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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救援队的可持续性问题讨论多年，
始终未有明确路径
厦门曙光救援队是最先一批到达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的民间救援队。
受强降雨影响，7月8日18时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到4206平方公里，为近十年最大，五大支流入湖口湿地大面积被淹，周边地区岌岌可危。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和队员作了研判：若强降雨趋势不减，一旦鄱阳湖失守，情况最为危急的就是位于江西省西北部的鄱阳县与安徽省西南部的宿松县。
7月8日晚，驰援招募书在志愿者微信群里发布，80多人报名。王刚带着12人的队伍和众多专业设备连夜赶赴鄱阳：4艘船艇、5台船用发动机、15套单兵水域PPE、两套融合通信系统……在他看来，专业设备加上专业技能，救援才更有把握。
“我们就是杂牌正规军。”王刚说。
专业高效
最多的时候，油墩街镇桥头村码头上聚集的救援队伍超过40支，他们中过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队伍。不同颜色的冲锋舟在岸边集结，等待着当地政府的最新需求。
民间救援队正成为灾害救援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6月以来，全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近30个省份受到洪澇灾害影响，四千多万人受灾。应急管理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社会应急力量组织灵活、贴近基层、反应迅速的优势，配合常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救援。统计数据显示，仅6月底以前，全国累计有120余支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了暴雨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7月10日，曙光救援队抵达油墩街镇的第二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报，预计鄱阳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11日，江西省自2010年来首次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气象部门的预报信息显示，7月13日至15日当地会有强降雨。
愈发严峻的汛情也让救援队的人手捉襟见肘。王刚紧急召集了更多的救援伙伴出动，20支队伍、200多人、40艘船艇连夜奔赴目的地备勤。
7月18日，鄱阳湖水位有了下降趋势，救援任务告一段落的曙光救援队准备撤离。夜里十二点半，王刚收到油墩街镇镇长方续平打来的求助电话，镇子陷入洪泽中的第9天，仍有百余名村民拒绝撤离，誓要坚守家业。县里给镇上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尽快将村民全部撤离，任务紧急度一级。
调动政府应急队伍需要逐级上报，因此方续平首先选择了求助王刚，请他一早带队协助村里撤离群众。任务明确后，早上7点30分，厦门曙光救援队连同杭州海豚救援队等团队在任务现场集结。
36位队员着统一队服整齐列队，按照队长指令有序调试对讲机、冲锋舟等设备。6艘冲锋舟分别进入荻溪村、同兴村、长丰村等5个村落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滞留群众劝离工作。
村民执拗，不听村干部的劝说，也不愿坐上冲锋舟去往安置点。对于留守的村民而言，过激的语言不起作用，强制带走也有很大危险，救援队员只能耐心地与村民交流，把以往洪水救援中的危险案例讲给他们听。最终，村民同意撤离。
王刚说，民间救援队伍对于这类救援任务经验充足，遇到突发状况能随时调整救援方案，不需要逐级上报，大大提高了效率。
“民间的救援队灵活，办法多。”一位参与群众劝离工作的村干部告诉《中国慈善家》，部署会议上讨论的方案不是对所有的村民都有效果，他们把一部分希望寄托于外力。
不同于政府部门的综合性救援，民间救援队倾向于专业化救援。多位民间救援队成员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专业的民间救援队队员经历过山地、水域、高空救援及危机干预等不同科目的高强度训练，与救援对象谈判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政府逐步与民间救援队员展开日常合作，救援队以培训或义务救援等形式参与。
作为一家专业的民间救援团队，桂林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在广西广为流传，也是当地政府救助热线电话之一。6月初，桂林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预警，不乏特大暴雨、强降雨量等警示信息。此时广西已进入主汛期前半段，过载的雨水量会在城区形成内涝。按照过往经验判断，桂林蓝天救援队内一致认为，“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洪水。”队里随即进入备勤状态，准备好救援设备、对讲机及充足的食物补给等，以便“随叫随到”。
6月6日，广西桂林连续发布暴雨预警的第5天。从早上6点开始，桂林蓝天救援队尾号9958的求救电话就没停过。队长莫日华一天接了近300个求救电话，大多是关于群众转移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政府热线转来。莫日华紧急调度了14条皮筏艇，派出45名队员前往救援地，与政府应急队伍相配合，组织群众撤离。
负债运营
