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没有国界，支援是相互的。在那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人民曾受到外国慈善人士的人道主义关怀，中国人民也曾将援手伸向国外，解救那些处在危难中的人们。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天津的几件事至今令人感怀。
　　 1917年7月，连续的倾盆大雨使得山洪暴发、大水漫溢，大清、子牙、南、北运河的洪水冲破了堤岸，海河右岸的几个国家的租界全被淹没，意租界坐落在左岸，因地势高，成了河边孤岛。
　　 各地蜂拥而来的难民纷纷寻找安身之处，他们很快在海河左岸搭盖起了木板房或茅草屋，形成一个中国居民区。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自发的行动和多方关心”，流落在意租界的数千名中国劳苦百姓得到了帮助。租界商场和磨房向难民发放了食品和衣物。并在租界内采取了防疫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瘟疫。据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费洛梯自己讲，他们连续好几个月向灾民们免费提供医疗服务、食品和衣服，“美国红十字会代表不惜一切来我们这里考察，了解我们组织救援的情况”。（《天津意大利租界记事》）。
　　 1939年夏，天津又一次发生大洪水，全市浸泡在洪水中达一个月之久，市区70%~80%的地区被淹，而意租界又是幸免无恙。经历此事的老人对我讲，当时有大批灾民栖身于意租界，意国花园、马可·波罗广场，到处搭起了窝棚，这里又成了逃难者的“一方乐土”。
　　 对于以上所为，中国人心中是有数的。1943年法西斯阵营发生分裂，意大利由原来的日本盟友变成了敌国，据说在“接收”天津意租界时，日军封锁了这里，竟将意国人统统关在了回力球场，那些人几天吃不上饭，从窗户里向外伸手，中国老百姓冒着危险，纷纷向他们扔大饼、馒头，充满了善意与同情。
　　 当年的意租界还发生了一件解救意大利被俘人员的事，同样令人难忘。
　　 欧洲大战期间，一批意大利士兵在俄国战场上沦为俘虏。他们中大部分人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总数大约有3000多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处境十分悲惨。这件事引起意大利当局和中国人民的关注，经过长时间的外交谈判，俄国终于同意恢复他们的自由。随后，意国政府派出一个委员会前往西伯利亚地区寻找这些被俘的意大利士兵，希望尽快地把他们遣返回国。
　　 然而，俄国突然背弃了承诺，那些被俘的意国士兵不但始终未被遣返，而且他们的处境却更加凄惨。后来他们组织了一次集体大逃跑，最终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其中有数百人跑到了北京的意大利使馆，受到马里那兵营的收容。大部分人（约1500人）则集中在天津的意租界。当这些人乘火车抵达天津时，景象不堪入目，令人发指。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脚，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站在严冬的寒风下冻得索索发抖。
　　 租界里的意大利侨民和中国百姓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向他们提供了一切可能提供的物品。警察营地很快腾出地方让他们住宿。有病的有伤的被送进医院医治。住宿的地方不够；有的则被安排在医院的空病房以及商场和一些私人住宅内。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象在家里一样睡上了一张舒适的床，这是他们几年来的第一次享受。为了供给他们必需的衣服，人们腾出清了仓库，拿出所有能穿的衣服，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成立了缝纫组——一个地道的缝纫铺，为他们量体裁衣，不几天每个人都穿上了合身的新衣服。
　　 得到了充足的食品和衣服，那些当过俘虏饱受折磨与煎熬的意大利士兵重新振作起来，租界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唯有一个来自伦蒂诺的人命运不好，无缘同他的战友回到他的祖国，病死在这里，战友们和意大利同胞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天津的老百姓不但同情租界内处于危难之中的外国侨民，而且将援手伸向国外。
　　 1923年秋，日本关中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地震，东京被大火烧了三分之二，附属的小岛，为罕见的海啸吞没了很多，死伤的人口约达五十万人之多。当时中国人民因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反日浪潮，尚未平静下去，但天津人民本着人道主义，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援救大会，决定对日本人民给予救济，并于9月11日成立日灾救济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表示：“此次日本奇灾，不但在日本国所罕见，即全世界亦所未闻也。救灾恤邻，谊所应尽。”
　　 当时，天津商家正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面对日本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家极表同情，考虑日本当时面临的困境，决定停止抵制日货的行动。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在大会演说：“对于抵制日货事，可以报告诸君，抵货是为人民力争外交，办赈是人类道义，截然两事，两种事实不可相混。抵制日货运动是人们爱国心理，在日本震灾面前，天津中日双方人民经过几次接洽，颇有彼此谅解的意思，团体会已经宣布完全停止抵制日货。”遂于9月13日召集商人开日灾赈济会，藉以表示大公无私、慈善为怀之意。
　　 天津红十字会与天津各界联合会配合，协力承担救灾工作，制作棉衣一千套，送往日本灾区。天津上至官员、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人人为救灾出力，表现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伟大精神。此时邓颖超大姐正在达仁女校教书，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她带领女校师生每人紧急缝制棉衣一套救济日本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