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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让‧ 雅克‧ 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惟有马克思可与之相比。2006 年7月28 日，《环球时报》在中国社科院学者的协助下公布了“影响近代中国的50 名外国人”，卢梭排在第一位。
卢梭生活的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层出不穷：孟德斯鸠、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更不消说与卢梭做了一辈子冤家对头的伏尔泰。为何单单卢梭被选？一份名单不能显示全部问题，却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些情况。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世纪以来卢梭与中国的这场邂逅。
第一个阅读卢梭的中国人，据说是黄遵宪。1879—1880 年，他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日本开始盛行民权学说，黄遵宪“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在这封二十年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有一句话尤其发人深思：黄遵宪当年发现卢梭，环顾四周，竟“无一人可与言”，显见这是何等寂寞的精神境遇。
到了世纪交际，也就是黄遵宪致信梁启超的年代，中国社会形势大为改观。1898 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印了日本中江兆民的汉译《民约通义》，1902年又有杨廷栋所译的《路索民约论》。从此，如杨廷栋在译记中所言，“茫茫大陆，民约东来”。
今天，我们大约很难想象20 世纪初中国文人们的那份热切而痴狂的卢梭情怀。不仅《社会契约论》成为人手一册的福音书，卢梭之名更是具有非凡的意义。许多人纷纷以“中国卢梭”、“亚洲卢梭”、“卢梭门徒”自称。柳亚子在17 岁时读罢《民约论》，激动难忍，从此弃用父母取的大名柳慰高，自作主张改名为“柳人权”，字“亚卢”（亚洲卢梭），还写下长诗《放歌》：“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欲》创鸿著，大义群民昌……”革命志士卢谔生屡以“卢梭魂”和“卢梭之徒”为笔名，在报纸上撰文。1911 年11 月15 日，在日本流亡多年的章太炎归国，上海报业发表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赞誉章太炎为“新中国的卢骚”。1905年出版并流传一时的社会小说《卢梭魂》，讲到卢梭之魂游东方古国，遇见了黄宗羲、展雄和陈涉这些中国本土的革命志士之魂，颇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卢梭学案》和《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正式向国人引介卢梭思想；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比较中国千年来圣贤之言和《民约论》。邹容在《革命军》中更称，卢梭等“大哲”的主张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革命者应当“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话说回来，从所有这些文章中，我们看不出时人阅读卢梭文本的真相。在当时，凡言主权和自由，必要谈及卢梭和民约论，然而，与此同时，深度的解读却极为罕见。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卢梭在中国的境遇，乃至西学在中国的早期命运：政治环境和思想气候的影响往往胜过了学术思想本身的吸引力。1928 年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场震动整个文坛的论战，起因恰恰是卢梭在《爱弥儿》第五卷的女子教育理论。梁实秋的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引得鲁迅亲自撰文，写下了《卢梭与胃口》、《头》、《吊卢骚》加以反驳，郁达夫也连续发表了《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和《关于卢骚》助战。然而，从这些文章看来，论战双方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深入探讨卢梭的教育思想。归根结底，这位遥远的日内瓦公民，无非是唇枪舌战的一个借口而已。无怪乎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说道：“当时，介绍的民主学说多半源于卢梭的著作，但是我们对卢梭的思想至今还很少有深入的研究。”
既然影响如是深远，又如何能不被很好地认识呢？这个看来不可思议的矛盾，实在值得细细推敲。在我看来，卢梭以他的文字、思想和一生体现了一种被重新定义的矛盾，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关于卢梭，我们首先想到了什么？
一个写出了朱丽和圣普洛之间那般细腻真挚的书信的人，居然与自己同时代的几乎所有文人（伏尔泰、狄德罗、休谟）都翻过脸？一个以《爱弥儿》一书而根本影响了西方教育传统的人，居然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抛弃在孤儿院？一个为《百科全书》撰稿的“启蒙哲学家”阵营里的代表人物，居然反过来大肆批判科学和艺术败坏人心？一个名声响遍欧洲、追崇者无数的大师，居然以抄写乐谱为生过着拮据的日子？一个创造了如朱丽这般优雅完美的女性形象的人，居然屡屡带着轻视女人的名号而遭世人唾弃？这究竟是一个古怪的男人，还是一个奇特的天才？
矛盾， 从卢梭的浑身上下溢出，即便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洋洋洒洒地向着我们扑面而来，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正面这个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穿着亚美尼亚长袍的18 世纪的精神大师。
毋庸置疑，卢梭的著述涵盖了现代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社会、人性、教育、心理、文学主题、人类科学。几年前，在和巴黎导师的一次谈话中，我说到《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他则说，他那一代的法国人最常阅读的卢梭著作是《忏悔录》；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山中来信》的解读，但我问起周围的法国人，大多数连这个书名都没听说过。看来，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位大师的代表作很不一样。卢梭著述之博杂，由此可见一斑。
伯格森说，卢梭是典型的“人们讨论很多却认识很少的人”。无论是奠定了卢梭作家身份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还是曾让某位公爵夫人欲罢不能最终缺席舞会的《新爱洛伊丝》，无论是惹起无数争论的《致达朗贝尔的信》，还是致使卢梭亡命四方无家可归的《爱弥儿》，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毫不相干的著作，都有着共通之处。这就好比，在所有表象的矛盾之后，在所有或愤怒、或真诚、或激狂、或孤独的外在形象之后，掩藏着一个同一的卢梭，一个坚持矛盾的思考模式的哲人：生于启蒙时代，卢梭不可避免地成为启蒙思想家，与此同时，他又对启蒙时代的进步理念保持质疑的态度。
