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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处处高楼大厦，但多数人住所拥挤;香港公费医疗，但时常要排几年的队等候;香港免费教育，但幼儿园的费用几近天价;香港处处养老院，但老人的空间狭小得令人叹息。但香港的法治、城市管理、市民的素质、公益精神又值得我们三思和借鉴。本书作者作为中央电视台的驻港记者，以自己的视角，把上至李嘉诚、曾荫权，下至笼屋里的笼民的喜怒哀乐都做出了第一手的个人记录。
一般人住多大的房子？
记得还是到香港的头一天，我被人用车送到了港岛东南一幢又细又高的大厦门前，先生也来接我，下了车，他说:“到了，咱就住这儿——跑马地高尚住宅区的豪宅。”
“豪宅？”我四下环顾，“在哪儿呢？”当时显出好大惊讶：“就眼前这根儿细细的‘筷子’？”
进了大门（二尺宽），大厦的前厅也很窄，只能容下四五个人。
這会儿电梯来了，门一开，我忍俊不禁，先生说：“你别笑，等会再开门，小心把肚皮笑破。”果然说着电梯已经来到了22层，门一开，我的肚子真要破，为什么？香港的豪宅不仅电梯小，楼道也太小，小得袖珍，出了电梯，伸手就可以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门锁里。于是到了第二天，我和其他６位从北京来的记者，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香港的住房，寸土寸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能起高楼，这，简直太好玩了!
香港的情况大家基本都知道，地少人多。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所住房屋如果和这个社会高度现代化的规模相比，面积大小不在一个平面，价格更高得吓人。
曾经有人问我在香港买房子贵不贵，我说“不贵”，这里的房价差不多是内地的十倍，在世界也是排行第一。问话的人把舌头立刻都吞回到肚子：“十倍？北京的房价已经够高的了！”我说:“对，香港的房子没法用平均房价来衡量，好房太好，差房太差。十倍的概念只是个比方，如果具体来说，你在北京买一处四千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差不多同样的条件，这个四千块在香港也许就能买到一尺。一尺的面积有多大？大约1/10平方米，那么十尺不就是四万，价钱不是正好上升了十倍？”
我们中央电视台1997年香港回归前在港岛跑马地买下的成和道18号大厦，如果放到北京，一点“豪宅”的气息也沾不上，但是换到了香港，人们一提你住哪儿？回答是“跑马地”，对方立刻也会“吞舌头”。然而“跑马地”我们住的“豪宅”有多大？五十多平方米，客厅还能容下几个人转身，可两间睡房，大小只能分别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这对在北京虽说也就是近几年才住上了大房子的我，空间的压力也不是一下就能适应。
开始我不相信两室一厅，两口人居住，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香港人眼里已经是相当地令人羡慕，后来住长了，不时也会到当地的朋友家去造访，才知道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香港人一般的家庭却要住上好几口，老少三代同居一处，卧室、客厅，双层床、打地铺，这样的情形很普遍。
记得第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当地人，选择采访地点时我对被访者说:“就去先生您家吧。”那位先生面有难色，但是碍着我的面子，答应了，嘴里却一个劲地讲:“我家里可是太小，到时候摄像机怕都要支不开。”我哪里相信？他们家有五口人，妻子、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大的已经21，小女儿和儿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这样的家庭怎么也得有个集体活动的空间吧。然而真的走进了他的家，我还真是直嘬牙花子——那房子比想象当中的要拥挤得多，厨房、厕所、两间睡房加上客厅，拢共合在一起才30多平方米。父母的卧室除了床面，墙壁四周到处都是柜子，三个孩子的小屋面积还不足6平方米，三张小床肯定放不下。我看到屋里只有一个窄窄的上下铺，就不太礼貌地问:“你们家不是有三个孩子吗？那么第三个住哪儿”？女主人看我真切关心，不好意思地就说:“抽屉，在床下。”跟着立刻给我示范，上下铺的床底果然让她拉出来了一块大平板:“瞧，儿子的床，晚上拉出来，铺上被褥，早晨推回去，没办法，房间太小，只能这样。”
