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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建了苏区红色金融体系，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对苏区时期货币的供需情况、供需机制及发展历程进行定量研究，有助于我们挖掘和解析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情况。
[关键词] 红色金融 中央苏区 战时管制 货币供需
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背景及设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下简称为中央苏区）创建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苏区红色金融体系，为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其发展史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中国金融史中均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以来，苏区时期红色金融发展史更是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基于目前定性研究、考证式研究多，而定量研究少这一现状，在借鉴文献资料和现场访谈的基础上，以货币供需为主线，运用经济金融相关理论，定量测算中央苏区不同时期的货币供需情况，梳理其货币供需机制和供需历程，进而挖掘和解析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情况，以期弥补现有研究文献和史料的不足。
根据当前理论界普遍认可的设定，文中中央苏区时期指1931年11月—1934年10月，主要测算依据为文献资料数据，采取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进行大体测算，计量币值统一为苏区纸币，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机制的理论考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营业，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需机制有所不同的是，因其所处环境贫困、封闭以及一切围绕战争需要的职能，导致其货币发行具有战时强制性，发行主体多元性和短期性。
从发行供给方看：供给主体主要有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军队;供给方式则是国家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工农银行暂行券及存款，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军队的缴获及筹款;货币供给方程式为Ms=B+D+C+M，其中，Ms表示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D为存款，C为筹款，M为贸易输入，即：战时金融的货币总供给量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原始存款、筹集款项及贸易输入货币的总和。
从发行需求方看：中央苏区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商品交易，几乎不受利率、投资等影响。本文运用单一货币需求理论来阐述中央苏区货币需求。以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则有：MV=PT。
三、对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情况的测算
（一）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的测算框架
从贷币供给来看，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货币供给主要由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制造银元、存款、原始资本支用、筹款或者战争缴获以及出口输入货币构成，由于纸币与银元同时流通，对外出口以银元结算而流入苏区会增加货币供给。从贷币需求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贸易需求、战时军需，因此重点从内贸、外贸进口及军需3个方面进行测算。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应量测算
货币供应量的测算主要从纸币发行、铸币印制、出口收入现金、战争缴获等几个方面进行测算，因“国家银行壹圆纸币一张兑付光洋一元”[1]P136，1931—1933年按照此比例兑付，1934年停止兑付，币种间收兑对苏区货币供给及流通几乎没有影响。
1.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测算。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至该年终，共印成壹圆票375000元，贰角票103000元，壹角票129800元，伍分票48375元，总计印制发行656175元。[1]P90另据赣州中心支行红色金融有关专家对7000张苏区纸币依据冠字号码的大小进行排序，并结合1932年《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中提到的各类券别的发行数量，推算出1933年和1934年的实际发行数量。例如，在2000张壹圆券纸币中，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版本，其最大号码分别为999767、999445、878639。因为印刷数一般为整数，据此推断，1932年和1933年分别发行壹圆券纸币100万张，1934年发行90万张，则发行壹圆券纸币290万元。同理推断分别发行五角、贰角、壹角、伍分券纸币395万元、42万元、580万元和20.5万元，苏区纸币发行量总计805.5万元，与曹菊如先生的回忆基本吻合。
