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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须以该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为前提。为实现中国文化广泛且有效传播，国家翻译能力中的典籍中译外能力建设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本文以我国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为例，阐明中外合译模式在中国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强调合译在中国典籍翻译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需要遵循的翻译主体原则，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论语》;中国典籍外译;合译模式;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展现中国新形象的重要战略举措。翻译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和媒介，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以及文化的交流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活动的路径有了改变，中国的翻译市场也从输入型翻译转变为输出型翻译。
《论语》作为我国经典儒家著作，已有多种形式、各种语言的译本问世。从古至今，国内外学者翻译《论语》的热潮始终未减。这部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儒家精神内涵，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中汲取治国持家的经验与智慧。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翻译从古代开始便一直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这一“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中国典籍的意境与内涵，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学作品。
一、研究现状
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翻译树立起良好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中国典籍外译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明清时期，西方翻译家是《论语》的翻译主体，如理雅各（James Legge）、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等译界耳熟能详的译者。王韬就曾与理雅各合作，翻译了《论语》《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因王韬具备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可以较好地理解我国典籍中的文言词句，恰好与英语母语者理雅各互补，二人合作完成了多部中华典籍翻译。英国汉学家苏慧廉也表示，在进行《论语》翻译活动时，辜鸿铭等文学大儒都给予他很多帮助及建议。可以说，早期汉学家打通了中国典籍走出国门的道路。
二、《论语》合译的翻译主体原则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其译作的译者葛浩文教授及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合译模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古至今，合作翻译这一翻译模式非常普遍，合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合译过程中，最基本的议题就是译者翻译原则的统一，涉及译文理解、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等。合作译者能够通过商讨的方式，准确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章内容，选取合适表达并采取对应翻译策略，有效传递原文内容与精神。
再者，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原则。比较西方翻译家，我国译者不存在语言内容理解上的问题。典籍翻译与小说翻译全然不同，典籍的英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造诣以及对古文的正确理解能力。以辜鸿铭和理雅各为例，二人在翻译《论语》中的“天命”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原则。辜鸿铭译本为“truth in religion”，即“宗教的真理”，将这种真理与学派相结合，如道家的“道”，是一个学派所崇敬的理念。而理雅各则将其处理为“decrees of Heaven”，即“上天的裁决”，此处的“上天”更偏向于“上帝的旨意”，并没有体现学派特点。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有意保留原文特色，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但理雅各更倾向于用西方宗教道德观念理解《论语》本身，与典籍本身传达的精神存在一定差异。
除了中外合作模式，外外合译也是《论语》译介的常见形式。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汉学家们掀起了一股中国典籍翻译热，如罗斯文和安乐哲（Rosement & Ames，1998）的《论语》哲学化英译本、白牧之和白妙子（Brooks， 1998）历史学视角下的《论语》译本等。该语境下的汉学家并不能完全准确传达中国经典文化术语的原意，如将孔子思想核心中的“仁”译为goodness、righteousness或magnanimity，片面地翻译为评判道德好坏的标准，并未体现出“仁”所包含的社会伦理与境界内涵。总体而言，只要在翻译过程中达到翻译风格的统一，并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原则，中外译者合作模式就能够对《论语》以及其他中国经典文献“走出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中国典籍合译模式的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工作者都是凭借一己之力，采用独译的方式进行翻译，而合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的翻译活动中则较为“低调”。独译虽能保证译文的风格统一，但因译者缺乏母语环境，所以无法确保外国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中国译者在中国文化以及古籍理解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外国译者凭借其母语能力也能够寻找意义最贴切的用词表达。合译模式可以很好地避免非母语译者的短板，共同把握原著的可译性，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其次，外国译者还可结合出版市场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化背景、地理知识等因素，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合作译者还可提前与国外出版社对接，以市场为导向，主动考虑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保证中华典籍译介的准确性，无需迎合西方意识形态，将真实的中国文学展示于世界文坛。
此外，通过中外合译模式进行典籍翻译不仅能保证高质量，亦能保证高效率。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译介活动具有系统性与复杂性，若由中国译者独译，需花费大量精力查找平行文本与地道表达，以实现译文的可读性与流畅性。若有英语母语译者助力，充分利用其在目的语表达与转化方面的天然优势，翻译效率便可大大提高。同时，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典籍，外国译者难以准确把握文言含义。若采用合译模式，本土译者本就能够利用自身母语优势，与合译者共同商议，精准翻译。如此一来，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外國译者也无需翻阅古籍，咬文嚼字了。
四、结语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世界文学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璀璨明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译好中国典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举措，而合译模式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深度、对英文词汇选用的考究程度以及与外方出版社沟通的便捷程度方面均有突出优势。国内学者应给予合译模式更多关注，让中国典籍“走出去”、“走进去”。除此之外，还应注重中国典籍翻译人才培养，实现典籍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翻译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班柏. 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2018，（ 6） ： 3 -10.
[2] 梁林歆.合作翻译的存在与表现——以《浮生六记》三译本为例[J].外语与翻译，2020，27（02）：18-24+4.
[3] 梁林歆，许明武.“合而有益，译有所为”：国内合译研究现状探析[J].上海翻译，2019（04）：28-33.
[4]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33（01）：57-60.
