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颇丰,文学创作对他而言也许只能算作“副业”。长篇小说,他一生只写过一部,那就是《围城》,还是在夫人杨绛女士的督促与协助下,“锱铢积累地写完”的,但这部小说在文坛的影响却非同凡响。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世人瞩目,不仅在国内一版再版,而且先后译成英、俄、法、德、日等多种语言,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围城》的巨大成功,除了由于它显示出深刻的哲学意蕴,呈现出“学人小说”的独特风格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小说中那些俯拾皆是、才情横溢的比喻。通览《围城》,对其比喻艺术的特点有以下管窥之见:
　　一.比喻类型繁多设喻技艺高超
　　《围城》中的比喻多达数百个,这些比喻类型繁多,几乎囊括了迄今为止修辞专著中提到的比喻种类,堪称“比喻大全”,其洋洋大观让人惊叹不已,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围城》设喻的高超技艺。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取喻广泛。《围城》中的喻体涉及面极广,小到动物、植物、自然景物、日常生活,大到科学定理、文化掌故、国政时弊,似乎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任由作者随意驱遣,信手拈来便可极妥帖地当作喻体。最令人叹服的是,同一个本体,作者能根据需要用各式各样的喻体分别作比。例如,同是喻脸红:有的“像斗鸡的冠”(柔嘉),有的“像虾蟹在热水里浸了一浸”(高松年),有的“像有一百零三度寒热的病人”(方鸿渐),有的“像纸上沁的油渍”(苏文纨),还有的“像阴天忽出太阳”(韩学愈)。再如,都是喻睡眠:短暂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睡眠被惊扰“像一道滚水似的注射冰面”;疲惫之极倒头便睡是“闷棍似的忽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而难以入睡则“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忽然拉链梗住”。钱先生利用不同喻体独有的特性,构成了变化多端、妙不可言的鲜明比喻,真可谓想落天外。
　　第二,多格相合。在《围城》中,作者常常综合使用多种辞格来增强表达效果。其中最常见的是把比喻与夸张、比拟或通感合用。例如:
　　(1)辛楣嘴里的烟斗高翘着像老式军舰上一尊炮的形势,对擦大手掌,响脆地拍一下,握着拳头道:“我旁观抱不平,又怎么样?”
　　(2)可是这欢喜是空的,像小孩子放的气球,上去不到几尺,便爆裂归于乌有,只留下忽忽若失的无名怅惘。
　　(3)“你——你这个浑蛋!”苏小姐用中文骂他,声音似乎微颤。鸿渐好像自己耳颊上给她这骂沉重地打一下耳光,自卫地挂上听筒,苏小姐的声音在意识里搅动不住。
　　例(1)合用了比喻、夸张两格。把辛楣嘴里高翘着的烟斗喻为“老式军舰上一尊炮”,两者相似的是“高翘”,然而“一尊炮”的气势显然远远超出了“烟斗”,夸张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夸张恰到好处,既活画出赵辛楣根本不把吵架对手放在眼里的傲慢,又充分渲染了吵架现场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例(2)综合使用了比喻与拟人两种辞格,先将“欢喜”喻为“小孩子放的气球”,再将喻体“气球”空而易爆的特征赋予本体,对其作进一步的描写,形象地表现出方鸿渐的惘然若失之感。例(3)中,声音是用听觉来感知的,这里却通过喻体移到用触觉来描绘,是比喻与通感的配合使用。多格相合的技法,使表现对象得到了充分的渲染或描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第三,虚实相成。人们通常把比喻的目的概括为: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使抽象的对象形象化,使概括的事物具体化,即“具象化”。为了顺利达到具象化的目的,人们习惯于以易喻难,以熟喻生,以实喻虚。而《围城》中的比喻却冲破了这一藩篱,根据表达的需要,在设喻时或以实喻实,或以虚喻实,或虚实并用,虚虚实实,虚实相成,产生了奇特的表达效果。例如:
　　(4)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才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
　　(5)张小姐是十八岁的高大女孩子,着色鲜明,穿衣紧俏,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
　　例(4)虚实并用,先用人们熟悉的“熟食铺子”比喻鲍小姐的“赤身露体”,是以实喻实;接着将其比为哲学上的“真理”,并进一步修正为“局部真理”,是以虚喻实。这一虚实并用的比喻不但奇巧细致,而且幽默诙谐,笔锋之犀利可入木三分。例(5)是一个以虚喻实的典型范例。张小姐将来身材之肥硕与洋行资本之“雄厚”,一实一虚,构成比喻,收到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奇效。
　　二.古今交融中西合璧
　　跨越时空、不着痕迹地将古今、中西文化融会于比喻之中,是《围城》中比喻的另一高妙之处。例如:
　　⑴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⑵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⑶禇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
　　⑷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
　　⑸董斜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
　　⑹元朗摊开扇子,高声念了一遍,音调又像和尚施食,又像戏子的说白。
　　在上述比喻中,作者依次化用伊索寓言、希腊神话、西方哲学、封建礼教、成语典故、佛教仪式、戏曲表演为喻体,将博大精深的古今中外文化交织在色彩斑斓的比喻中,赋予作品强烈的知性美。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数下面这个比喻:
　　⑺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对方鸿渐给苏文纨的被动一吻,作者调用了中国古代官场的习俗掌故、西洋法庭见证人的宣誓方式和两大宗教的虔诚膜拜之礼来比喻,真可谓古今交融,中西合璧。有人把这一比喻称为“文化大拼盘”,其实即使把整部《围城》称为“文化大拼盘”也不为过。这个精新奇妙的“大拼盘”,折射出钱先生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
　　三.寓讽刺于幽默
　　有人说《围城》是“现代《儒林外史》”,这大概不止是因为作品描写了上层知识分子畸形病态的生活,还因为《围城》继承和发扬了《儒林外史》“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围城》中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时局动荡、战事频仍、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学界混乱无不引发作者的忧虑与愤懑,但在作品中,作者却从不明白说出自己的爱憎情怀,而是将辛辣的讽刺寓于幽默的比喻之中,通过幽默的比喻来嘲讽人物、针砭时弊。例如: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这段话中先用一个博喻把“出洋”比作“出痘子”、“出痧子”,然后指出在一般留过学的人看来“出洋”虽是“非出不可”,但过后也就把这事忘了,而曹元朗却“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作者幽默地将其比作“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整段话中虽无一贬词,但嘲讽之意已表露无遗,使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对当时出国留学风之盛之热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曹元朗异于常人的媚外行径与虚荣心态嗤之以鼻。
　　再如:写方鸿渐对苏文纨批评的回应“你说我在小节上看不开,这话尤其深刻。世界上大事情像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写方鸿渐面对赵辛楣充满醋意的进攻“像这几天报纸上战事消息所说,‘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写方鸿渐见柔嘉的姑母的感觉“鸿渐每见她一次面,自卑的心理就像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作者在设喻时顺带一击,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针砭与抨击寓于幽默的比喻之中,或深刻揭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或辛辣嘲讽了政府当局国难当头的不抵抗政策,或无情鞭挞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黑暗现状。作者是在用“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来“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正是这类充满幽默又饱含辛辣讽刺的比喻,成就了《围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独特风格。
　　钱先生历来十分重视比喻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视比喻为“文学语言的根本”。在《围城》中,钱先生把比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精妙比喻犹如满天繁星在小说中熠熠生辉,让人百读不厌,时品时新。将一管之见谨记于此,以表对先生的景仰之情。
　　
　　鲁平,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