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题目，并不是说徐则臣将“身份认同”当作了形而上追索的内容，而是说，在他持之以恒的“北漂”书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元素。这种元素从丰厚的现实土壤里长出来，又超越其上，以“身份认同”的形式开出了朝向精神层面的花朵。一直在不断沉淀和精进的徐则臣，或许又将迎来新的创作嬗变。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说起来，一切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作家对于叙事艺术孜孜不倦的思考和实践。
　　徐则臣用了六年时间写《耶路撒冷》，在写作过程中，他关于短篇小说的念头一个个成型，但彼时又无法脱开长篇而写。当他终于完成《耶路撒冷》后，却发现自己写不成计划中的那些短篇。于是，他将自己喜欢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结起来，发现它们都少于八千字。他说：“短的短篇让我觉得无比美好。”可是，要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像长篇或传统叙事那样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无疑是局促的，也是陈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更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说以前是“从A走到B走到C一直走到Z”的话，这种惯用环节现在应当被拆解或绕行，由此造成的“残缺”和“不完整”或许正是成就短篇的关键。
　　现在，徐则臣关于短篇小说的新的尝试、关于现代生活不确定性的思考，就呈现在他近期的短篇《兄弟》里。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戴山川从南方老家来到北京，“寻找另一个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低端人口”行健、米萝和“我”听他说着清醒的胡话，内心暗笑他的癫狂。不过，戴山川非常认真，并且一再强调，他要找的不是孪生兄弟，而就是他自己，一个和他一模一样、只不过一直以来生活在陌生大城市的自己：“一个人在世上，会不会真有自己的分身呢？”
　　在这里，“身份认同”是一眼可辨的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要落脚的地方并非实打实的“身份认同”，而是通向了形而上的精神追索。戴山川执著地寻找，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为了印证“我们需要另外一个自己”。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所以，想象另外一个自己就是想象一种精神生活，就是想象从自身分裂出去孳生起来的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小世界”。可以说，徐则臣从“精神层面”对“身份认同”的书写将这篇小说与那些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叙事的同等题材区别了开来。
　　这种形而上的追索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在《兄弟》中，徐则臣依然以他熟悉的北京“低端人口”的生活为叙事底盘，将之与戴山川的寻找相并列，相比照。一边是清闲下来的“三无人员”寻衅滋事的暴躁戾气，一边是戴山川领着农民工老乔的独生子鸭蛋去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淡定安静。前者是身体的入世，后者是精神的出世，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构成了戏剧性的张力。戴山川领着鸭蛋去照了一张照片，告诉这个孤单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弟弟“鸡蛋”。从此以后，鸭蛋乖顺多了，也成熟多了。他每天和墙上的弟弟“鸡蛋”说话，关心他、照顾他。老乔夫妇喜之不尽，甚至动了生二胎的念头。
　　作为“70后”，徐则臣从来没有耽溺于琐碎的个人化写作。他曾经与粗粝的生活短兵相接并扎根其上，这使得他的精神和书写比同龄人都要来得更加地茁壮与结实。他的历史认知和现实观念一直是清晰的、在地化的，这在《王城如海》中已经有着突破诸多限制和难度的展现。在《兄弟》里，他再次展示了在“轻与重”、“现实与精神”、“底层与强权”等层面来回切换的复杂技巧。在打群架中，无辜的胖崔死了，这成为北京清除“低端人口”的借口。城乡结合部的违规房屋被推倒，闲杂人员被遣回原籍。在强行拆迁中，戴山川为了救出鸭蛋的弟弟“鸡蛋”（贴在墙上的照片），冲进了房间，推土机这时也杵了上去。
　　那一刻，时间停滞，尘烟腾起，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鸡。不过，作家终究还是慈悲的，他要为这片焦土残垣上像羊群一样被四处驱赶的人们留存一點点希望。戴山川没有死，他从碎砖头里举出了一张照片，鸭蛋喊着“弟弟”向他跑去。两代“寻找自己”的人在废墟上完成了对接。
　　《兄弟》不足一万字，却交织出了丰富的叙事维度，建构起了辽阔的精神空间。自己寻找自己，自己想象自己，自己与自己对话，这种“镜像”式的执著寻找与追索，赋予了《兄弟》以拔地升腾的诗性气度。当这种向上的轻盈同时携带着作家对现实的犀利观察与记录时，它的“轻”就有了坚实的支撑与动力。这种既轻且重、既现实化又精神化的叙事，是我一直期待着的“70后”的写作方向与路径。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