尽管最终队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但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来说，任务结束后团队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是“负债累累”。专业救援设备的损耗、路费等相关的开支对于救援队而言，都是不小的负担。用王刚的话来说“都是倒贴钱”。由于是公益救援，无论是属地政府还是驰援地政府都不会给补贴。
7月20日，安徽六安市裕安区固镇，王刚带领两名队员在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时遇急流，冲锋艇发动机挂板突然断裂，发动机与船艇分离掉落至洪水中，其他队员船艇损失的消息也接连从群里传出。
出发前，王刚从队里申请了15万元救灾经费，这是厦门曙光救援队今年备灾资金池总额的3/4，但显然这个数应该是不够了。
从江西到安徽，王刚带队连续参与救援14天，费用明显超支。大量装备都因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损耗严重，有的已经报废。王刚估算，整体救援费用约在25万元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再找不到资金支持，救灾账面上会出现负数，且接下来的救援经费是零。
没有公募资格的民间公益团队，需要自己筹集资金。王刚见过想捐赠300件救援马甲的企业，前提是要在马甲上打上自己公司大大的logo，“谈不拢，最后企业也没捐赠”。 2014年，厦门曙光救援队刚刚成立时，救灾只能靠大家“AA制”凑钱。那年，云南鲁甸发生地震，队里内部筹集了4万元救灾款就出发了，一趟救援下来，救援队倒欠队友们十几万，直到四年后有了企业捐赠才得以还上。
2015年底团队经费短缺，王刚卖掉了厦门的房子，用500万房款给队里添置救援装备。王刚自嘲，民间救援队就是看天吃饭，团队能筹集到的资金从来都不可预知。2017年九寨沟地震，救援返程途中，老旧的设备车在悬崖上刹车失灵，团队险些丧命。厦门媒体报道了这一事迹并公开为他们募捐。“一百万，捐了一个车队出来。”王刚对这一数字印象深刻。可是到了2019年，团队筹集到的资金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在公益组织多年，王刚也琢磨出了一套财务管理办法。他把每年筹到的资金分成不同的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在筹集资金时，也会设立不同的种类，确保专款专用。他说，“去年一年队员潜水专业的培训费用就达到了60万，确实压力很大。”
原本，王刚正与厦门某政府部门沟通拨款事宜，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也没了下文。王刚说，“政府财政紧缩，很难再有拨款的可能了。”
呼唤制度
带队参与水灾救援的桂林蓝天救援队队长莫日华同样心情复杂。
一天300多个求助电话让他们“受宠若惊”——这样的关注度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莫日华告诉《中国慈善家》，没有灾情发生时，团队发起的装备众筹项目极少有人关注，甚至招来了是不是骗钱的非议。
“公益本身是有成本的，我们希望社会平时也能给到民间力量支持。”莫日华认为，对于民间救援队而言，最关键的是造血功能，“非灾时，民间救援队的难题之一就是要活下去，得有自己的收入。”
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王刚觉得要做那些群众有需求，但政府又难以覆盖的项目。“以水灾救援为例，政府应急力量没有那么多小型、能进入到村庄的冲锋舟，民间救援队有这么多设备，那就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王刚说，民间救援队还是得以需求导向发起任务。在厦门，曙光救援队一年出任务次数超过950次，多是政府力量难以覆盖的各类专业任务项目。
尽管财务捉襟见肘，但王刚觉得救援任务“贴钱也要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不否认坚持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英雄情結。但很多时候，这样的理由难以说服家人。在队里，因为与家人出现分歧而无法参加救援任务的队员不在少数，有把队服藏起来阻挡外出的，也有以极端方式相逼迫的。
队员都是志愿者，即便是经过专业训练，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意外。出发前，团队会花上一大笔费用为队员购买保险。但尴尬的是，流动性较大的志愿者团队很难满足户外工作保险设置的各类门槛，最终只能给他们购买了个人意外险。
多位救援队队长都提到志愿者的流动性问题。佛山菠萝公益救援队创始人王治勇认为，当前民间救援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频繁更换，极大影响了队员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菠萝救援队里配有10名专职队员，其余则是志愿者参与的方式，以确保能对救援地情况了解透彻。
关于民间救援队的可持续性问题讨论多年，始终未有明确路径。此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建议，民间救援队应该联合起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购买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生存途径，而且民间救援队在装备、训练、工作机制上都可以和政府形成对接。
比起政府购买服务，王刚更期待有一个针对民间救援团队的明确管理制度出台。“管理制度的出台能够有效扶持行业的增长。”这位12年来为民间救援事业倾其所有的救援队队长说。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此次水灾发生后，国家民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罕见地同时发文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社会应急力量积极行动，超过400支队伍、1万余人，参与各类抢险救援3000余起。
