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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遍流传的“巴金意象”及其在文学史叙述上的定位和评价都有些简单化，没有充分反映其人其文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巴金与觉慧的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的距離，具有觉慧欠缺的某种“阴郁”的一面，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内省型的作家。如果没有“阴郁的巴金”，《随想录》的深度就无法产生。充分意识到巴金的“深度”与“幅度”的阅读和研究，可以更加愉悦，更加丰富，可以将“文学史”重写为更活生生、更有人情味和魅力的立体化叙述。
关键词：巴金;深度;幅度;阴郁
一
巴金这个作家不那么“单纯”。无用赘言，世上一切所有的人都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各自与现实历史缔结密切的关系而形成各自的“个人史”。那么，从本质上而言，“单纯的人”并不存在，人都是“不单纯”的。因此，我在此所谓“单纯”并不是缺乏深刻或复杂这一意义上的“单纯”。我是想说：就巴金而言，普遍流传于世上的“巴金意象”，以及他在文学史叙述上的定位和评价，都未免有些简单化，没有充分反映巴金其人、其文学及文学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巴金大量的作品中最脍炙人口而且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无疑是《家》。这部小说以巴金的四川成都老家为舞台，家庭的构成几乎与现实李家的构成一致;高觉新、高觉慧兄弟的境遇也与李尧枚、李尧棠（即巴金）兄弟的境遇重合……这是今天巴金的读者都知道的“事实”，谁都无法否定。但是，这些“信息”对于《家》的阅读有何用处？将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各种信息（我们通常叫它为“事实”）综合起来而构成“语境”，把文本放在语境中，以扩大文本阅读的可能性，跟作家平等的立场共同去“完成”文本，如此实证性阅读或解读式阅读是学者专家的职业性阅读。一般读者的阅读没那么费事、复杂，他们并没有非如此阅读不可的必要和理由。他们翻开一部书，移情于扮演“英雄”的主人公之快乐或苦恼等心情，随后体验主人公身处的环境、他的戏剧性际遇（即不平坦的冒险历程），惊心动魄，由此感到读书的愉悦，就心满意足，别无其他奢望。就作品和作者的关系而言，他们以为“作者之所以能够描述得如此逼真，能够洞察主人公的内心，因为他把自己的亲身经验如实挪用在主人公身上”，不再追究其虚实。
所谓“一般读者”指的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现代型读者群体”。他们通过现代印刷技术大量生产出来、依靠渐趋扩大的交通网得以广泛流通的书籍报刊杂志等新型文字媒体，而独居在密室里跟作者缔结虚拟的交流关系。他们看到冠在作品上的作者名字，就判断“这部作品是这个作者所创作的”而丝毫不怀疑。其实，绝大部分读者并不认识作者其人，对他们，印在作品头一行的“作者名字”不会唤起任何“意义”，只是可以随便替换的符号而已。用一句极端的话来说，对于偶然接触到《家》、仅读一次就把它扔掉、不一定继续阅读同一个“作者”作品的一般读者的一次性阅读而言，《家》的“作者”不妨是鲁迅，亦可以是郭沫若，并不一定非巴金不可。我认为：《家》的“英雄”觉慧就是巴金、《家》的故事是巴金其人亲身体验过的、巴金让觉慧重演自己的体验……如此“误会”之所以相当普遍的背景，就存在着“暧昧的作者”这一现代文学特有的情况的影响。我曾经看到过一本“文坛逸话”之类的书说什么觉慧和鸣凤之间的悲恋确是巴金和李家丫鬟之间发生过的“事实”。但是，这究竟是否事实，究竟是否讹传，只有经过一番严密的考证才能确定。即使有一个读者对于这种“考据”并不感到兴趣，从如此“谬误”的前提甚至成见出发而阅读《家》，其实作品给他带来的感动也丝毫不会减少。不，“真有其事”的“保证”或许有可能获得读者的某种“信赖感”而增强读后的感动也未可知。原来，文本是开放的场域，阅读行为本来是自由的。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如此阅读法。
暂且不问文本的开放性、阅读的自由等学理性问题。我只想指出：歪曲现实的巴金其人形象的“巴金像”被广泛认可的情况，对于希望深入阅读巴金的作品、希望能够接触到其丰饶的世界以充实自己生活的认真阅读，确实是一个障碍。不管有意或无意，散布歪曲的巴金像还是不能被允许的不道德行为。我也承认觉慧的性格、思考和行为的相当部分跟巴金的性格、思考和实际经历重合。但是，我多年来阅读巴金作品而形成的印象，即我的“巴金像”，与觉慧的人物形象，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觉慧这个人，纯粹、开朗、心直口快，虽然还不成熟而缺乏深刻的思想，但看不过不公平，是一个充分具备正义感的可爱青年。那么现实的巴金如何？他也是封建大家庭养尊处优的少爷，不能断言他身上一点也没有觉慧那样的性格。但是我却觉得巴金还具有觉慧偏偏欠缺的某种“阴郁”的一面：“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这一切总不能毁坏我的心，弄掉我的心，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诅咒，这颗心是不会离开我的……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我的心》，1929年）