卢梭生活的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层出不穷：孟德斯鸠、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更不消说与卢梭做了一辈子冤家对头的伏尔泰。为何单单卢梭被选？一份名单不能显示全部问题，却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些情况。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世纪以来卢梭与中国的这场邂逅。
第一个阅读卢梭的中国人，据说是黄遵宪。1879—1880 年，他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日本开始盛行民权学说，黄遵宪“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在这封二十年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有一句话尤其发人深思：黄遵宪当年发现卢梭，环顾四周，竟“无一人可与言”，显见这是何等寂寞的精神境遇。
到了世纪交际，也就是黄遵宪致信梁启超的年代，中国社会形势大为改观。1898 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印了日本中江兆民的汉译《民约通义》，1902年又有杨廷栋所译的《路索民约论》。从此，如杨廷栋在译记中所言，“茫茫大陆，民约东来”。
今天，我们大约很难想象20 世纪初中国文人们的那份热切而痴狂的卢梭情怀。不仅《社会契约论》成为人手一册的福音书，卢梭之名更是具有非凡的意义。许多人纷纷以“中国卢梭”、“亚洲卢梭”、“卢梭门徒”自称。柳亚子在17 岁时读罢《民约论》，激动难忍，从此弃用父母取的大名柳慰高，自作主张改名为“柳人权”，字“亚卢”（亚洲卢梭），还写下长诗《放歌》：“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欲》创鸿著，大义群民昌……”革命志士卢谔生屡以“卢梭魂”和“卢梭之徒”为笔名，在报纸上撰文。1911 年11 月15 日，在日本流亡多年的章太炎归国，上海报业发表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赞誉章太炎为“新中国的卢骚”。1905年出版并流传一时的社会小说《卢梭魂》，讲到卢梭之魂游东方古国，遇见了黄宗羲、展雄和陈涉这些中国本土的革命志士之魂，颇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卢梭学案》和《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正式向国人引介卢梭思想；刘师培写《中国民约精义》，比较中国千年来圣贤之言和《民约论》。邹容在《革命军》中更称，卢梭等“大哲”的主张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革命者应当“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话说回来，从所有这些文章中，我们看不出时人阅读卢梭文本的真相。在当时，凡言主权和自由，必要谈及卢梭和民约论，然而，与此同时，深度的解读却极为罕见。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卢梭在中国的境遇，乃至西学在中国的早期命运：政治环境和思想气候的影响往往胜过了学术思想本身的吸引力。1928 年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场震动整个文坛的论战，起因恰恰是卢梭在《爱弥儿》第五卷的女子教育理论。梁实秋的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引得鲁迅亲自撰文，写下了《卢梭与胃口》、《头》、《吊卢骚》加以反驳，郁达夫也连续发表了《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和《关于卢骚》助战。然而，从这些文章看来，论战双方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深入探讨卢梭的教育思想。归根结底，这位遥远的日内瓦公民，无非是唇枪舌战的一个借口而已。无怪乎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说道：“当时，介绍的民主学说多半源于卢梭的著作，但是我们对卢梭的思想至今还很少有深入的研究。”
既然影响如是深远，又如何能不被很好地认识呢？这个看来不可思议的矛盾，实在值得细细推敲。在我看来，卢梭以他的文字、思想和一生体现了一种被重新定义的矛盾，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关于卢梭，我们首先想到了什么？
一个写出了朱丽和圣普洛之间那般细腻真挚的书信的人，居然与自己同时代的几乎所有文人（伏尔泰、狄德罗、休谟）都翻过脸？一个以《爱弥儿》一书而根本影响了西方教育传统的人，居然把自己的五个孩子抛弃在孤儿院？一个为《百科全书》撰稿的“启蒙哲学家”阵营里的代表人物，居然反过来大肆批判科学和艺术败坏人心？一个名声响遍欧洲、追崇者无数的大师，居然以抄写乐谱为生过着拮据的日子？一个创造了如朱丽这般优雅完美的女性形象的人，居然屡屡带着轻视女人的名号而遭世人唾弃？这究竟是一个古怪的男人，还是一个奇特的天才？
矛盾， 从卢梭的浑身上下溢出，即便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洋洋洒洒地向着我们扑面而来，让人不知道该如何正面这个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穿着亚美尼亚长袍的18 世纪的精神大师。
毋庸置疑，卢梭的著述涵盖了现代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社会、人性、教育、心理、文学主题、人类科学。几年前，在和巴黎导师的一次谈话中，我说到《社会契约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他则说，他那一代的法国人最常阅读的卢梭著作是《忏悔录》；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山中来信》的解读，但我问起周围的法国人，大多数连这个书名都没听说过。看来，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位大师的代表作很不一样。卢梭著述之博杂，由此可见一斑。
伯格森说，卢梭是典型的“人们讨论很多却认识很少的人”。无论是奠定了卢梭作家身份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还是曾让某位公爵夫人欲罢不能最终缺席舞会的《新爱洛伊丝》，无论是惹起无数争论的《致达朗贝尔的信》，还是致使卢梭亡命四方无家可归的《爱弥儿》，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毫不相干的著作，都有着共通之处。这就好比，在所有表象的矛盾之后，在所有或愤怒、或真诚、或激狂、或孤独的外在形象之后，掩藏着一个同一的卢梭，一个坚持矛盾的思考模式的哲人：生于启蒙时代，卢梭不可避免地成为启蒙思想家，与此同时，他又对启蒙时代的进步理念保持质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