我从此理解了香港人为什么一般都不会轻易地把客人带回家，我是赶上了一位最豁达、最乐观的被访者——结果那天采访，屋里果然根本支不开摄像机，摄像师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将三脚架支在了楼道，这样才勉强做完了访问……
截止到2006年3月，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给出的数字: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已经达到了26平方米，香港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则只有7.1平方米，这个标准比日本的15.8平方米还要“小”去了一半。
如果说特别困难，有一天我宿舍的空调机坏了，漏水，不得不请大厦的管理人员王师傅打电话赶快约来香港的修理工，漏水的空调在两间睡房大一点的那个房子，王师傅带了工人进来，我看到工人一直在发愁没有地方摆梯子，就十分抱歉地对王师傅说:“对不起，这房子太小了，让你们没法作业。”谁知道王师傅立刻爆笑，连连讲:“你这房子还算小？我家租的房子和你们家的一样大，那里边可是住着四户人家。”我以为他说的“四户”指的是一个家庭亲戚上下总共有四口人，但王师傅马上纠正:“不是，是四户，完全没有关系的四户人家。”五十多平方米，刨去公共面积，内瓤有多大？住四户？我几乎愣了，两只眼睛全是怀疑：“真的？”
“真的!”王师傅万分肯定，“大屋、小屋各是一户，客厅被一分为二，住了两户，其中一户人家两公婆还有两个孩子。”
“那怎么住啊？”
王师傅说:“想办法呗，香港人在利用居住空间方面照我看比世界哪里的人都聪明，有些人为了节省空间，把家里所有的房门都换成了推拉式，头顶、过道都被利用了起来，打包厢、竖书架，要不怎么办？”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我很快发现，这就是香港的家居面积一般不是都很小吗？商店里卖的很多家庭用品型号也跟着变化，都被微缩。锅碗瓢勺的小物件咱就不必去说了，只说沙发和床铺，我从北京带来的沙发靠垫，到了香港往外一拿，顿时成了庞然大物；双人床床单、床罩，最开始铺到床上怎么也不挺括，怎么拉扯前后左右的都往下耷拉，我开始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标准货，怎么到了香港就都不合适了？有一天我先生突然一拍脑门儿，说：“哦，我忘了，香港的双人床和内地的尺寸不一样，宽不是1米5，而是1米35，长也有变化，也要比正常的短一些。”这就难怪我从北京带来的床单、床罩，为什么没有一个铺出来合适。
内地的老百姓如果只和香港人比住房，“没事偷着乐”，就赶快满屋子跑步、上蹿下跳地庆幸去吧。近几年北京的大小家具城，1米5的标准双人床已经不多见，大有被“1米8”全部取代的趋势，然而“1米8”的双人床，香港普通人脑袋里别说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有钱，能买，搬回家往哪里放呢？
香港人怎么去“看病”？
香港住房和内地的相比显得紧巴，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真正有钱”可以去买house），不过人家看病，公立医院除了挂号、少量一点点象征性的医药费，其他的都可全免，这种福利让内地同胞，特别是眼下越来越多得不起病、看不起医生的内地“同胞”就不能不心生羡慕。
我来港之前对香港的医疗体制小有耳闻，因为要常驻，谁也保不齐会因为气候不合、水土不服，一年四季的不生病，因此关心在香港的看病成本肯定是一种自然。
然而到了香港，我被通知，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的新闻记者，大家尽管已经离开了内地，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在香港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医疗待遇，一般偶感风寒，只要到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门诊部去看就行，不需要自己再花钱，因此没有大病，开始我还真没捞着机会去香港的公立医院去“看医生”，所以当内地的朋友问起我香港的医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老百姓看病是不是真的不花钱时，我很被动，一问三不知，最后真恨不成自己也得场大病，中联办的门诊部看不了，这样我就可以有借口去享受一下香港医疗体制的高福利，也赚它一个心理平衡。
不过，不去香港的公立医院不知道，真的有病去看了，才明白香港人有病“看医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片甘苦天地，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东西也是老鼻子了。