[5] 许诗焱，许多.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实践——以毕飞宇三部短篇小说的英译为例[J].小说评论，2014（04）：11-20.
关键词：《论语》;中国典籍外译;合译模式;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展现中国新形象的重要战略举措。翻译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和媒介，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以及文化的交流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活动的路径有了改变，中国的翻译市场也从输入型翻译转变为输出型翻译。
《论语》作为我国经典儒家著作，已有多种形式、各种语言的译本问世。从古至今，国内外学者翻译《论语》的热潮始终未减。这部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儒家精神内涵，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中汲取治国持家的经验与智慧。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翻译从古代开始便一直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这一“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能够更准确地传达中国典籍的意境与内涵，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中国文学作品。
一、研究现状
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翻译树立起良好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中国典籍外译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明清时期，西方翻译家是《论语》的翻译主体，如理雅各（James Legge）、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赖发洛（Leonard A. Lyall）等译界耳熟能详的译者。王韬就曾与理雅各合作，翻译了《论语》《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因王韬具备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可以较好地理解我国典籍中的文言词句，恰好与英语母语者理雅各互补，二人合作完成了多部中华典籍翻译。英国汉学家苏慧廉也表示，在进行《论语》翻译活动时，辜鸿铭等文学大儒都给予他很多帮助及建议。可以说，早期汉学家打通了中国典籍走出国门的道路。
二、《论语》合译的翻译主体原则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其译作的译者葛浩文教授及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合译模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古至今，合作翻译这一翻译模式非常普遍，合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合译过程中，最基本的议题就是译者翻译原则的统一，涉及译文理解、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等。合作译者能够通过商讨的方式，准确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章内容，选取合适表达并采取对应翻译策略，有效传递原文内容与精神。
再者，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原则。比较西方翻译家，我国译者不存在语言内容理解上的问题。典籍翻译与小说翻译全然不同，典籍的英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造诣以及对古文的正确理解能力。以辜鸿铭和理雅各为例，二人在翻译《论语》中的“天命”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原则。辜鸿铭译本为“truth in religion”，即“宗教的真理”，将这种真理与学派相结合，如道家的“道”，是一个学派所崇敬的理念。而理雅各则将其处理为“decrees of Heaven”，即“上天的裁决”，此处的“上天”更偏向于“上帝的旨意”，并没有体现学派特点。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有意保留原文特色，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但理雅各更倾向于用西方宗教道德观念理解《论语》本身，与典籍本身传达的精神存在一定差异。
除了中外合作模式，外外合译也是《论语》译介的常见形式。上世纪90年代，西方的汉学家们掀起了一股中国典籍翻译热，如罗斯文和安乐哲（Rosement & Ames，1998）的《论语》哲学化英译本、白牧之和白妙子（Brooks， 1998）历史学视角下的《论语》译本等。该语境下的汉学家并不能完全准确传达中国经典文化术语的原意，如将孔子思想核心中的“仁”译为goodness、righteousness或magnanimity，片面地翻译为评判道德好坏的标准，并未体现出“仁”所包含的社会伦理与境界内涵。总体而言，只要在翻译过程中达到翻译风格的统一，并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原则，中外译者合作模式就能够对《论语》以及其他中国经典文献“走出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中国典籍合译模式的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工作者都是凭借一己之力，采用独译的方式进行翻译，而合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的翻译活动中则较为“低调”。独译虽能保证译文的风格统一，但因译者缺乏母语环境，所以无法确保外国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中国译者在中国文化以及古籍理解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外国译者凭借其母语能力也能够寻找意义最贴切的用词表达。合译模式可以很好地避免非母语译者的短板，共同把握原著的可译性，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其次，外国译者还可结合出版市场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化背景、地理知识等因素，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合作译者还可提前与国外出版社对接，以市场为导向，主动考虑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保证中华典籍译介的准确性，无需迎合西方意识形态，将真实的中国文学展示于世界文坛。
此外，通过中外合译模式进行典籍翻译不仅能保证高质量，亦能保证高效率。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译介活动具有系统性与复杂性，若由中国译者独译，需花费大量精力查找平行文本与地道表达，以实现译文的可读性与流畅性。若有英语母语译者助力，充分利用其在目的语表达与转化方面的天然优势，翻译效率便可大大提高。同时，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典籍，外国译者难以准确把握文言含义。若采用合译模式，本土译者本就能够利用自身母语优势，与合译者共同商议，精准翻译。如此一来，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外國译者也无需翻阅古籍，咬文嚼字了。
四、结语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世界文学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璀璨明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译好中国典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举措，而合译模式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深度、对英文词汇选用的考究程度以及与外方出版社沟通的便捷程度方面均有突出优势。国内学者应给予合译模式更多关注，让中国典籍“走出去”、“走进去”。除此之外，还应注重中国典籍翻译人才培养，实现典籍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翻译讲好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 班柏. 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2018，（ 6） ： 3 -10.
[2] 梁林歆.合作翻译的存在与表现——以《浮生六记》三译本为例[J].外语与翻译，2020，27（02）：18-24+4.
[3] 梁林歆，许明武.“合而有益，译有所为”：国内合译研究现状探析[J].上海翻译，2019（04）：28-33.
[4]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33（01）：57-60.
[5] 许诗焱，许多.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实践——以毕飞宇三部短篇小说的英译为例[J].小说评论，2014（0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