由于希求博爱的“心”在“沙漠”一样无情的现实社会中受伤，1929年的巴金几乎绝望而呻吟，一点也没有隐瞒自己绝望的“阴郁”心情。翌年他却在自我的孤立中看出了生命的积极意义，明朗的自我肯定就突出起来了：“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的生命之发展是与群体的生命之发展，有连带关系分离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把它们拿来分与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为万人乘坐的船是有的，而且会来的。”（《〈幸福的船〉序》，1930年）
但是如此明朗的情绪没有持久。尽管因为发表《家》而加入了著名作家之列，巴金也没有积极地肯定作为“作家”的自我，并不满足于流行作家的地位，经常被深深的怀疑捉住而不能自拔：“我现在准备把我的写作生活结束了。我的痛苦，我的希望都要我放弃文学生活，不再从文字上却从行为上找力量，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毅然放弃它的勇气。”（《〈电椅〉代序》，1932年）“我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注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难道我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沉落集〉序二》，1934年） 当然，也有时候一线光明射向了巴金黯淡的内心。他面向南国巨大的榕树，惊叹其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看1933年的著名散文《鸟的天堂》，就会惊讶它竟然充满了那么明朗的氛围：“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这时巴金有可能感觉到自己内部也充溢着丰富的、等待发散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遇到巨树尽情放散着的生命力之际，就发生了某种感应共鸣吧？
还有一个巴金会突出“明朗”的契机，那是“友情”。特别是在1930年代，他不止一次强调友情之可贵。在他看来，友情是不需要报答的无私奉献，跟开花和身体的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力的表现：“我的生活曾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都分给了我。这些东西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与，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朋友》，1933年）我觉得如此开朗的情绪确实跟觉慧身上的那种开朗性一脉相通。
但是巴金的“阴郁”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奥处。他似乎终生没有能够摆脱偶尔来临的明朗情绪也覆盖不住的、随时从内心深奥处的“根”长出來而侵蚀心灵的那种“阴郁”：“我成天空谈理想，却束手看着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那么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龙》，1941年）贯穿1941年的散文集《龙·虎·狗》的基调不是积极明朗的生命赞歌，而是消极阴郁的黯淡怀疑。
原来人的内心里并存着“明朗”与“阴郁”那样互不相容的不同性质，在反应外来的刺激之际，有时候开朗的一面会浮出来，有时候阴郁的一面会突出起来，这是人之常轨。巴金也不例外。他反复了如此一浮一沉的过程，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逐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在其文学生涯的早期，巴金写了不少充溢热情、具有戏剧性故事的小说。这些作品的风格容易令人想象他的为人也同样是充溢热情的、外向型的。我的理解却不然：巴金还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内省型的作家。
二