事实上，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的热情就日渐高涨，迅速壮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告诉《中国慈善家》，汶川地震后的十余年间，民间救援力量整体呈现出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扩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的趋势;另一特征是网络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各类救灾网络联盟;个别组织还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积极参与海外救灾。
尽管民间救援力量早已成为灾害救援工作中的“熟面孔”，但其真正进入到“正规军”队列则是汶川地震后的第7年。2015年10月，民政部印发《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将包括民间应急救援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纳入政府规范体系。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相比较官方应急力量，民间救援队伍在灾害响应方面更为灵活、机动性强。“民间救援队没有程序报批环节，在资金运用、空间移动等方面更效率，能第一时间满足百姓需要，与官方救援力量形成了互补。”
《中国慈善家》梳理发现，近年来，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曾就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多次发文，但多以呼吁、号召为主，对于社会救援队伍的管理未有明确细则，与此同时外界对于民间救援力量的质疑从未停止，比如认为他们过于高调、作秀等等。
王振耀指出，当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制，民间救援队伍群体出现了一些乱象，“救援队光有热情不够，还是要有专业的技能。”他建议，政府可以联合专业、大型的民间救援队，共同拟定出行业规范，对于技能训练、专业化等细则设立明确的考量标准。
邓国胜也提到，应充分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通过行业组织，加强民间救援力量自律与行业监管。而对于目前多数民间救援队伍难以负荷运营的现实问题，王振耀提醒，民间力量不仅包含着专业的民间救援队伍，还包括各大基金会，当前两者还未形成很好的对接。“民间救援队可以在日常、非灾害时期主动与基金会寻求合作机会，后者也可以将机构内非定向捐赠的款项拿出一部分用作专业救援队伍的培养支出。”
王振耀强调，民间救援队伍在发展方向上应发挥队伍小、切近群众等优势开展业务，与官方救援力量相区分，避免同质化。政府则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与民间救援队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弥补官方应急救援空白处。
始终未有明确路径
厦门曙光救援队是最先一批到达江西鄱阳县油墩街镇的民间救援队。
受强降雨影响，7月8日18时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达到4206平方公里，为近十年最大，五大支流入湖口湿地大面积被淹，周边地区岌岌可危。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和队员作了研判：若强降雨趋势不减，一旦鄱阳湖失守，情况最为危急的就是位于江西省西北部的鄱阳县与安徽省西南部的宿松县。
7月8日晚，驰援招募书在志愿者微信群里发布，80多人报名。王刚带着12人的队伍和众多专业设备连夜赶赴鄱阳：4艘船艇、5台船用发动机、15套单兵水域PPE、两套融合通信系统……在他看来，专业设备加上专业技能，救援才更有把握。
“我们就是杂牌正规军。”王刚说。
专业高效
最多的时候，油墩街镇桥头村码头上聚集的救援队伍超过40支，他们中过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队伍。不同颜色的冲锋舟在岸边集结，等待着当地政府的最新需求。
民间救援队正成为灾害救援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6月以来，全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近30个省份受到洪澇灾害影响，四千多万人受灾。应急管理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社会应急力量组织灵活、贴近基层、反应迅速的优势，配合常备应急力量开展抢险救援。统计数据显示，仅6月底以前，全国累计有120余支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了暴雨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7月10日，曙光救援队抵达油墩街镇的第二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报，预计鄱阳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11日，江西省自2010年来首次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气象部门的预报信息显示，7月13日至15日当地会有强降雨。
愈发严峻的汛情也让救援队的人手捉襟见肘。王刚紧急召集了更多的救援伙伴出动，20支队伍、200多人、40艘船艇连夜奔赴目的地备勤。
