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属黄华木，质地坚硬，不易变形，从木，雚声。《广雅·释器》说，锤谓之权;《汉书·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可见，权原是用来衡量物之轻重的。
　　出土文物中的权，就是历代官方制定的称物之轻重所用的衡器——民间俗称秤砣。
　　秦汉时期是我国度量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秦孝公十二年任用商鞅开始第二次变法，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平斗桶、权衡、丈尺”。商鞅采用各诸侯国通行的丈尺、升斗、斤两制，大力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制造了一批精良的度量衡标准器颁行全国各地。在度量衡器中，考古发现的权衡数量较多，质地有铜、铁、陶三种。
　　迄今所见的秦权，自铭重量的有半两、五斤、八斤、十六斤、石，见诸著录的还有廿斤、廿四斤。若按重量计算，秦权中以一斤和石最为常见。
　　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著名的“高奴禾石铜权”，器壁 “禾石”“高奴”“高奴石”铸铭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等刻铭。此权自铭“禾石”，按一石120斤计算，每斤约256克。根据权上的铭文，此权铸造于战国时代，一直作为标准器使用，说明自战国以来到秦二世，秦国保持着统一的衡制。
　　汉承秦制，中央政府继续在全国推进度量衡的统一，并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全国度量衡制度，分别由廷尉、大司农、鸿胪执掌。东汉王莽托古改制，所颁行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之后历代度量衡制度的基础。
　　2017年在山东邹平邾国故城遗址考古发现的新莽铜度量衡器，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出土有4件铜权和1件铜衡。出土的4件权，保存完好，呈圆环形，铸造于始建国元年正月，重量分别为三斤、九斤、钧（三十斤）、石（四钧）;其中一件上刻有“同律度量衡”诏书铭文。结合其他地方的考古发现，新莽时期的铜权，形有定制，铭有定式，大小系列成套。
　　度量衡制的确立与推行，是行政权威的显示。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度量衡制，就在于这项制度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而关乎王朝的合法性和国运兴衰。
　　在王莽的诏书中，倡言他所做的“同律度量衡”是应黄帝、虞帝之命，修三代之法，要求“万国永尊”，所希冀的是“子子孙孙，享传亿年”。铜权上刻写的长篇诏书，实质是昭示王莽顺天承命的政治宣言，向天下昭告其政权的合法性。
　　正是由于作为衡器的权，具有体现行政权威和法令的效能，逐渐有了权柄、权势、权力、权利等义项，主要体现为一个人或群体对于他人或群体的控制和支配能力，其本义反而被淡忘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俗语，所反映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对当权者对权力的痴迷和滥用。1916年8月李大釗在《晨钟》报撰文《权》，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权力是有界限的，一级有一级的权，什么职位有什么职位的权。权往往与责联系在一起，职权应该分明，权责必须明确。没有这一条，社会生活就乱套了。
　　（编辑黄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