2.银元供给测算。一是东村造币厂1931年造币额测算。东村造币厂铸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版别的银元，投放市场流通。自1930年10月以后，“平均每天生产银洋半担（五百元）”。[1]P43-44东村造幣厂于1932年春搬走，因此以365天500元每天计算，可铸币182500元;二是中央造币厂。“1932年春，中央造币厂每天能生产银元1万余元。”[1]P1141932年—1934年10月，分别按365天、365天及270天计算，铸造币总值依年次为365万、365万及270万。
3.商品出口额测算。中央苏区的大宗商品出口主要有粮食、矿产品和土纸出口，另外就是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粮食出口额测算。“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2]107-108据此，我们以人年均出口量1担4元/担计算，1931—1934年的人口数量分别以250万、300万、450万及300万人，则1931—1934年的粮食出口量分别为1000万元、1200万元、1800万及1200万元。
（2）钨矿出口额测算。一是产量测算。铁山垅及上平矿区的钨砂产量参照1988年版《铁山垅钨矿志》第194页中的数据，仁凤山产量：“仁凤山矿区1931年刚恢复生产时，月产量只有几万斤，1932年成立合作社后，月产量上升到10多万斤，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共产出钨2000多吨。”[3]P73以11万斤/月的产量计算1932—1934年10月的产量，则1931年的产量用总产量减1932年以后的产量，其产量分别为130吨、660吨、660吨、550吨。“小垅钨矿1933年生产钨砂47吨。”[4]P76二是出口价测算，“从1931年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430多万元”[5]P180，推算苏区钨砂的平均出口价格为1025.52元/吨。三是出口量测算。当时钨矿的开采主要是为战争经费，内需可忽略，本课题以产量替代出口量，这个从出口价格推算上能印证，计算出的1025元/吨，与记载的出口价格50—52元/百斤吻合。 注：数据依据《铁山龙钨矿志》《盘古山钨矿志》《毛泽民办中华钨矿公司》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贸易史》中相关记载整理。
（3）土纸出口额测算。“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6]P53寻乌县全县人口为12万，则人均土纸出口额为0.4元每年，推算苏区1931—1933年出口额分别为1000万、1200万、1800万;1934年土纸大幅跌价，以致出现无人造纸，可认为当年没有出口。
（4）其他商品出口额测算。由于出口物品难以穷尽，亦没有更为详实的数据记载，因此本部分选取1930年5月份寻乌调查数据测算，剔除大米和土纸出口额，以样本推总体，得出分别为195万、234万、351万及195万元。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
4.存款。截止1932年底的存款总额为175448元。[1]P92其他年度资料不详，由于当时金融业务较为单一，存款的派生能力几乎为零，因此不考虑货币乘数作用。
5.国家银行原始资本金的支用。1932年2月，国家银行开始营业时收到资本金20万元，不久因财政的需要，这些资本金陆续被财政人民委员部提走。[2]P1381932年透支原始资本金形成货币供给20万元。
6.筹款及缴获。一是筹款。1932年6月以前筹款无法查证，1932年6月后各独立团到白区的筹款任务为16万/月[7]，则1933年筹款总额计192万元，1934年以9个月计算，筹款总额为144万元。二是缴获。1932年漳州战役共缴获150万元，其他战役缴获无法查证。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大体测算出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货币供给量分别为13552963元、22015624元、28100219元和35839202元。
（三）中央苏区货币需求量测算
关于货币需求测算的例外条款：一是军需贸易与内部及进口贸易可能在日用品交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但是由于軍需贸易所占比重较大，本课题单独对这块需求进行核算;二是由于缺乏数据支撑，暂不考虑以物易物的交易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内部贸易测算。本部分数据测算以寻乌县调查数据为基础，用该县市场贸易推算人均内贸额为3.2元/人年，然后以人口数及人均量推算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贸易情况，分别为800万、960万、1440万及800万元。
2.外贸需求测算
（1）盐、布匹的进口额测算。“又看到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多万块的布。”[2]P107对于苏区而言，其资金来源日趋紧张，能用于购买盐的资金最多能维持在900万元左右，因此按年均900万消费量计算。布匹消费类似，以300万人600万的消费计算年均进口额2元/人，再依据人口总是核算布匹进口总额分别为500万、600万、900万和500万。
（2）西药进口测算。1934年以前，由于资金紧张，中央苏区一般上山采摘中药，对西药的进口量比较小，在此不予计算。1934年1月成立中华商业公司，“仅以西药来说，半个月采办一次，达十余万元之多”[8]P120。月均采购量20万元，1934年以9个月计算西药进口额为180万元左右。
（3）进口总额测算。1933年4月江口贸易分局成立，“进口少时一百三十万元，多则二百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江口分局供应占苏区百分之七十左右”[8]P102。1933年4月—1934年10月，进口额以中间数165万/月计算，1933年1—3月按照盐、布和西药等大宗贸易月均量测算为450万元。江口贸易分局成立前，从1933—1934年的数据看，大宗物资进口额占所有进口额的80%左右，据此推算进口贸易总额。
（4）其他物资进口额测算。除了大宗商品进口外，还有一些其他日用品的进口，其测算方法为用进口贸易总额减去盐、布及西药进口额，得出其他物资进口额分别为350万、300万、696万及777万元。