7月18日，鄱阳湖水位有了下降趋势，救援任务告一段落的曙光救援队准备撤离。夜里十二点半，王刚收到油墩街镇镇长方续平打来的求助电话，镇子陷入洪泽中的第9天，仍有百余名村民拒绝撤离，誓要坚守家业。县里给镇上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尽快将村民全部撤离，任务紧急度一级。
调动政府应急队伍需要逐级上报，因此方续平首先选择了求助王刚，请他一早带队协助村里撤离群众。任务明确后，早上7点30分，厦门曙光救援队连同杭州海豚救援队等团队在任务现场集结。
36位队员着统一队服整齐列队，按照队长指令有序调试对讲机、冲锋舟等设备。6艘冲锋舟分别进入荻溪村、同兴村、长丰村等5个村落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滞留群众劝离工作。
村民执拗，不听村干部的劝说，也不愿坐上冲锋舟去往安置点。对于留守的村民而言，过激的语言不起作用，强制带走也有很大危险，救援队员只能耐心地与村民交流，把以往洪水救援中的危险案例讲给他们听。最终，村民同意撤离。
王刚说，民间救援队伍对于这类救援任务经验充足，遇到突发状况能随时调整救援方案，不需要逐级上报，大大提高了效率。
“民间的救援队灵活，办法多。”一位参与群众劝离工作的村干部告诉《中国慈善家》，部署会议上讨论的方案不是对所有的村民都有效果，他们把一部分希望寄托于外力。
不同于政府部门的综合性救援，民间救援队倾向于专业化救援。多位民间救援队成员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专业的民间救援队队员经历过山地、水域、高空救援及危机干预等不同科目的高强度训练，与救援对象谈判也是其中重要一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政府逐步与民间救援队员展开日常合作，救援队以培训或义务救援等形式参与。
作为一家专业的民间救援团队，桂林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在广西广为流传，也是当地政府救助热线电话之一。6月初，桂林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预警，不乏特大暴雨、强降雨量等警示信息。此时广西已进入主汛期前半段，过载的雨水量会在城区形成内涝。按照过往经验判断，桂林蓝天救援队内一致认为，“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洪水。”队里随即进入备勤状态，准备好救援设备、对讲机及充足的食物补给等，以便“随叫随到”。
6月6日，广西桂林连续发布暴雨预警的第5天。从早上6点开始，桂林蓝天救援队尾号9958的求救电话就没停过。队长莫日华一天接了近300个求救电话，大多是关于群众转移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政府热线转来。莫日华紧急调度了14条皮筏艇，派出45名队员前往救援地，与政府应急队伍相配合，组织群众撤离。
负债运营
尽管最终队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但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来说，任务结束后团队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境遇是“负债累累”。专业救援设备的损耗、路费等相关的开支对于救援队而言，都是不小的负担。用王刚的话来说“都是倒贴钱”。由于是公益救援，无论是属地政府还是驰援地政府都不会给补贴。
7月20日，安徽六安市裕安区固镇，王刚带领两名队员在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时遇急流，冲锋艇发动机挂板突然断裂，发动机与船艇分离掉落至洪水中，其他队员船艇损失的消息也接连从群里传出。
出发前，王刚从队里申请了15万元救灾经费，这是厦门曙光救援队今年备灾资金池总额的3/4，但显然这个数应该是不够了。
从江西到安徽，王刚带队连续参与救援14天，费用明显超支。大量装备都因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损耗严重，有的已经报废。王刚估算，整体救援费用约在25万元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再找不到资金支持，救灾账面上会出现负数，且接下来的救援经费是零。
没有公募资格的民间公益团队，需要自己筹集资金。王刚见过想捐赠300件救援马甲的企业，前提是要在马甲上打上自己公司大大的logo，“谈不拢，最后企业也没捐赠”。 2014年，厦门曙光救援队刚刚成立时，救灾只能靠大家“AA制”凑钱。那年，云南鲁甸发生地震，队里内部筹集了4万元救灾款就出发了，一趟救援下来，救援队倒欠队友们十几万，直到四年后有了企业捐赠才得以还上。
2015年底团队经费短缺，王刚卖掉了厦门的房子，用500万房款给队里添置救援装备。王刚自嘲，民间救援队就是看天吃饭，团队能筹集到的资金从来都不可预知。2017年九寨沟地震，救援返程途中，老旧的设备车在悬崖上刹车失灵，团队险些丧命。厦门媒体报道了这一事迹并公开为他们募捐。“一百万，捐了一个车队出来。”王刚对这一数字印象深刻。可是到了2019年，团队筹集到的资金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在公益组织多年，王刚也琢磨出了一套财务管理办法。他把每年筹到的资金分成不同的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在筹集资金时，也会设立不同的种类，确保专款专用。他说，“去年一年队员潜水专业的培训费用就达到了60万，确实压力很大。”
原本，王刚正与厦门某政府部门沟通拨款事宜，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也没了下文。王刚说，“政府财政紧缩，很难再有拨款的可能了。”
呼唤制度
带队参与水灾救援的桂林蓝天救援队队长莫日华同样心情复杂。
一天300多个求助电话让他们“受宠若惊”——这样的关注度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莫日华告诉《中国慈善家》，没有灾情发生时，团队发起的装备众筹项目极少有人关注，甚至招来了是不是骗钱的非议。