2006年11月，我闹心上火，火气在七窍之间来回乱蹿，最后几天竟然跑到了肛门，痔疮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病不算大却很难受，刚犯的时候我去中联办的门诊部就请医生给看过，医生说已经形成了血栓，要我去香港的医院或者深圳动手术，我一听“手术”？不愿意去挨那一刀，就借口工作忙，一拖再拖没有去。结果到了月底，家里4套节目的《直通香港》栏目要我为他们制作一期香港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电视专题片，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应景儿播出。联系好采访的头一天夜里，我后门继续疼得只能趴在床上睡觉，下午要去基金会了，这副德行可怎么好？幸好香港艾滋病基金会的所在地就在香港赛马会筲箕湾诊所的5楼，这样我就想利用两场采访之间的一点点空闲去顺便看看医生。可见我的想法挺智慧，挺能一举两得是吧？谁知道一到了医院挂号处，工作人员竟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挂号？医生今天有很多的病人噢，要排很长的队，恐怕短时间之内你看不上。”我这才想起香港的公立医院，早就听人讲过，价格虽说便宜，但是死不了人的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一般患者都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长时间”可能是几天、几个月，也可能一等就是数年。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要做一个妇科小手术，跑到公立医院，医生说至少要排队等上两年，后来她被介绍到一家私立医院，一个星期就上了手术台（当然收费很吓人）；而另一位朋友的亲戚前列腺肿大也需要做手术，老先生说什么也不舍得去私立医院花大钱，就排队等“公立”，结果据说这位老先生整整等了五年，最后人都死在其他的急症上了，他的前列腺手术还是没有在公立医院做成。
内地人以为香港人看病是一种享受，然而公立医院收费低，但是要等;私立医院，那里的条件好、速度快，但是香港人并不是个个都是白领。“公”与“私”在香港有天壤之别，老百姓不是个个都舍得，人人都看得起。
根据资料:香港的公立医院遍布港、九、新三地，有几十家之多;而私立的只有12间，不过由私人医生执业开办的普通门诊和专科门诊就多到不计其数。这当中公立医院一般普通门诊挂号费用仅为45元，专科60元;私立医院却要高到200至400不等。还有，香港的公立医院普通住院费一般每天只收68元，膳食、检验、药物、手术全都包括其中。可是私立医院呢？我们大厦的另一位物业管理人员2006年胃病到了很严重的状态，不得不动手术，因为等不了，就到私立医院，可是一打听，一个手术下来要花费几十万，后来他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终于解决了（真正的急症还是很快），手术费才花了400多块，你看，这里面的收费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
香港人到公立医院排不上队，看私立又花不起钱，市民不约而同就想出了一个对抗的办法，这就是打电话、叫“白车”（救护车）——病人得了急病，看急诊，你公立医院再怎么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再排大队等待了吧，但是这一招使用的人多了也不奏效，公立医院的“急诊”也有分诊制度，即使你是坐救护车呼啸而来的，护士也要首先给你做初步的检查，经过初检，有必要让你见医生的立刻见，没必要的，或者让人看出来有“破绽”的，护士还是只会给你草草地塞上一点药，然后把你打发回第二天早上的门诊。
2005年我的一个同事，一连几天都在闹牙疼，他自己吃了药，始终不管事，右半边脸已经肿得鼓起了好大一片。这天夜里实在扛不住，就拿出身份证（只有香港居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就诊的优惠），被另外一个同事开车送去了一间位于西环的香港公立医院。事后过了好久，他对我说:“我怎么也忘不了前后两次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复杂经历。”意思是说我想听“故事”，他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第一次夜晚来到公立医院，花了100块钱的急诊挂号费，分诊的护士过来了，查看了一下病情，证明他没有耍滑头，真的是在闹牙疼，于是就在一张表格第二栏的“十分疼痛”上给他打了一个勾。这位同事看后心想：“十分疼痛?”