一样——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学期课老师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学院，你还没去上课，老师就已经把你google了个底朝天。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去商学院参观，问公共关系部主任，这里是否也有迟到7分钟的哈佛时间？他立刻否认了，“全部准点开始，有些教授到点还会把教室锁起来！”
　　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对“购物”感冒，《讲故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torytelling）是本学期新开的课，老教授叫迈克尔·杰克逊（是的），来自神学院，不讲开场段子，不笑，不提问，不发教学大纲，站着笔直开讲，有人中途离开，但关于这门课我听到的最好评价是：有一种古典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