思考巴金的“虚像”与“实像”之间存在着的反差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巴金的朋友之一、诗人梁宗岱（1903-1983）的话。离我们不远的时代甚至在同时代活动的作家，我们应该如何将他放在历史性框架中加以理解？这些“近距离”的作家的理解和评价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能否客观？关于这些问题，梁宗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惯性思维避免不了的一种陷阱，颇有见地。我认为，我们在思考本文开始部分所述巴金的历史性评价的某种偏差这个问题之际，他的指点可以成为有效的参照：“同时代的意见大抵不流于过誉就是过毁。……或由于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比较和我们接近，因而我们很容易在里面找着我们深秘的祈向或扩大的影子;或由于作者是我们底知交，因而我们在他底作品里发现他所想表达而其实没有成功的独造的匠心：于是我们便难免放大这作品或作者底价值了。”（《试论直觉与表现》，1944年）乍看起来，这不过是常识性指点而已，但我觉得它仍然不失为敏锐的察觉。
关于近距离（时间或空间）的作家、作品，读者可以拥有大量的信息。即使自己与作家之间并不存在“知交”那样紧密的私人关系，也不妨与作家共享体验和感受，因为他和作家同处于一个年代、一个环境，经历过同一个事件。这些丰富的信息，可以帮助读者肆意在文本上“补充”“添加”文本中未被可视化的诸多因素。经过如此一番阅读，文本就会成为读者确认自己记忆的旁证材料。那时，作者就会变成读者自身的镜像，作品也就被矮化为仅仅引出历史事实和个人化记忆的资料。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总觉得对巴金《随想录》的评价恰如梁宗岱所说那样“大抵不流于过誉就是过毁”，毁誉褒贬两极分化非常明显。肯定《随想录》价值的人一致赞赏它积极的一面，如对“讲真话”的提倡、在风云变幻的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诚实记录、像巴金那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著名作家也需要相当勇气才能讲出来的大胆发言等，进行高度评价。反之，批判《随想录》的人无不认为巴金的“忏悔”不彻底，思想缺乏深刻，文体欠缺修辞，太朴素甚至稚拙，也欠缺建设更好社会的具体方案，据此尽力贬低其价值。现在不去管这些评价是否妥当，但我总觉得这些评价，不问其属于毁誉褒贬哪一方，均是仅看外化于《随想录》表层的、可视化的文字而对此加以评论而已。这与仅注目于巴金的“外向”“热情”的一面，以此为据去理解他全部人格、性格的态度并无二致。
我们不是很容易忘记，只有未在文本的表层上可视化的“内心”才能产生他一切眼看得到的“表现”此一简单的机制吗？原来巴金投向外界的积极话语，与充满痛苦的内心自我审视表里一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仅仅因为他孤独且不断的内省和自我审视是眼看不见的不可视行为，就轻视甚至无视它吗？我们不是仅仅从在文本表层被可视化的、显而易见的一部分构筑巴金意象吗？我认为，如此构筑起来的巴金意象，恰恰与由于把觉慧与巴金一视同仁而产生出来的外向、开朗、充满热情的巴金意象一样，未免是片面的。《随想录》决不是单纯、稚拙的，而是深刻的、极具深度的文本。我认为，如果没有深沉的内省、对自我的反复怀疑甚至否定，亦即“阴郁的巴金”，《随想录》的深度还是无法产生的。
三
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个别作家研究在内，正处于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转型期。推动转型的最大原因是资料的广泛发掘，尤其是数码化数据库的大规模建构和公开。由于过去不易参看的民国时期书刊被投入互联网上公开阅览，研究者可以比较容易解决资料短缺的困难，可以掌握的资料数量有了飞跃性增加，鸟瞰历史情况的视野也一下子扩大且开阔了。结果，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个人的意外经历、人和人之间意外的联系、纠缠、矛盾等，逐渐引人瞩目了。就巴金而言，一些资料告诉我们他的人际圈意外地广，跟意外的人们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和交往。这也可以说是巴金的复杂性，即“幅度”的内容之一方面。近年来，我经常对巴金的“幅度”之广瞠目而视，觉得巴金并非“单纯”的人，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连续不断地发现新的“探索点”;被发现的“点”多了，这些“点”和“点”就会联结起来，划成一条“线”;把这条“线”一直延长下去，也就会与其他“线”联系或交叉起来;复数的“线”也居然画出一个“面”来，原来人世间就是由如此构成的无数的“面”而织成的。
我在这篇短文中谈了巴金这个“点”所具有的复杂性，即“深度”。如果将这种具有个性化深度的“点”放在具有广阔“幅度”的“面”中去重新审视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自己的阅读及阅读的愉悦更加丰富化;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文学史”重写为更活生生、更有人情味和魅力的立体化叙述。看来，充分意识到巴金的“深度”与“幅度”的阅读和研究，今天刚刚就绪了。对于一个人的“深度”与“幅度”的承认，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人的尊严的承认。我认为，巴金以其身与其文作则，告诉我们这个道德底线。我认为，这也是巴金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日本一桥大学）
