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动荡爆发至今已两年多，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新兴政权仍寝食难安，困难重重。许多人谈论民主的重要性，的确，在财富分配的意义上，民生环境的改善仰赖于民主建设。但当一些政权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其未能解决与全球市场的关系，无法从财富增量上解决庞大失业青壮年人口的安置问题时，仓促扩大政治参与，政客承诺无法实现，容易引起政治虚无主义和“圣战”型动荡。而只有民生问题得到缓解，才能与草创的民主机制相携前进。

突尼斯渴求就业灵丹

　　自锡勒亚奈省大罢工至前不久反对派领袖遭暗杀引起的街头抗议，连月来，突尼斯民间要求杰巴利总理下台的呼声高涨，示威者与政府军冲突不断，迄今已造成数百人死伤。而杰巴利所承诺的组建一个无党派的“小型技术精英政府”作为今年下半年大选前过渡政府的方案，却遭到他本人担任第二号人物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坚决反对；执政党甚至组织示威抗议总理对反对派妥协，要求“维护民选政府的合法性”。
　　民众为何不认可他们选出的政府？归根结底，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源于失业问题，希望由一个专业而高效的政府来收拾经济烂摊子，而不是将内阁职位当作对政治革命家的犒赏。
　　引发2011年政治风暴的直接原因，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突尼斯自独立后，主要通过出口能源和吸引海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制造业和加工业未能得到政府的重视，每年新增岗位数量有限，而随着突尼斯高等教育普及化，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社会提供的优质岗位，工作期望值较高者往往待业在家，反之则会从事与所学专业关联甚少、技术含量极低、待遇较差的职业，成为不充分就业者。

　　卡扎菲时代，利比亚石油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获益较多，利用巨额的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工业，并扩大就业。数十年之内，利比亚的西部地区焕然一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相比之下，卡扎菲由于担心东部各部族势力强盛之后会危及其统治，故而限制对东部地区的拨款，并一再推迟东部建设计划。班加西作为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市容市貌远不及的黎波里，甚至不如一些西部小镇，公路残破不堪，贫民窟随处可见。
　　利比亚临时政府建立之后，虽然设法恢复石油产量，但尚未改变“重西抑东”的政策，东西部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当前，极端组织在班加西仍有不少支持者，原因就在于此。
　　与利比亚不同，也门是中东最为贫困的国家，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门并未发现石油，主要的经济部门为农业和劳务输出，工业化起步较晚，经济市场化进程缓慢。1984年，也门东部地区发现石油，此后，石油产量日益增加，尽管如此，也门总体上仍未脱贫致富。据去年世界银行统计，也门的贫困率高达52%，1200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庞大的贫困人口游离于社会生活的边缘，朝不保夕，风餐露宿，成为也门动荡的隐患，也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大量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维持生计的贫民，成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拉拢对象，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
　　2011年以来的武装冲突使也门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输油管道受损，海外资本纷纷撤出，加剧了也门的贫困化。以哈迪为首的新政府尚未摆脱萨利赫政策的窠臼，工业生产仍然落后，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新兴政权的出路

　　革命狂潮过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与也门呈现经济熄火、民生凋敝的惨淡境况。在此背景下，一些新兴政权的领导人已决意改弦更张，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政府工作的要务，并提出了一定的改革设想与理念。譬如，突尼斯总理杰巴利去年曾表示，将竭力解决国家的均衡发展、失业、安全和恢复经济等问题，计划通过大力发展磷酸盐产业和旅游业等行业，拉动经济增长，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与之相仿，穆尔西在竭力摆脱制宪困境之余提到，埃及将推出一系列新的项目，旨在吸引投资者，恢复和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
　　总体来看，目前中东新兴政权的改革计划尚存在较大不足。一方面，过于剧烈的政坛变动使政客们热衷于权力分配，无暇考虑长远的建设方针；另一方面，现有的改革计划大多未能触及核心问题，例如埃及政府尚无改革社保机制的打算，又如利比亚并无改“重西抑东”为“东西并重”政策的意向。在财富增量和财富分配两个层面，新兴政权都没能给出令失业者满意的答卷。
　　在外援方面，尽管2011年多维尔八国峰会曾表态愿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逾200亿美元的援助，IMF也有意向埃及贷款48亿美元，但这些钱并不能即刻到位，有的附加了经济改革的条件，有的跟特定的政治进程挂钩，还有的要经历艰苦的谈判才能达成协议。去年6月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卡塔尔两次援助埃及各25亿美元，才解了穆兄会燃眉之急。
　　历史经验证明，革命难，守成更难，破坏易，建设复难。席卷中东的革命浪潮虽暂告段落，然而新规则的确立充满了投机性和反复性。面临着“二次革命”的风险，能否切实改善民生环境，是新兴政权稳坐江山的关键，亦关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未来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