3.军需货币流通量测算。“自八月份起，中央政府每月的经费预计如下：前方战费三十万元;江西省苏计九万元;福建省苏计47900元;中央政府直接支出计90850元，共计约须支出53万元。”[7]因此，从1931年11月份起按此标准计算军需交易流通额。当时苏区政府及主力红军人数为20万人，人均费用2.4元/月，1931年的主力红军及政府工作人员以1932年的半数计算，推算出1931年的军需货币流通额为317万元左右。
综上可得，中央苏区1931年——1934年的货币流通量大体上为28672500元、33945000元、45709286元和36330179元。
四、结论
（一）特定的战争经济背景，导致货币超发严重。从测算结果看，从1931年—1934年，年均货币供应量为2487.7万元，货币的供给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一方面，由于苏区经济属于封闭的、战争期间计划调剂配给下催生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计划经济特点明显，可用货币发行与实物商品的比值来判断，1931年—1934年该比值分别为1：2.12、1：1.54、1：1.63及1：1.01，远远高于我们建国初期“1：8”标准。另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慢。从数据看，1931年—1934年的货币流动速度分别为173天、237天、224天及360天，在商品交易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则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
（二）战时金融管制模式，导致资产价格扭曲。中央苏区的金融是特殊的金融模式，属于典型的战时金融，即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因此，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主要依战争需求发行货币，这就会导致货币发行与现实经济脱节，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在中央苏区资产价格扭曲的典型表现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对经济金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及冲击。 （三）红色金融总体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和价值。从经济金融的角度看中央苏区红色金融，不算成功。但是从战时金融背景出发，其成就及作用却是非凡巨大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正是基于对国家银行通过各种渠道支持革命战争、支持经济建设的反哺，是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与作用的肯定。
1.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战争给养。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发行货币以充实军队给养经费。例如，中央政府1932年的每月预算支出为53万元，包含30万元的红军给养，23万元的中央政府支出，而月均实现财政收入仅为22万元，月均缺口为30万。国家银行“每月共可印纸币31.2万元，按每月税收22万元，外加银币3万元，共计每月可收入25万现款，按一般定例每月可发行纸币35万元，以票额之半的现金为【银】元换的准备金，则政府每月收入可达37.5万元。”[7]
2.支持苏区经济发展，突破经济封锁。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低息借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等手段，加大了对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的支持。例如，三百万的经济建设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8]P493
3.统一币制，厘清金融市场。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市场上同时流通各工农银行印制土币、地方军阀发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杂币、劣币。“江西的现金，尤其是西南多半被军阀、地主、资本家转（铸）造。在各地甚至穷乡僻壤都有——银行钞票和‘兑换券’。”[9]P58以及由各地商会所发的纸币。国家银行成立后，統一了货币发行机构，并对市场流通币进行了统一，逐步收兑其他杂币及流通券，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市场。
4.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苏区的成功实践，还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展以及新中国金融大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重要的金融人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银行是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的根基。○
参考文献：
[1]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铁山垅钨矿志（内部资料）[B].赣州：江西赣南印刷厂，1988.
[4]舒龙主编.毛泽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5]谢一彪，舒龙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贸易史[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G].南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8]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M].人民出版社，1982.
