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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恢复高考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然而，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曾在抗战时同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与乐观，反对的声音颇多，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我也受了影响，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
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響，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清华北大始终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上了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30年后，我去附近的中国超市买菜，那里免费送顾客一份世界日报，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看到纽约州巴法罗附近飞机失事的消息，死难者里有一个华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来……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里外发现一家似乎还有点规模的中餐馆。老板姓阎，在北京的地段离我儿时故居只隔了几条胡同，不由得更多了一分亲近感。
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1966年，家道已经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长辈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他的境况，帮他办了个自费留学。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很少，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书，再有一份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拿到了签证。到了美国，亲戚自然不会真的在经济上资助，要靠自己勤工俭学。但是他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不像那些有文凭的人，打一段时间工就能够联系读博，找到奖学金。再说他已经快四十岁，语言又不通，向学之心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于是勤工继续，俭学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乐事之一，我和阎老板一直聊到打烊。在停车场道别，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缓缓钻进一辆黑色老奔驰轿车里。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中，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更何况许多人心中价值混乱、人云亦云，何来判断可言？其实叙述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自以为是的真实多半是可疑的，寻找历史和追求真理一样，需要常存虔敬戒惧、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点评价、气壮山河的狂妄。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
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曾在抗战时同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与乐观，反对的声音颇多，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我也受了影响，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
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響，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清华北大始终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上了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30年后，我去附近的中国超市买菜，那里免费送顾客一份世界日报，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看到纽约州巴法罗附近飞机失事的消息，死难者里有一个华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来……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里外发现一家似乎还有点规模的中餐馆。老板姓阎，在北京的地段离我儿时故居只隔了几条胡同，不由得更多了一分亲近感。
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1966年，家道已经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长辈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他的境况，帮他办了个自费留学。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很少，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书，再有一份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拿到了签证。到了美国，亲戚自然不会真的在经济上资助，要靠自己勤工俭学。但是他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不像那些有文凭的人，打一段时间工就能够联系读博，找到奖学金。再说他已经快四十岁，语言又不通，向学之心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于是勤工继续，俭学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乐事之一，我和阎老板一直聊到打烊。在停车场道别，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缓缓钻进一辆黑色老奔驰轿车里。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中，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更何况许多人心中价值混乱、人云亦云，何来判断可言？其实叙述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自以为是的真实多半是可疑的，寻找历史和追求真理一样，需要常存虔敬戒惧、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点评价、气壮山河的狂妄。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
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