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菜价下跌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政府部门、学术界以及主流媒体都介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去年，我国还在为如何降低高企的菜价，稳定CPI而踌躇满志。菜贱伤农，但菜贵伤民，波动的菜价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让城市普通居民与农民都满意的合适位置。然而，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颇有意思的结论。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是买卖双方的力量共同形成的。从卖方来看，由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等在内的成本因素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力量，商品的自然属性、商品之间的差异化程度，每个节点上卖方的数量，每个经营者规模的大小等也影响着价格形成。从买方来看，买方可支配收入的高低，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等也制约着商品价格。在没有明显的垄断力量和行政干预的情况下，产业链条上每一个节点的单个参与者都随行就市，进行交易。此时买卖双方自愿签订契约所形成的价格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我国目前典型的蔬菜产业链，包括成千上万的种植户，奔波于产地与销地之间、规模不一的贩运户，城市蔬菜批发市场中的批发商，以及散落于各个小区的菜贩子。这是一条以农民为主的产业链，每个环节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本色的农民或正处于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这些经营者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靠经验、收成靠“老天”、财富积累靠勤劳和节俭。这条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基本都属于竞争性市场，既不存在强买强卖的垄断力量，也没有太多行政力量的干预。因此，我国蔬菜的价格水平和变动更多的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似乎找不到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理由。
　　在蔬菜产业的传统模式下，蔬菜不易贮存的特性和刚性消费需求等诸多约束，使菜价的波动成为市场的常态。宏观决策者徘徊在菜农和城市居民之间，菜价“高不成、低不就”，左右为难。在蔬菜价格引发的利益博弈中，媒体和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同“两头叫中间笑”的说法，认为中间商是暴利的获得者。在传统的产业链模式，蔬菜产业链条中其实并不存在暴利环节。因为以上观点忽略了以下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贩运户、菜贩子大多实力不强，并不具备排斥其它经营者进入的能力和手段，不存在产生持续暴利的条件，所谓中间环节有暴利的说法值得商榷。而其它行业的资本鲜有介入蔬菜贩运、批发和零售则是中间环节难有暴利的另一个左证。
　　第二，如果从完整意义的产业链考察，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也适用于蔬菜。因为产业链前端的育种环节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将有高盈利。而零售环节面临的自然风险较小，并可以通过“低进低出，高进高出”来应对市场风险，所以也会有一定的获利水平。蔬菜产业链上的这种价值分配是经济规律之使然，因为产品设计是产业链形成的基础，而市场是产业链持续运行的原动力。
　　第三，多数媒体按照每斤蔬菜的加价幅度来考虑不同环节的获利水平是欠准确的。因为贩运户的汽车需要计提折旧，贷款利息也不能忽略不计，在现代化城市经营的菜贩子的高额生活成本也要进入成本中。因此，只有借助现代会计标准计算出全口径的成本，然后才能测度各环节的盈利水平，当前主流媒体所计算的所谓暴利难以反映事物的本质。
　　第四，在人工成本、运输费用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些成本对初始价值低廉的蔬菜价格的推动作用一定会大大高于其它高附加值的商品。正是因为基数小，才让流通环节的加价变得更为扎眼。其实，流通环节加价是中间商获利的正常利益诉求，也是蔬菜从广袤田野流向遥远城镇的驱动力。
　　我国蔬菜价格更多的是在竞争性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价格的波动也是经济规律作用的正常体现。在农业小规模生产模式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目前蔬菜产业链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差，价格的起伏在所难免。无论是政府宏观决策部门，还是蔬菜产业链的经营者，以及媒体、学界，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在价格剧烈波动时，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手段，减低负面影响。如在菜价高涨时，政府可以补贴低收入人群，缓解其生活压力；当菜价出现暴跌时，政府可以增加种子、农资方面的补贴，减少损失。
　　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政府不应直接干预菜价，因为这种做法可能扭曲市场机制，加剧菜价的波动。而降低蔬菜价格波动振幅的长效机制，则是产业链的升级，包括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规模扩大，以及从业者素质极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