[9]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吴自锋
[关键词] 红色金融 中央苏区 战时管制 货币供需
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背景及设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以下简称为中央苏区）创建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苏区红色金融体系，为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其发展史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以及中国金融史中均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以来，苏区时期红色金融发展史更是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基于目前定性研究、考证式研究多，而定量研究少这一现状，在借鉴文献资料和现场访谈的基础上，以货币供需为主线，运用经济金融相关理论，定量测算中央苏区不同时期的货币供需情况，梳理其货币供需机制和供需历程，进而挖掘和解析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情况，以期弥补现有研究文献和史料的不足。
根据当前理论界普遍认可的设定，文中中央苏区时期指1931年11月—1934年10月，主要测算依据为文献资料数据，采取样本推断总体的方法，进行大体测算，计量币值统一为苏区纸币，未考虑物价因素。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机制的理论考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总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营业，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需机制有所不同的是，因其所处环境贫困、封闭以及一切围绕战争需要的职能，导致其货币发行具有战时强制性，发行主体多元性和短期性。
从发行供给方看：供给主体主要有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军队;供给方式则是国家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工农银行暂行券及存款，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军队的缴获及筹款;货币供给方程式为Ms=B+D+C+M，其中，Ms表示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D为存款，C为筹款，M为贸易输入，即：战时金融的货币总供给量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原始存款、筹集款项及贸易输入货币的总和。
从发行需求方看：中央苏区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商品交易，几乎不受利率、投资等影响。本文运用单一货币需求理论来阐述中央苏区货币需求。以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则有：MV=PT。
三、对中央苏区货币供需情况的测算
（一）中央苏区货币供需的测算框架
从贷币供给来看，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货币供给主要由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制造银元、存款、原始资本支用、筹款或者战争缴获以及出口输入货币构成，由于纸币与银元同时流通，对外出口以银元结算而流入苏区会增加货币供给。从贷币需求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贸易需求、战时军需，因此重点从内贸、外贸进口及军需3个方面进行测算。
（二）中央苏区货币供应量测算
货币供应量的测算主要从纸币发行、铸币印制、出口收入现金、战争缴获等几个方面进行测算，因“国家银行壹圆纸币一张兑付光洋一元”[1]P136，1931—1933年按照此比例兑付，1934年停止兑付，币种间收兑对苏区货币供给及流通几乎没有影响。
1.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测算。国家银行自1932年7月份开始发行纸币。至该年终，共印成壹圆票375000元，贰角票103000元，壹角票129800元，伍分票48375元，总计印制发行656175元。[1]P90另据赣州中心支行红色金融有关专家对7000张苏区纸币依据冠字号码的大小进行排序，并结合1932年《国家银行总行第一年度全年全体总决算书》中提到的各类券别的发行数量，推算出1933年和1934年的实际发行数量。例如，在2000张壹圆券纸币中，有1932年、1933年、1934年三种版本，其最大号码分别为999767、999445、878639。因为印刷数一般为整数，据此推断，1932年和1933年分别发行壹圆券纸币100万张，1934年发行90万张，则发行壹圆券纸币290万元。同理推断分别发行五角、贰角、壹角、伍分券纸币395万元、42万元、580万元和20.5万元，苏区纸币发行量总计805.5万元，与曹菊如先生的回忆基本吻合。
2.银元供给测算。一是东村造币厂1931年造币额测算。东村造币厂铸造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三种版别的银元，投放市场流通。自1930年10月以后，“平均每天生产银洋半担（五百元）”。[1]P43-44东村造幣厂于1932年春搬走，因此以365天500元每天计算，可铸币182500元;二是中央造币厂。“1932年春，中央造币厂每天能生产银元1万余元。”[1]P1141932年—1934年10月，分别按365天、365天及270天计算，铸造币总值依年次为365万、365万及270万。