责任编辑：蒋林欣
关键词：巴金;深度;幅度;阴郁
一
巴金这个作家不那么“单纯”。无用赘言，世上一切所有的人都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各自与现实历史缔结密切的关系而形成各自的“个人史”。那么，从本质上而言，“单纯的人”并不存在，人都是“不单纯”的。因此，我在此所谓“单纯”并不是缺乏深刻或复杂这一意义上的“单纯”。我是想说：就巴金而言，普遍流传于世上的“巴金意象”，以及他在文学史叙述上的定位和评价，都未免有些简单化，没有充分反映巴金其人、其文学及文学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巴金大量的作品中最脍炙人口而且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无疑是《家》。这部小说以巴金的四川成都老家为舞台，家庭的构成几乎与现实李家的构成一致;高觉新、高觉慧兄弟的境遇也与李尧枚、李尧棠（即巴金）兄弟的境遇重合……这是今天巴金的读者都知道的“事实”，谁都无法否定。但是，这些“信息”对于《家》的阅读有何用处？将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各种信息（我们通常叫它为“事实”）综合起来而构成“语境”，把文本放在语境中，以扩大文本阅读的可能性，跟作家平等的立场共同去“完成”文本，如此实证性阅读或解读式阅读是学者专家的职业性阅读。一般读者的阅读没那么费事、复杂，他们并没有非如此阅读不可的必要和理由。他们翻开一部书，移情于扮演“英雄”的主人公之快乐或苦恼等心情，随后体验主人公身处的环境、他的戏剧性际遇（即不平坦的冒险历程），惊心动魄，由此感到读书的愉悦，就心满意足，别无其他奢望。就作品和作者的关系而言，他们以为“作者之所以能够描述得如此逼真，能够洞察主人公的内心，因为他把自己的亲身经验如实挪用在主人公身上”，不再追究其虚实。
所谓“一般读者”指的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现代型读者群体”。他们通过现代印刷技术大量生产出来、依靠渐趋扩大的交通网得以广泛流通的书籍报刊杂志等新型文字媒体，而独居在密室里跟作者缔结虚拟的交流关系。他们看到冠在作品上的作者名字，就判断“这部作品是这个作者所创作的”而丝毫不怀疑。其实，绝大部分读者并不认识作者其人，对他们，印在作品头一行的“作者名字”不会唤起任何“意义”，只是可以随便替换的符号而已。用一句极端的话来说，对于偶然接触到《家》、仅读一次就把它扔掉、不一定继续阅读同一个“作者”作品的一般读者的一次性阅读而言，《家》的“作者”不妨是鲁迅，亦可以是郭沫若，并不一定非巴金不可。我认为：《家》的“英雄”觉慧就是巴金、《家》的故事是巴金其人亲身体验过的、巴金让觉慧重演自己的体验……如此“误会”之所以相当普遍的背景，就存在着“暧昧的作者”这一现代文学特有的情况的影响。我曾经看到过一本“文坛逸话”之类的书说什么觉慧和鸣凤之间的悲恋确是巴金和李家丫鬟之间发生过的“事实”。但是，这究竟是否事实，究竟是否讹传，只有经过一番严密的考证才能确定。即使有一个读者对于这种“考据”并不感到兴趣，从如此“谬误”的前提甚至成见出发而阅读《家》，其实作品给他带来的感动也丝毫不会减少。不，“真有其事”的“保证”或许有可能获得读者的某种“信赖感”而增强读后的感动也未可知。原来，文本是开放的场域，阅读行为本来是自由的。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如此阅读法。
暂且不问文本的开放性、阅读的自由等学理性问题。我只想指出：歪曲现实的巴金其人形象的“巴金像”被广泛认可的情况，对于希望深入阅读巴金的作品、希望能够接触到其丰饶的世界以充实自己生活的认真阅读，确实是一个障碍。不管有意或无意，散布歪曲的巴金像还是不能被允许的不道德行为。我也承认觉慧的性格、思考和行为的相当部分跟巴金的性格、思考和实际经历重合。但是，我多年来阅读巴金作品而形成的印象，即我的“巴金像”，与觉慧的人物形象，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觉慧这个人，纯粹、开朗、心直口快，虽然还不成熟而缺乏深刻的思想，但看不过不公平，是一个充分具备正义感的可爱青年。那么现实的巴金如何？他也是封建大家庭养尊处优的少爷，不能断言他身上一点也没有觉慧那样的性格。但是我却觉得巴金还具有觉慧偏偏欠缺的某种“阴郁”的一面：“这几年来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痛苦的创痕……我有了这颗心以来，我追求光明，追求人间的爱，追求我理想中的英雄。到而今我的爱被人出卖，我的幻想完全破灭，剩下的依然是黑暗和孤独。受惯了人们的凌辱，看惯了人间的惨剧。现在，一切都受够了。可是这一切总不能毁坏我的心，弄掉我的心，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诅咒，这颗心是不会离开我的……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我的心》，1929年）