这比第三栏、第四栏的“比较疼痛”及“一般疼痛”可要厉害得多，离第一栏的“病情濒危”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估计大夫很快就会给他看。然而等了40分钟，护士过来叫他，进了屋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那医生并不动手给他检查，只是用嘴“问病”，之后开了一小袋止疼药就让他回去。我的同事脑袋都要气炸了，说:“我现在这么疼，您怎么只给我开药而不给我处理呀？要是吃药能行，我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吃了一大把的止痛片，但是根本就没用!”医生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是普通的急诊，不是牙科专科，难道你不知道？香港的所有公立医院哪一家都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只能去私立医院或者找私人医生。”
同事捂着腮帮子，越生气，牙齿疼得越厉害。虽然他知道香港的私立医院要价很贵，但是这牙疼不看也不行啊?就耐着性子问医生:“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到了私人诊所，直到把牙看好，得花多少钱？”医生这才让他张开嘴，向里面望了望，然后说：“哦，是长智齿，并伴有牙龈发炎，要动手术。费用嘛，大致需要5700到6000元港币。”
5700到6000元港币?没有搞错吧?我这可是自费！
再怎么想，同事也想象不到香港的私立医院看一颗智齿竟要五六千，真是不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最后又忍了一宿，第二天坐车到深圳住了院，结果在深圳没动手术，只打了两天的吊针，花了220块人民币，第三天，牙好了，不疼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踢足球把一只脚不小心崴了，又是红肿疼痛。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上次看“公立”的经验，我的同事就没有去，依然也不舍得去“私立”，而是想到了香港除了公、私医院以外，还有一些慈善医院和门诊部，这样的医院什么也不要，连挂号费都不用交。
结果到了慈善医院，同事看到，来这类医院享受“免费医疗”的都是些香港的老人，“这些老人不是一般的‘老’，而是个个都到了耄耋之龄。”医生说他们这些人是香港连公立医院都看不起的一些最困难的穷人。医生的话让我的同事、一个大小伙子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另外医生还说:“我们这里虽然一切费用都全免，但是你的脚，怕骨折，需要先拍一张X光片，这种服务香港的所有医院可就都不附带，你还是得去其他的专门诊所先拍一张片子。”天啊！小伙子一蹦一跳地先去专门诊所拍了片子（还是花了二百多港币），然后又一蹦一跳地再回到慈善医院把片子给医生，医生看了，证明没有骨折，给他上了药，让他三天之后再来复查，我的同事三天以后没有去，一来他的脚基本已经向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不忍心再去和香港的那些穷困老人去抢人家那点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的慈善资源。”
你说，香港人看病有福可享吗？
“有什么別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了半天，还是想起内地老人常爱讲的那句“大实话”，这才感到是个出路！
(摘自《晚来香港一百年》长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6 定价：28.00元)
一般人住多大的房子？
记得还是到香港的头一天，我被人用车送到了港岛东南一幢又细又高的大厦门前，先生也来接我，下了车，他说:“到了，咱就住这儿——跑马地高尚住宅区的豪宅。”
“豪宅？”我四下环顾，“在哪儿呢？”当时显出好大惊讶：“就眼前这根儿细细的‘筷子’？”
进了大门（二尺宽），大厦的前厅也很窄，只能容下四五个人。
這会儿电梯来了，门一开，我忍俊不禁，先生说：“你别笑，等会再开门，小心把肚皮笑破。”果然说着电梯已经来到了22层，门一开，我的肚子真要破，为什么？香港的豪宅不仅电梯小，楼道也太小，小得袖珍，出了电梯，伸手就可以把钥匙插进自家的门锁里。于是到了第二天，我和其他６位从北京来的记者，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香港的住房，寸土寸金，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能起高楼，这，简直太好玩了!