“公益本身是有成本的，我们希望社会平时也能给到民间力量支持。”莫日华认为，对于民间救援队而言，最关键的是造血功能，“非灾时，民间救援队的难题之一就是要活下去，得有自己的收入。”
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王刚觉得要做那些群众有需求，但政府又难以覆盖的项目。“以水灾救援为例，政府应急力量没有那么多小型、能进入到村庄的冲锋舟，民间救援队有这么多设备，那就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王刚说，民间救援队还是得以需求导向发起任务。在厦门，曙光救援队一年出任务次数超过950次，多是政府力量难以覆盖的各类专业任务项目。
尽管财务捉襟见肘，但王刚觉得救援任务“贴钱也要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不否认坚持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英雄情結。但很多时候，这样的理由难以说服家人。在队里，因为与家人出现分歧而无法参加救援任务的队员不在少数，有把队服藏起来阻挡外出的，也有以极端方式相逼迫的。
队员都是志愿者，即便是经过专业训练，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意外。出发前，团队会花上一大笔费用为队员购买保险。但尴尬的是，流动性较大的志愿者团队很难满足户外工作保险设置的各类门槛，最终只能给他们购买了个人意外险。
多位救援队队长都提到志愿者的流动性问题。佛山菠萝公益救援队创始人王治勇认为，当前民间救援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员频繁更换，极大影响了队员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菠萝救援队里配有10名专职队员，其余则是志愿者参与的方式，以确保能对救援地情况了解透彻。
关于民间救援队的可持续性问题讨论多年，始终未有明确路径。此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建议，民间救援队应该联合起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购买服务也是一种很好的生存途径，而且民间救援队在装备、训练、工作机制上都可以和政府形成对接。
比起政府购买服务，王刚更期待有一个针对民间救援团队的明确管理制度出台。“管理制度的出台能够有效扶持行业的增长。”这位12年来为民间救援事业倾其所有的救援队队长说。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此次水灾发生后，国家民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罕见地同时发文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社会应急力量积极行动，超过400支队伍、1万余人，参与各类抢险救援3000余起。
事实上，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间救援的热情就日渐高涨，迅速壮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告诉《中国慈善家》，汶川地震后的十余年间，民间救援力量整体呈现出从局部地区向全国扩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的趋势;另一特征是网络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各类救灾网络联盟;个别组织还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积极参与海外救灾。
尽管民间救援力量早已成为灾害救援工作中的“熟面孔”，但其真正进入到“正规军”队列则是汶川地震后的第7年。2015年10月，民政部印发《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将包括民间应急救援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纳入政府规范体系。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相比较官方应急力量，民间救援队伍在灾害响应方面更为灵活、机动性强。“民间救援队没有程序报批环节，在资金运用、空间移动等方面更效率，能第一时间满足百姓需要，与官方救援力量形成了互补。”
《中国慈善家》梳理发现，近年来，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曾就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多次发文，但多以呼吁、号召为主，对于社会救援队伍的管理未有明确细则，与此同时外界对于民间救援力量的质疑从未停止，比如认为他们过于高调、作秀等等。
王振耀指出，当前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制，民间救援队伍群体出现了一些乱象，“救援队光有热情不够，还是要有专业的技能。”他建议，政府可以联合专业、大型的民间救援队，共同拟定出行业规范，对于技能训练、专业化等细则设立明确的考量标准。
邓国胜也提到，应充分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通过行业组织，加强民间救援力量自律与行业监管。而对于目前多数民间救援队伍难以负荷运营的现实问题，王振耀提醒，民间力量不仅包含着专业的民间救援队伍，还包括各大基金会，当前两者还未形成很好的对接。“民间救援队可以在日常、非灾害时期主动与基金会寻求合作机会，后者也可以将机构内非定向捐赠的款项拿出一部分用作专业救援队伍的培养支出。”
王振耀强调，民间救援队伍在发展方向上应发挥队伍小、切近群众等优势开展业务，与官方救援力量相区分，避免同质化。政府则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与民间救援队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弥补官方应急救援空白处。