由于希求博爱的“心”在“沙漠”一样无情的现实社会中受伤，1929年的巴金几乎绝望而呻吟，一点也没有隐瞒自己绝望的“阴郁”心情。翌年他却在自我的孤立中看出了生命的积极意义，明朗的自我肯定就突出起来了：“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的生命之发展是与群体的生命之发展，有连带关系分离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把它们拿来分与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为万人乘坐的船是有的，而且会来的。”（《〈幸福的船〉序》，1930年）
但是如此明朗的情绪没有持久。尽管因为发表《家》而加入了著名作家之列，巴金也没有积极地肯定作为“作家”的自我，并不满足于流行作家的地位，经常被深深的怀疑捉住而不能自拔：“我现在准备把我的写作生活结束了。我的痛苦，我的希望都要我放弃文学生活，不再从文字上却从行为上找力量，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毅然放弃它的勇气。”（《〈电椅〉代序》，1932年）“我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注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难道我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沉落集〉序二》，1934年） 当然，也有时候一线光明射向了巴金黯淡的内心。他面向南国巨大的榕树，惊叹其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看1933年的著名散文《鸟的天堂》，就会惊讶它竟然充满了那么明朗的氛围：“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这时巴金有可能感觉到自己内部也充溢着丰富的、等待发散的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遇到巨树尽情放散着的生命力之际，就发生了某种感应共鸣吧？
还有一个巴金会突出“明朗”的契机，那是“友情”。特别是在1930年代，他不止一次强调友情之可贵。在他看来，友情是不需要报答的无私奉献，跟开花和身体的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力的表现：“我的生活曾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都分给了我。这些东西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与，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朋友》，1933年）我觉得如此开朗的情绪确实跟觉慧身上的那种开朗性一脉相通。
但是巴金的“阴郁”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奥处。他似乎终生没有能够摆脱偶尔来临的明朗情绪也覆盖不住的、随时从内心深奥处的“根”长出來而侵蚀心灵的那种“阴郁”：“我成天空谈理想，却束手看着别人受苦。我不能给饥饿的人一点饮食，给受冻的人一件衣服;我不能揩干哭泣的人脸上的眼泪。我吃着，谈着，睡着，在无聊的空闲中浪费我的光阴……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说是有生命？在我，若得不到丰富的、充实的生命，那么活着与死亡又有什么区别？”（《龙》，1941年）贯穿1941年的散文集《龙·虎·狗》的基调不是积极明朗的生命赞歌，而是消极阴郁的黯淡怀疑。
原来人的内心里并存着“明朗”与“阴郁”那样互不相容的不同性质，在反应外来的刺激之际，有时候开朗的一面会浮出来，有时候阴郁的一面会突出起来，这是人之常轨。巴金也不例外。他反复了如此一浮一沉的过程，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逐步成熟起来的。特别是在其文学生涯的早期，巴金写了不少充溢热情、具有戏剧性故事的小说。这些作品的风格容易令人想象他的为人也同样是充溢热情的、外向型的。我的理解却不然：巴金还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内省型的作家。
二
思考巴金的“虚像”与“实像”之间存在着的反差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巴金的朋友之一、诗人梁宗岱（1903-1983）的话。离我们不远的时代甚至在同时代活动的作家，我们应该如何将他放在历史性框架中加以理解？这些“近距离”的作家的理解和评价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能否客观？关于这些问题，梁宗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惯性思维避免不了的一种陷阱，颇有见地。我认为，我们在思考本文开始部分所述巴金的历史性评价的某种偏差这个问题之际，他的指点可以成为有效的参照：“同时代的意见大抵不流于过誉就是过毁。……或由于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比较和我们接近，因而我们很容易在里面找着我们深秘的祈向或扩大的影子;或由于作者是我们底知交，因而我们在他底作品里发现他所想表达而其实没有成功的独造的匠心：于是我们便难免放大这作品或作者底价值了。”（《试论直觉与表现》，1944年）乍看起来，这不过是常识性指点而已，但我觉得它仍然不失为敏锐的察觉。