香港的情况大家基本都知道，地少人多。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所住房屋如果和这个社会高度现代化的规模相比，面积大小不在一个平面，价格更高得吓人。
曾经有人问我在香港买房子贵不贵，我说“不贵”，这里的房价差不多是内地的十倍，在世界也是排行第一。问话的人把舌头立刻都吞回到肚子：“十倍？北京的房价已经够高的了！”我说:“对，香港的房子没法用平均房价来衡量，好房太好，差房太差。十倍的概念只是个比方，如果具体来说，你在北京买一处四千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差不多同样的条件，这个四千块在香港也许就能买到一尺。一尺的面积有多大？大约1/10平方米，那么十尺不就是四万，价钱不是正好上升了十倍？”
我们中央电视台1997年香港回归前在港岛跑马地买下的成和道18号大厦，如果放到北京，一点“豪宅”的气息也沾不上，但是换到了香港，人们一提你住哪儿？回答是“跑马地”，对方立刻也会“吞舌头”。然而“跑马地”我们住的“豪宅”有多大？五十多平方米，客厅还能容下几个人转身，可两间睡房，大小只能分别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这对在北京虽说也就是近几年才住上了大房子的我，空间的压力也不是一下就能适应。
开始我不相信两室一厅，两口人居住，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香港人眼里已经是相当地令人羡慕，后来住长了，不时也会到当地的朋友家去造访，才知道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香港人一般的家庭却要住上好几口，老少三代同居一处，卧室、客厅，双层床、打地铺，这样的情形很普遍。
记得第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当地人，选择采访地点时我对被访者说:“就去先生您家吧。”那位先生面有难色，但是碍着我的面子，答应了，嘴里却一个劲地讲:“我家里可是太小，到时候摄像机怕都要支不开。”我哪里相信？他们家有五口人，妻子、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大的已经21，小女儿和儿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这样的家庭怎么也得有个集体活动的空间吧。然而真的走进了他的家，我还真是直嘬牙花子——那房子比想象当中的要拥挤得多，厨房、厕所、两间睡房加上客厅，拢共合在一起才30多平方米。父母的卧室除了床面，墙壁四周到处都是柜子，三个孩子的小屋面积还不足6平方米，三张小床肯定放不下。我看到屋里只有一个窄窄的上下铺，就不太礼貌地问:“你们家不是有三个孩子吗？那么第三个住哪儿”？女主人看我真切关心，不好意思地就说:“抽屉，在床下。”跟着立刻给我示范，上下铺的床底果然让她拉出来了一块大平板:“瞧，儿子的床，晚上拉出来，铺上被褥，早晨推回去，没办法，房间太小，只能这样。”
我从此理解了香港人为什么一般都不会轻易地把客人带回家，我是赶上了一位最豁达、最乐观的被访者——结果那天采访，屋里果然根本支不开摄像机，摄像师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将三脚架支在了楼道，这样才勉强做完了访问……
截止到2006年3月，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给出的数字:中国内地人均住宅面积已经达到了26平方米，香港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则只有7.1平方米，这个标准比日本的15.8平方米还要“小”去了一半。
如果说特别困难，有一天我宿舍的空调机坏了，漏水，不得不请大厦的管理人员王师傅打电话赶快约来香港的修理工，漏水的空调在两间睡房大一点的那个房子，王师傅带了工人进来，我看到工人一直在发愁没有地方摆梯子，就十分抱歉地对王师傅说:“对不起，这房子太小了，让你们没法作业。”谁知道王师傅立刻爆笑，连连讲:“你这房子还算小？我家租的房子和你们家的一样大，那里边可是住着四户人家。”我以为他说的“四户”指的是一个家庭亲戚上下总共有四口人，但王师傅马上纠正:“不是，是四户，完全没有关系的四户人家。”五十多平方米，刨去公共面积，内瓤有多大？住四户？我几乎愣了，两只眼睛全是怀疑：“真的？”
“真的!”王师傅万分肯定，“大屋、小屋各是一户，客厅被一分为二，住了两户，其中一户人家两公婆还有两个孩子。”
“那怎么住啊？”
王师傅说:“想办法呗，香港人在利用居住空间方面照我看比世界哪里的人都聪明，有些人为了节省空间，把家里所有的房门都换成了推拉式，头顶、过道都被利用了起来，打包厢、竖书架，要不怎么办？”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来我很快发现，这就是香港的家居面积一般不是都很小吗？商店里卖的很多家庭用品型号也跟着变化，都被微缩。锅碗瓢勺的小物件咱就不必去说了，只说沙发和床铺，我从北京带来的沙发靠垫，到了香港往外一拿，顿时成了庞然大物；双人床床单、床罩，最开始铺到床上怎么也不挺括，怎么拉扯前后左右的都往下耷拉，我开始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标准货，怎么到了香港就都不合适了？有一天我先生突然一拍脑门儿，说：“哦，我忘了，香港的双人床和内地的尺寸不一样，宽不是1米5，而是1米35，长也有变化，也要比正常的短一些。”这就难怪我从北京带来的床单、床罩，为什么没有一个铺出来合适。