3.商品出口额测算。中央苏区的大宗商品出口主要有粮食、矿产品和土纸出口，另外就是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1）粮食出口额测算。“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2]107-108据此，我们以人年均出口量1担4元/担计算，1931—1934年的人口数量分别以250万、300万、450万及300万人，则1931—1934年的粮食出口量分别为1000万元、1200万元、1800万及1200万元。
（2）钨矿出口额测算。一是产量测算。铁山垅及上平矿区的钨砂产量参照1988年版《铁山垅钨矿志》第194页中的数据，仁凤山产量：“仁凤山矿区1931年刚恢复生产时，月产量只有几万斤，1932年成立合作社后，月产量上升到10多万斤，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10月，共产出钨2000多吨。”[3]P73以11万斤/月的产量计算1932—1934年10月的产量，则1931年的产量用总产量减1932年以后的产量，其产量分别为130吨、660吨、660吨、550吨。“小垅钨矿1933年生产钨砂47吨。”[4]P76二是出口价测算，“从1931年至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430多万元”[5]P180，推算苏区钨砂的平均出口价格为1025.52元/吨。三是出口量测算。当时钨矿的开采主要是为战争经费，内需可忽略，本课题以产量替代出口量，这个从出口价格推算上能印证，计算出的1025元/吨，与记载的出口价格50—52元/百斤吻合。 注：数据依据《铁山龙钨矿志》《盘古山钨矿志》《毛泽民办中华钨矿公司》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贸易史》中相关记载整理。
（3）土纸出口额测算。“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6]P53寻乌县全县人口为12万，则人均土纸出口额为0.4元每年，推算苏区1931—1933年出口额分别为1000万、1200万、1800万;1934年土纸大幅跌价，以致出现无人造纸，可认为当年没有出口。
（4）其他商品出口额测算。由于出口物品难以穷尽，亦没有更为详实的数据记载，因此本部分选取1930年5月份寻乌调查数据测算，剔除大米和土纸出口额，以样本推总体，得出分别为195万、234万、351万及195万元。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1930年5月）。
4.存款。截止1932年底的存款总额为175448元。[1]P92其他年度资料不详，由于当时金融业务较为单一，存款的派生能力几乎为零，因此不考虑货币乘数作用。
5.国家银行原始资本金的支用。1932年2月，国家银行开始营业时收到资本金20万元，不久因财政的需要，这些资本金陆续被财政人民委员部提走。[2]P1381932年透支原始资本金形成货币供给20万元。
6.筹款及缴获。一是筹款。1932年6月以前筹款无法查证，1932年6月后各独立团到白区的筹款任务为16万/月[7]，则1933年筹款总额计192万元，1934年以9个月计算，筹款总额为144万元。二是缴获。1932年漳州战役共缴获150万元，其他战役缴获无法查证。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大体测算出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货币供给量分别为13552963元、22015624元、28100219元和35839202元。
（三）中央苏区货币需求量测算
关于货币需求测算的例外条款：一是军需贸易与内部及进口贸易可能在日用品交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但是由于軍需贸易所占比重较大，本课题单独对这块需求进行核算;二是由于缺乏数据支撑，暂不考虑以物易物的交易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内部贸易测算。本部分数据测算以寻乌县调查数据为基础，用该县市场贸易推算人均内贸额为3.2元/人年，然后以人口数及人均量推算中央苏区1931—1934年的贸易情况，分别为800万、960万、1440万及800万元。
2.外贸需求测算
（1）盐、布匹的进口额测算。“又看到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多万块的布。”[2]P107对于苏区而言，其资金来源日趋紧张，能用于购买盐的资金最多能维持在900万元左右，因此按年均900万消费量计算。布匹消费类似，以300万人600万的消费计算年均进口额2元/人，再依据人口总是核算布匹进口总额分别为500万、600万、900万和500万。
（2）西药进口测算。1934年以前，由于资金紧张，中央苏区一般上山采摘中药，对西药的进口量比较小，在此不予计算。1934年1月成立中华商业公司，“仅以西药来说，半个月采办一次，达十余万元之多”[8]P120。月均采购量20万元，1934年以9个月计算西药进口额为180万元左右。
（3）进口总额测算。1933年4月江口贸易分局成立，“进口少时一百三十万元，多则二百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江口分局供应占苏区百分之七十左右”[8]P102。1933年4月—1934年10月，进口额以中间数165万/月计算，1933年1—3月按照盐、布和西药等大宗贸易月均量测算为450万元。江口贸易分局成立前，从1933—1934年的数据看，大宗物资进口额占所有进口额的80%左右，据此推算进口贸易总额。
（4）其他物资进口额测算。除了大宗商品进口外，还有一些其他日用品的进口，其测算方法为用进口贸易总额减去盐、布及西药进口额，得出其他物资进口额分别为350万、300万、696万及777万元。
3.军需货币流通量测算。“自八月份起，中央政府每月的经费预计如下：前方战费三十万元;江西省苏计九万元;福建省苏计47900元;中央政府直接支出计90850元，共计约须支出53万元。”[7]因此，从1931年11月份起按此标准计算军需交易流通额。当时苏区政府及主力红军人数为20万人，人均费用2.4元/月，1931年的主力红军及政府工作人员以1932年的半数计算，推算出1931年的军需货币流通额为317万元左右。