关于近距离（时间或空间）的作家、作品，读者可以拥有大量的信息。即使自己与作家之间并不存在“知交”那样紧密的私人关系，也不妨与作家共享体验和感受，因为他和作家同处于一个年代、一个环境，经历过同一个事件。这些丰富的信息，可以帮助读者肆意在文本上“补充”“添加”文本中未被可视化的诸多因素。经过如此一番阅读，文本就会成为读者确认自己记忆的旁证材料。那时，作者就会变成读者自身的镜像，作品也就被矮化为仅仅引出历史事实和个人化记忆的资料。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总觉得对巴金《随想录》的评价恰如梁宗岱所说那样“大抵不流于过誉就是过毁”，毁誉褒贬两极分化非常明显。肯定《随想录》价值的人一致赞赏它积极的一面，如对“讲真话”的提倡、在风云变幻的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诚实记录、像巴金那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著名作家也需要相当勇气才能讲出来的大胆发言等，进行高度评价。反之，批判《随想录》的人无不认为巴金的“忏悔”不彻底，思想缺乏深刻，文体欠缺修辞，太朴素甚至稚拙，也欠缺建设更好社会的具体方案，据此尽力贬低其价值。现在不去管这些评价是否妥当，但我总觉得这些评价，不问其属于毁誉褒贬哪一方，均是仅看外化于《随想录》表层的、可视化的文字而对此加以评论而已。这与仅注目于巴金的“外向”“热情”的一面，以此为据去理解他全部人格、性格的态度并无二致。
我们不是很容易忘记，只有未在文本的表层上可视化的“内心”才能产生他一切眼看得到的“表现”此一简单的机制吗？原来巴金投向外界的积极话语，与充满痛苦的内心自我审视表里一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仅仅因为他孤独且不断的内省和自我审视是眼看不见的不可视行为，就轻视甚至无视它吗？我们不是仅仅从在文本表层被可视化的、显而易见的一部分构筑巴金意象吗？我认为，如此构筑起来的巴金意象，恰恰与由于把觉慧与巴金一视同仁而产生出来的外向、开朗、充满热情的巴金意象一样，未免是片面的。《随想录》决不是单纯、稚拙的，而是深刻的、极具深度的文本。我认为，如果没有深沉的内省、对自我的反复怀疑甚至否定，亦即“阴郁的巴金”，《随想录》的深度还是无法产生的。
三
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个别作家研究在内，正处于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大转型期。推动转型的最大原因是资料的广泛发掘，尤其是数码化数据库的大规模建构和公开。由于过去不易参看的民国时期书刊被投入互联网上公开阅览，研究者可以比较容易解决资料短缺的困难，可以掌握的资料数量有了飞跃性增加，鸟瞰历史情况的视野也一下子扩大且开阔了。结果，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个人的意外经历、人和人之间意外的联系、纠缠、矛盾等，逐渐引人瞩目了。就巴金而言，一些资料告诉我们他的人际圈意外地广，跟意外的人们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和交往。这也可以说是巴金的复杂性，即“幅度”的内容之一方面。近年来，我经常对巴金的“幅度”之广瞠目而视，觉得巴金并非“单纯”的人，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连续不断地发现新的“探索点”;被发现的“点”多了，这些“点”和“点”就会联结起来，划成一条“线”;把这条“线”一直延长下去，也就会与其他“线”联系或交叉起来;复数的“线”也居然画出一个“面”来，原来人世间就是由如此构成的无数的“面”而织成的。
我在这篇短文中谈了巴金这个“点”所具有的复杂性，即“深度”。如果将这种具有个性化深度的“点”放在具有广阔“幅度”的“面”中去重新审视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自己的阅读及阅读的愉悦更加丰富化;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文学史”重写为更活生生、更有人情味和魅力的立体化叙述。看来，充分意识到巴金的“深度”与“幅度”的阅读和研究，今天刚刚就绪了。对于一个人的“深度”与“幅度”的承认，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人的尊严的承认。我认为，巴金以其身与其文作则，告诉我们这个道德底线。我认为，这也是巴金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日本一桥大学）
责任编辑：蒋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