内地的老百姓如果只和香港人比住房，“没事偷着乐”，就赶快满屋子跑步、上蹿下跳地庆幸去吧。近几年北京的大小家具城，1米5的标准双人床已经不多见，大有被“1米8”全部取代的趋势，然而“1米8”的双人床，香港普通人脑袋里别说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有钱，能买，搬回家往哪里放呢？
香港人怎么去“看病”？
香港住房和内地的相比显得紧巴，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真正有钱”可以去买house），不过人家看病，公立医院除了挂号、少量一点点象征性的医药费，其他的都可全免，这种福利让内地同胞，特别是眼下越来越多得不起病、看不起医生的内地“同胞”就不能不心生羡慕。
我来港之前对香港的医疗体制小有耳闻，因为要常驻，谁也保不齐会因为气候不合、水土不服，一年四季的不生病，因此关心在香港的看病成本肯定是一种自然。
然而到了香港，我被通知，中央电视台派驻香港的新闻记者，大家尽管已经离开了内地，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太低，在香港还是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医疗待遇，一般偶感风寒，只要到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门诊部去看就行，不需要自己再花钱，因此没有大病，开始我还真没捞着机会去香港的公立医院去“看医生”，所以当内地的朋友问起我香港的医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老百姓看病是不是真的不花钱时，我很被动，一问三不知，最后真恨不成自己也得场大病，中联办的门诊部看不了，这样我就可以有借口去享受一下香港医疗体制的高福利，也赚它一个心理平衡。
不过，不去香港的公立医院不知道，真的有病去看了，才明白香港人有病“看医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片甘苦天地，这里面可圈可点的东西也是老鼻子了。
2006年11月，我闹心上火，火气在七窍之间来回乱蹿，最后几天竟然跑到了肛门，痔疮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病不算大却很难受，刚犯的时候我去中联办的门诊部就请医生给看过，医生说已经形成了血栓，要我去香港的医院或者深圳动手术，我一听“手术”？不愿意去挨那一刀，就借口工作忙，一拖再拖没有去。结果到了月底，家里4套节目的《直通香港》栏目要我为他们制作一期香港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电视专题片，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应景儿播出。联系好采访的头一天夜里，我后门继续疼得只能趴在床上睡觉，下午要去基金会了，这副德行可怎么好？幸好香港艾滋病基金会的所在地就在香港赛马会筲箕湾诊所的5楼，这样我就想利用两场采访之间的一点点空闲去顺便看看医生。可见我的想法挺智慧，挺能一举两得是吧？谁知道一到了医院挂号处，工作人员竟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挂号？医生今天有很多的病人噢，要排很长的队，恐怕短时间之内你看不上。”我这才想起香港的公立医院，早就听人讲过，价格虽说便宜，但是死不了人的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一般患者都要等待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长时间”可能是几天、几个月，也可能一等就是数年。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要做一个妇科小手术，跑到公立医院，医生说至少要排队等上两年，后来她被介绍到一家私立医院，一个星期就上了手术台（当然收费很吓人）；而另一位朋友的亲戚前列腺肿大也需要做手术，老先生说什么也不舍得去私立医院花大钱，就排队等“公立”，结果据说这位老先生整整等了五年，最后人都死在其他的急症上了，他的前列腺手术还是没有在公立医院做成。
内地人以为香港人看病是一种享受，然而公立医院收费低，但是要等;私立医院，那里的条件好、速度快，但是香港人并不是个个都是白领。“公”与“私”在香港有天壤之别，老百姓不是个个都舍得，人人都看得起。
根据资料:香港的公立医院遍布港、九、新三地，有几十家之多;而私立的只有12间，不过由私人医生执业开办的普通门诊和专科门诊就多到不计其数。这当中公立医院一般普通门诊挂号费用仅为45元，专科60元;私立医院却要高到200至400不等。还有，香港的公立医院普通住院费一般每天只收68元，膳食、检验、药物、手术全都包括其中。可是私立医院呢？我们大厦的另一位物业管理人员2006年胃病到了很严重的状态，不得不动手术，因为等不了，就到私立医院，可是一打听，一个手术下来要花费几十万，后来他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终于解决了（真正的急症还是很快），手术费才花了400多块，你看，这里面的收费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