综上可得，中央苏区1931年——1934年的货币流通量大体上为28672500元、33945000元、45709286元和36330179元。
四、结论
（一）特定的战争经济背景，导致货币超发严重。从测算结果看，从1931年—1934年，年均货币供应量为2487.7万元，货币的供给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一方面，由于苏区经济属于封闭的、战争期间计划调剂配给下催生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计划经济特点明显，可用货币发行与实物商品的比值来判断，1931年—1934年该比值分别为1：2.12、1：1.54、1：1.63及1：1.01，远远高于我们建国初期“1：8”标准。另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慢。从数据看，1931年—1934年的货币流动速度分别为173天、237天、224天及360天，在商品交易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则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
（二）战时金融管制模式，导致资产价格扭曲。中央苏区的金融是特殊的金融模式，属于典型的战时金融，即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因此，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主要依战争需求发行货币，这就会导致货币发行与现实经济脱节，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在中央苏区资产价格扭曲的典型表现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对经济金融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及冲击。 （三）红色金融总体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和价值。从经济金融的角度看中央苏区红色金融，不算成功。但是从战时金融背景出发，其成就及作用却是非凡巨大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正是基于对国家银行通过各种渠道支持革命战争、支持经济建设的反哺，是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历史贡献与作用的肯定。
1.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战争给养。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发行货币以充实军队给养经费。例如，中央政府1932年的每月预算支出为53万元，包含30万元的红军给养，23万元的中央政府支出，而月均实现财政收入仅为22万元，月均缺口为30万。国家银行“每月共可印纸币31.2万元，按每月税收22万元，外加银币3万元，共计每月可收入25万现款，按一般定例每月可发行纸币35万元，以票额之半的现金为【银】元换的准备金，则政府每月收入可达37.5万元。”[7]
2.支持苏区经济发展，突破经济封锁。国家银行成立后，通过低息借贷、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等手段，加大了对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的支持。例如，三百万的经济建设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8]P493
3.统一币制，厘清金融市场。中央政府成立之初，市场上同时流通各工农银行印制土币、地方军阀发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杂币、劣币。“江西的现金，尤其是西南多半被军阀、地主、资本家转（铸）造。在各地甚至穷乡僻壤都有——银行钞票和‘兑换券’。”[9]P58以及由各地商会所发的纸币。国家银行成立后，統一了货币发行机构，并对市场流通币进行了统一，逐步收兑其他杂币及流通券，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市场。
4.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及历史经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苏区的成功实践，还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展以及新中国金融大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重要的金融人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银行是新中国金融事业起步的根基。○
参考文献：
[1]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铁山垅钨矿志（内部资料）[B].赣州：江西赣南印刷厂，1988.
[4]舒龙主编.毛泽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5]谢一彪，舒龙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贸易史[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G].南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8]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M].人民出版社，1982.
[9]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