香港人到公立医院排不上队，看私立又花不起钱，市民不约而同就想出了一个对抗的办法，这就是打电话、叫“白车”（救护车）——病人得了急病，看急诊，你公立医院再怎么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再排大队等待了吧，但是这一招使用的人多了也不奏效，公立医院的“急诊”也有分诊制度，即使你是坐救护车呼啸而来的，护士也要首先给你做初步的检查，经过初检，有必要让你见医生的立刻见，没必要的，或者让人看出来有“破绽”的，护士还是只会给你草草地塞上一点药，然后把你打发回第二天早上的门诊。
2005年我的一个同事，一连几天都在闹牙疼，他自己吃了药，始终不管事，右半边脸已经肿得鼓起了好大一片。这天夜里实在扛不住，就拿出身份证（只有香港居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就诊的优惠），被另外一个同事开车送去了一间位于西环的香港公立医院。事后过了好久，他对我说:“我怎么也忘不了前后两次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复杂经历。”意思是说我想听“故事”，他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第一次夜晚来到公立医院，花了100块钱的急诊挂号费，分诊的护士过来了，查看了一下病情，证明他没有耍滑头，真的是在闹牙疼，于是就在一张表格第二栏的“十分疼痛”上给他打了一个勾。这位同事看后心想：“十分疼痛?”这比第三栏、第四栏的“比较疼痛”及“一般疼痛”可要厉害得多，离第一栏的“病情濒危”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估计大夫很快就会给他看。然而等了40分钟，护士过来叫他，进了屋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那医生并不动手给他检查，只是用嘴“问病”，之后开了一小袋止疼药就让他回去。我的同事脑袋都要气炸了，说:“我现在这么疼，您怎么只给我开药而不给我处理呀？要是吃药能行，我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吃了一大把的止痛片，但是根本就没用!”医生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只是普通的急诊，不是牙科专科，难道你不知道？香港的所有公立医院哪一家都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只能去私立医院或者找私人医生。”
同事捂着腮帮子，越生气，牙齿疼得越厉害。虽然他知道香港的私立医院要价很贵，但是这牙疼不看也不行啊?就耐着性子问医生:“那您能不能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到了私人诊所，直到把牙看好，得花多少钱？”医生这才让他张开嘴，向里面望了望，然后说：“哦，是长智齿，并伴有牙龈发炎，要动手术。费用嘛，大致需要5700到6000元港币。”
5700到6000元港币?没有搞错吧?我这可是自费！
再怎么想，同事也想象不到香港的私立医院看一颗智齿竟要五六千，真是不愿意去当那个“冤大头”。最后又忍了一宿，第二天坐车到深圳住了院，结果在深圳没动手术，只打了两天的吊针，花了220块人民币，第三天，牙好了，不疼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踢足球把一只脚不小心崴了，又是红肿疼痛。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上次看“公立”的经验，我的同事就没有去，依然也不舍得去“私立”，而是想到了香港除了公、私医院以外，还有一些慈善医院和门诊部，这样的医院什么也不要，连挂号费都不用交。
结果到了慈善医院，同事看到，来这类医院享受“免费医疗”的都是些香港的老人，“这些老人不是一般的‘老’，而是个个都到了耄耋之龄。”医生说他们这些人是香港连公立医院都看不起的一些最困难的穷人。医生的话让我的同事、一个大小伙子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另外医生还说:“我们这里虽然一切费用都全免，但是你的脚，怕骨折，需要先拍一张X光片，这种服务香港的所有医院可就都不附带，你还是得去其他的专门诊所先拍一张片子。”天啊！小伙子一蹦一跳地先去专门诊所拍了片子（还是花了二百多港币），然后又一蹦一跳地再回到慈善医院把片子给医生，医生看了，证明没有骨折，给他上了药，让他三天之后再来复查，我的同事三天以后没有去，一来他的脚基本已经向好，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说:“我实在不好意思，不忍心再去和香港的那些穷困老人去抢人家那点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的慈善资源。”
你说，香港人看病有福可享吗？
“有什么別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了半天，还是想起内地老人常爱讲的那句“大实话”，这才感到是个出路！
(摘自《晚来香港一百年》长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6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